《储安平文集》为何被删节？

傅国涌    

     在储安平先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三十二年之后，1998年7月，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了张新颖编的《储安平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真是让人喜出望外！在这之前，1983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资料简编》第五卷（蔡尚思主编，以下简称“简编”）中收入了他的五篇政论，这在1949年后还是首次。《储安平文集》第一次将他那些尘封已久的文字集中整理出版，我以为这一下可以领略曾经激动过无数心灵的储安平政论的全貌了。但当我在《储安平文集》下册

第3页读到这样一个“编者”注时，心就凉了半截：

    “储安平的这些文章由于仗义执言、饱含锋芒，对当时国民党腐败、黑暗的统治作了尖锐、有力的批判而产生极大的影响，赢得人们??尤其是知识界的好评。但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为了尊重历史，我们除没有收入个别文章（篇目仍列出）及对少数篇章的文字稍加删节外（删节的地方加省略号，并用符号标出），其余的

都按原貌收在这里了。”

    “文字稍加删节”的“少数篇章”有：《国民党的病症》、《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全文没有收入但标明了“存目”的篇目有：《阎锡山》、《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停战令下，战

仍不停》、《协商成就》等。

    好在上述《共产党与民主自由》、《共产党与“国家”》、《中国的政局》等篇，“简编”均是全文收录，且早在1983年就已公开面世。我遗憾地发现，编者删节的恰恰是这些文章中最有光彩、最有价值的句子、段落，全文没有收入的也正是我们今一值得一读的文章。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如果是编者自律，把这些“不合时宜”的文字自觉删掉了，那是不可原谅的。如果是文集在出版过程中被修理过了，那么责任当然不在编者。但是编者把删节的地方当作是“由于历史环境和思想的限制，作者对当时的局势和某些问题的认识也有偏颇、不当之处”，那是永远无法原谅的。编者眼中这些“偏颇、不当之处”说穿了无非就是储安平当年关于共产党的精辟论断，不幸这些

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触目惊心的论断在文集中统统看不到了。

    1945年12月1日，离抗战胜利不久，储安平在重庆《客观》周刊第四期发表一组评论，共4篇：标题分别为《共产党的前途》、《共产党与“国家”》、《共产党在争取政权中所走的途径》、《共

产党与民主自由》。文集编者删节的是《共产党与“国家”》中的一句：

    “过去外蒙之为中国领土，无人敢加否认，而共产党报纸竟公然刊载‘外蒙共和国总理’某某人抵达莫斯科之消息。苏联东，共产党亦东，苏联西，共产党亦西；甚至苏联与中国有什么问题时，

共产党报纸的论调似乎也成为了一个非中国人的报纸的论调。”（“简编”，23页）

    全文未收，仅存篇目的是《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一篇，其中说：

    “今日中国人民都在要求民主，争取自由，然而假定在共产党统治下，究竟人民有无‘民主’，有无‘自由’，此实大为可研究之事。我个人的答复是负面的。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人类思想各殊，实为一种自然的人性，假如任何政党想使在他统治下的人民，在思想上变成同一种典型，这实违反人性而为绝对不可能之事。而人民之有无思想言论之自由，又为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之有无‘民主’的前提。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则他何能自由表示其意见。假如人民不能自由表达

其意见，则这个国家或这个社会，又何能实行民主？”

    “……共产党是否能容许今日生活在共产党统治区域中的人民有批评共产主义或反对共产党的自由？假如容许，则我们何以从来没有看到在共产党区域中出版的报纸有何反对共产党或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或在共产党区域中有何可以一般自由发表意见的出版物？……就我个人言，共产党今日虽然大呼民主，大呼自由，而共产党本身固不是一个能够承认人民有思想言论自由的政党，同时共产党所谓的民主，是‘共产党民主’，而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人可以和平地，出乎本愿，不受

任何外力干涉，而自由表示其意见’的民主。”（“简编”，25、26页）

    其实，王实味的死早已说明了一切，“革命圣地”延安，那里的一切都是不容质疑，更不许批评的。曾亲临陕北采访的美国记者白修德在盛赞延安之余，对那里的思想言论自由也打了一个大大

的问号。

    1947年3月8日，国共内战的硝烟弥漫了大半个中国，储安平在《观察》周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中国的政局》一文，锋芒所向当然是国民党当权者，但也涉及了他对共产党的基本评价。文

集虽然收入了这篇分量很重的政论，却作了三处删节，其中最重要的有两处：

    “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一点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须承认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称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表达其意志，才能真正贯彻民主的精神。”（“简编”，34

页）

   “老实说，我们现在争取自由，在国民党统治下，这个‘自由’还是一个‘多’‘少’的问题，

假如共产党执政了，这个‘自由’就变成了一个‘有’‘无’的问题了。”（“简编”，35页）

    我要感谢“简编”的编者，他们早在1983年就能尊重历史、忠于原作，收入了这些文字，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最起码比十五年后的文集编者强多了。从1947年到现在，一晃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储先生在我们这个充满杀戮与罪虐的人间蒸发也已经三十六年，然而无论时光怎样流逝

他的那些评价和判断依然新鲜如昨。这是储安平在1949年前夜对共产党的认识。

   储安平，不愧为一代“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对时势的见解那样洞若观火，看问题如此惊人的准确，只能让后人叹为观止。我为这个世界上曾有过一个叫储安平的生命感到灵魂的温暖。老实说，迄今为止，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没有什么人敢说超过了储安平当年甩给历史的这句话。半个多世纪后我们产生的也不只是“不幸而言中”的感慨，在1949年前夕历史大转型之际，知识分子中有如此先见之明的人几乎凤毛麟角，曾有过各自辉煌历史的民盟诸君子几乎都失去了独立的判断，“一边倒”了。尽管储安平给这个欲哭无泪的无奈时代下了先知般的预言，他自己既没有选择离开，更未能逃过一劫。但有了这样的论断，他就不会死，他永远活在历史的记忆里，活在我们的生命中。

    1949年是一条分水岭，储安平已不可能再拥有他心爱的《观察》，更不可能去写那些激扬文字了。1949年11复刊的《观察》不再是当年的《观察》，1950年5月1日创刊的《新观察》更是另一本刊物，储安平也不在其中。他只能去写当时就没人注意、今天更没人去读的通讯《新疆新面貌》，去当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哪怕是让他当《光明日报》总编辑，也不过

是戴着镣铐跳舞罢了，何况从1957年4月1日到6月8日还不到70天。

    1957年的那个夏天，他终于没有能抵挡住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反复的动员，在“伟大领袖”信誓旦旦地要求“对老和尚也提些意见”的阳谋诱惑下，这个曾以论政为业的书生终于开口了。6月1日，在统战部最后一次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作了题为《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这就是著名的“党天下”发言。发言稿共1200字，不仅是打印好的，还特别注有“光明日报总编

辑储安平发言稿”、“希用原题、原文勿删”字样。他说：

    “……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党这样做，是不是有‘莫非王土’那样的想法，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

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文集330?331页）

    “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两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都被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

副总理有12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党外人士，……”（同上，331页）

     这篇发言稿刊登在第二天的《光明日报》上，虽然与他在《客观》、《观察》时期的政论相比，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从标题到内容，我们都可以发现他已失去当年的锋芒与棱角，发言是那样的严谨、有分寸，那样温和、含蓄、婉转，那么的字斟句酌。但他还是一语中的，“他把那许多右派分子絮絮叨叨说了半天的深沟高墙，外行内行，特权思想，教条官腔，用三个字概括了起来。”（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112页）三个字胜过了千言万语，被称为“当年右派分子向共产党猖狂进攻的代表作”一点也不过分。“党天下”三个字

毕竟太刺目、太一针见血了！他如此“提些意见”，“伟大领袖”又岂能容忍。

那一天，书生意气的储安平并不知道毛泽东起草的党内文件《事情正在起变化》已下发半个月之久，距《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也只有一星期了！这位沐浴过欧风美雨、坚持自由理想、曾把国民党一党专政批得体无完肤的知识分子，艾奇逊白皮书中所称的“民主个人主义

者”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1966年他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1980年他成为“不予改正”的5名大右派之一，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谜，无数人已为此写过无数的文章（从戴晴的《储安平与“党天下”》到邓加荣的《寻找储安平》，再到余开伟的《储安平生死之谜又一说》），人们不知道他到底是“投河自杀”、“滔海而死”，还是被红卫兵活活打死了（“虐杀毙命”），或者是出家当了和尚。也许永远都无法

知道了。

     但是人们永远忘不了他那些掷地有声的金属般的政论，忘不了他先知般的预言，忘不了他给亲身经历过的前后两个政权下的论断??他以“失败的统治”、“政治失常”、“一场烂污”概括了国民党二十二年的一党专政；他以自由的“有”“无”预言了共产党统治的时代，并以“党天下”三

个字给1949年后的中国下了一个历史的结论，也为他自己带来了灭顶之灾。

    无论如何，我还是要感谢张新颖和东方出版中心，《储安平文集》的出版毕竟让我再次重温了储安平先生当年论政的风采，使我有机会读到他那些直截了当批评国民党政权的激扬文字。因此我不想一概否定文集编者、出版者的努力与劳动，但愿文集重印或再版时能把删节的、存目的都补上、收齐，历史是不能“稍加删节”的，真相是无法“存目”的。这不仅是告慰储安平先生的在天之

灵，也是民族之幸。

中国近代史上四个 摩登人物的登场

傅国涌

    早在十八、九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知识分子力量，形成了一个有力的独立知识分子传统，换言之，从传统的读书人到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在俄罗早就完成了。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个转型不仅起步很晚，而且曾经长期中断，迄今为止，我们也不敢轻易断言，转型已经完成。

    我常常想，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开始于戊戌变法前后，主要以这几个人为标志：第一个人是张謇，他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战争那年中状元时已经41岁。在民族危亡的大背景下，他因缘际会，在故乡江苏南通开始实业救国生涯，当戊戌变法之时，他筹办大生纱厂已进入第四个年头，第二年，在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之后，他的纱厂终于开机生产了。在一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农工商的排行中“商”仍居末位的的时代，一个状元要以翰林身份去走一条前无古人的实业家道路，无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第二个人是蔡元培，1892年他26岁那年中进士，他虽然认同维新变革的思想，却不赞同康有为浮急的做法，认为中国这样大，积弊如此深，不在根本上培养人才入手，企望靠几道上谕一举解决问题，未免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戊戌变法失败，他并未被牵连，但他在当年9月毅然离开了翰林院，辞官南下，选择教育救国之路，先是在绍兴，后来辗转到上海，开始他的近代办学事业，他成为20世纪中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不是偶然的。

第三个人是张元济，和蔡元培同是浙江人，同一年的进士，戊戌变法的百日间，他曾受到光绪帝的亲自召见。变法失败，他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只身南下另谋出路。他有一个好母亲，在他受挫之时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儿啊，有子万事足，无官一身轻。”几年后，他在得风气之先的上海进入出版业，把商务印书馆办成了中国出版业的航空母舰。在出版这个全新的领域呼风唤雨，创造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他们之外，还可以加上第四个人，那就是办报的汪康年，他和蔡元培、张元济都是1889 年同科的举人，1894年获“同进士出身”的资格，但他一生走的是一条报人的道路，从1896年创办影响过一个时代的《时务报》到后来的《中外日报》、《京报》、《刍言报》，他以自己办报的实践深深地介入了晚清中国。

以他们为标志，这些都有科举功名、拥有状元翰林身份的传统读书人，终于告别“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的千年老路，在实业、教育、出版、新闻等不同层面，开创出各自的新事业，不再挤在从政这条独木桥上，不再以做官为唯一目标，在他们多元的选择背后是近代初露的曙光。他们走的道路已经偏离了朝廷这个重心，围绕他们这些人和他们的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朝廷之外的重心开始出现。可以想见，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謇这些人物在幽暗的长夜里冒出头来，脑后一样拖着长辫，嘴里说着子曰诗云，他们不懂外语，当时还没有看到过更辽阔的外部世界，但他们是不折不扣的摩登（Modern）人物，他们是历史的“新人”，他们的登场才真正意味着近代史在中国的展开。虽然他们手无寸铁，但他们都是创造历史的人，他们带来的一种全新的做人模式，他们提供的是新的价值，他们的追求在儒家学说、八股文和诗词歌赋之外。有了他们，其他读书人（当时的和后世的）就有了可以效仿的参照系，就会慢慢形成一种新的风气，社会进步主要是一种风气的影响，而风气的形成靠的是个别具体的、活生生的摩登人物作出的示范。一百多年前，无论怎么评价张謇拖着长辫在南通那块土地上办工厂、办学校、做社会事业的贡献，都不会过分，他影响的又何止是一代人。

                              王兆山的“做鬼也幸福论”

    王兆山的“做鬼也幸福论” 和余秋雨的“菩萨论”异曲同工，都是将肉麻进行到底的谄媚“文学”代表作。余秋雨对地震中失去了孩子的家长说：“在全国哀悼日，一位佛学大师对我说，有十几亿人护持，这些往生者全都成了菩萨，会一直佑护中国。我想，你们的孩子如果九天有灵，也一定已经安宁。” 

　　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第一首“江城子废墟下的自述”以废墟下遇难者的口吻，感叹国家人民抗震救灾的努力，面对“党疼国爱”和“民族大爱”，发出了“纵做鬼，也幸福”和“亲历死也足”的感慨！并表达了“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的愿望。 
王兆山词二首 

　　
　　　　　　
　　江城子
　　
　　废墟下的自述
　　
　　　　一位废墟中的地震遇难者，冥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
　　发出如是感慨——
　　　　
　　 天灾难避死何诉，
　　　　 主席唤，总理呼，
　　　　 党疼国爱，声声入废墟。
　　　　 十三亿人共一哭，
　　　　 纵做鬼，也幸福。
　　
　　　　 银鹰战车救雏犊，
　　　　 左军叔，右警姑，
　　　　 民族大爱，亲历死也足。
　　　　 只盼坟前有屏幕，
　　　　 看奥运，同欢呼。
　　
　　
　　　　 钗头凤
　　 川之吟
　　　　
　　 山青秀，水碧透，
　　　　 峰塌须臾河毁骤。
　　　　 城飞歌，乡飘乐，
　　　　 楼崩灵折，村消屯破。
　　　　 祸。祸。祸。
　　　　 国殇忧，八方吼，
　　　　 令发京城动九州。
　　　　 红旗烁，军歌越，
　　　　 救川举国，不弃一个。
　　　　 魄！魄！魄！ 

“历史在自由的一边”

——重温殷海光的预言

傅国涌

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孤岛台湾，一个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殷海光（1919—1969）就坚定地预言——狂澜已在退落，“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是他在1965年底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中提出来的，他以强有力的逻辑力量和常识理性深刻地指出了当代共产集团的弊病，毫不留情地批判“泛政治主义”以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等违背基本人性所导致的灾难。但是他从不可摧毁的信念出发，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在自由的一边”。其时，他本人正遭受着国民党专制势力的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在大学的教席，贫病交加，离生命的终点已没有几年。

这个预言要比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早了二十几年，殷海光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只活了50年，在他身后二十年，共产主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在东欧、苏联一个接一个倒下，他的预言实现了，历史固然在自由的一边。即使在他的祖国，在古老的大陆上也曾发生过震撼世界的自由风暴，虽然最终以流血的告终，但却预示了殷海光的同胞——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类也终将要拥抱自由，暴力可以暂时阻挡人类追寻自由的脚步，却不可能永远阻挡这一进程。当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这个“最后的角落”又能等待多久？在殷海光晚年栖身的孤岛，他曾经为自由奋斗、受难的土地上，自由的阳光已经洒满，自由的种子已遍地生长，其中包含了他和同伴雷震等人当年的汗水、努力和智慧，胡适喜欢的一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不少年轻时与他走着一条不同道路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到了生命的晚年竟然也在海峡此岸踏上了他走过的那条道路，朝自由走去，历史就是这么奇诡。顾准是1915生人、胡绩伟是1917年生人、许良英是1920年生人、李慎之是1923年生人……，这些殷海光的同时代人几乎都是青年时代追随共产党革命，以为革命是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满腔热血，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在革命高歌行进、刷新历史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灾难，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未能免于“反右”的浩劫，即便侥幸漏网的也难逃“文革”的网罗。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以笔为枪在《自由中国》书写了无数自由的篇章，即使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锒铛入狱之后，他也没有屈服过，没有向专横的国民党低下高贵的头颅，继续以充满道义关怀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影响社会，不倦地追求自由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因此而成为五六十年代孤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他相比，他同时代即“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陆产生影响却是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比他们同时代的殷海光晚了三十年。顾准于70年代初含恨而逝，举国之大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在黑暗隧道中的思考，直到1995年《顾准文集》出版，他的思想、言论才开始影响社会。李慎之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应该是在1999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洛阳纸贵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科学史家许良英80年代即以倡导民主与科学著称，但他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在90年代中期，他发出“宽容呼吁”之时。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大陆无疑也要比孤岛滞后了大约三十年。

好在“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不仅是殷海光四十年前的预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用淋漓的鲜血写下了她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自由是人类不灭的追求，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

                                                                    2004年10月6日

孙中山依然一览众山小

[此文是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40周年时写的，如今他的理想在海峡对岸已成为现实，他可以安息了。]

傅国涌

1922年10月，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举办“中国当今十二位大人物”的问卷调查，有1900多人参加。2个月后结果公布，孙中山以1315票名列第一。当时，他正处于逆境之中，在上海蛰居读书，并不是政治舞台上风光八面的权势人物。那个年代，从北到南都是军阀当道，有实力的是“胡子”出身的张作霖、布贩出身的曹锟、秀才出身的吴佩孚这些人，他们有地盘、有枪杆。民意调查至少表明，革命者出身的孙中山当年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他没有权势，但他历经艰辛、参与缔造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有主张，有蓝图，有热忱，不断地在为中国寻找出路，民众对他的敬意完全是发自内心的。

孙中山骨子里是一位理想家，他一生的眼神都是那么忧郁，为他深爱着的老大民族苦心焦虑、忧心忡忡、日夜不安。他的目光又总是超越眼前短暂的成败得失，着眼于长远的未来，正是这样的远见使他不计一时成败，屡仆屡起，坦然地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保持平常的心态。他几乎受到了各种不同立场的人们一致尊敬和交口赞誉，在近代以来的政治人物中，这简直是个异数。在激荡曲折、错综复杂的中国近代史上，即便是那些心怀鬼胎、自私自利的大小军阀，往往也不是选择公开与他对立的姿态，甚而在表面上认同他的观点。他的人格力量大大超过了他所拥有的实际力量，他的精神气质完全超越了自古以来宫廷或官场上那些圆熟的权势人物，也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王朝末世的造反者、革命者，他是近代的人物，普世文明已经在他的身上生根、发芽，他不仅仅属于他所热爱的中国，他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这样一个孙中山对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是不容置疑的，针对内忧外患、百病丛生、满目疮痍的现实，他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个极富概括力的说法，如此准确，如此简明，这三个词几乎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内核，这是他外察世界潮流，内顾中国实情，深思熟虑的结晶。他亲手制定的《实业计划》、《建国大纲》等也都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中国最有前瞻性的认识，那不仅是通向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也是鼓舞人心的理想。仅仅这一些，就使他站得比同时代的人高，看得比同时代的人远。难怪在他活着的时代，他不靠权势，不仗一兵一卒，就在公众的问卷调查中“一览众山小”。这一点，他本人大概也会感到欣慰。

确实，孙中山是个理想型的领袖人物，同盟会内部就有“孙氏理想，黄氏（兴）实行”的说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缺乏行动的热忱，或者行动的能力，他的一生都是行动、实践、奔波，但他更擅长的思考、演说，是激励同伴，行动并不是他的强项，民国在亚洲地平线上破土而出，当然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尽管那与他火一样炽热的理想，与他长期不断的革命实践也是分不开的。没有他这个独一无二的个体生命，一切都将是另一番样子。

孙中山不是完人，他也有缺点、有脾气、有失误。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伟大的历史人物，在他的性格中有天真的一面，有固执的一面，有看上去不成熟的一面。当清廷退位，袁世凯接替他出任总统，他认为民国成立、南北统一，民族、民权两大问题已经解决，以后的重心就是民生问题，所以他要退出政治，去从事铁路建设，其中就不无天真。说他固执，在清朝垮台前的漫长流亡岁月中，或者民国以后的十几年间，他不停地为理想而奋斗，败而不馁，与他的这种性格特征应该也有关系。也因为如此，他有时特别坚信自己的正确，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劝告，“二次革命”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行动失败，再度亡命日本，决意重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要党员以服从党魁命令为唯一要件，不仅要宣誓立约，而且要摁指摸。与他并肩奋斗多年的黄兴拒绝接受这样的做法，力劝无效，只有黯然离开日本。与传统的政治领袖不同，他不很擅长协调革命阵营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所以在同盟会时期，与陶成章、章太炎等都有过紧张的冲突。如果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标准，他看上去是那么不成熟，不会玩权谋，不是长袖善舞之辈，总是公开地表达自己的理想，可是，他和历代帝王、和那些久经宦海浮沉、老谋深算的达官贵人的区别也正是这里，否则他就不是孙中山了。在民国成立以后的许多重大决策和战略安排上，他也有过不少失误，他没有能很好地抓住空前的机遇，以最恰当的方式推动这次史无前例的转型，已经有历史学家直面这些问题。今天，包括他留下的教训、遗憾在内，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遗产，成为后人反思历史的新起点。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孙中山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任上，毅然决然放弃权位，实现承诺，辞去这一最高职务，这一壮举，放在中国历史上乃是前无古人的，这是近代政治文明的一束曙光，给予怎么样高的评价都不会过分，尤其考虑到这是在“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幕，就更加值得敬佩。有了这一幕，孙中山就足以傲然屹立在历史的天空下。在他离开这个世界八十多年之后， 追念前尘往事，内心深处依然会产生“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感受。

 蒋介石少了一个“弘”字

傅国涌

1935年春天，在野的中国青年党“曾、左、李”三巨头之一左舜生，接到蒋介石来自杭州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当年暑假上庐山一叙。在中华书局做了10年编辑、在复旦大学教过4年书的左舜生，虽然早年就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因为信仰国家主义，而投身这个被外界叫做“醒狮派”的青年党，但始终只是一个书生，最后的归宿也是历史学家，而不是政治人物。当时，他对蒋介石的行事仅限于远距离的观察，对蒋的为人也都是来自于传闻，所以在直接见蒋之前，他希望多一些了解，所以就登门拜访了熟悉的军事学家蒋百里（方震）。

蒋百里是浙江海宁人，近代军界的前辈，在日本留学时，曾与蔡锷等并列为“士官三杰”，深受梁启超的器重，因为他做过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门生遍及全国，对后起的浙江老乡蒋介石当然有很多了解，因为与吴佩孚的一段关系，曾引起蒋介石的不满和疑虑。左舜生希望他能抛开个人的恩怨，客观地评价一下蒋介石其人。

蒋百里在自家的客厅里点燃一根烟，徐徐吐出一串烟圈，然后很从容地说：“您这个问题很好，我从来不讲所谓个人恩怨，您知道我认识南北的高级军人很多，有少数而且是我的学生。以我观察，在今天全国高级军人中，遇着一个相当严重或复杂的问题，能以快刀斩乱麻的精神当机立断，似无一人能出蒋先生之右者，今后只看他统筹全局的方略如何。”停了一会，又接着说：“一个人很容易为历史所支配，尤其容易为自己成功的历史所支配。蒋先生崛起黄埔，黄埔生在北伐一幕，因为主义的熏陶与精神教育的收效，表现很不错，但这究竟是打国内战争，今天一个现代的强国，对军事教育的水准，提得很高，日本一个师团长，除必须在陆军大学毕业以外，还要积有长期的资历，才能得到这样高级军职。以黄埔的课程而论，要学生指挥一个师或一个师以上的军，甚至十万二十万的方面军去从事国际战争，我还是希望蒋先生出以审慎。”他的这个判断当然是站在军事学的角度上。

随后，左舜生又去拜访了蒋介石留日时的结拜兄弟黄郛。一个偶然的机会，1934年春天，黄郛因为签定《塘沽协定》，受千夫所指，黯然自北平南下，准备返回莫干山隐居，在火车上他意外地读到了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一篇短评，对他却有持平之论、同情之理解。他一路打听这个署名“仲平”的作者是谁，直到后来从上海一个亲戚那里才得知这是左舜生的笔名，便托亲戚邀请左上莫干山一游。左舜生知道黄、蒋是昆季之交，于是在黄的一个旧部陪同下，上了莫干山。黄郛健谈，从上午9点一直说到下午四点以后，将一生风云、黄蒋交谊说了个大概，特别讲到当年协助蒋介石击败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劲旅，北伐初成，蒋政权在握之后，他辞归莫干山隐居，临别之际，蒋曾单独问他：“今后我所应持的态度怎样？”黄郛回答：“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老弟于‘毅’字之一字，已足够足够，今后只当在‘弘’字上多下工夫。”这是朋友之间的临别赠言，是真正的肺腑之言，不是官场的虚应客套，所以话说得直白，没有遮掩。亲耳听到这番话的历史学家左舜生，一直记得很清楚，连语气都记得。可以说，蒋始终少了一个“弘”字。十年后，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观察蒋的为人处事之道，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搞民主无量，搞独裁无胆。” “量”和“胆”，都与一个“弘”字连接在一起。

黄郛当年的声音谈笑，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云中，这位做过北洋时代的摄政内阁总理，国民党时代做过上海市长、外交部长的政要，没有留下回忆录真是太可惜了，好在他的爱侣沈亦云有一本《亦云回忆》。莫干山上的黄郛别墅名为“白云山馆”，“白”取自他的字“膺白”，“云”取自沈亦云的名字。在一个纷乱的年代，他们有幸抛开俗务，在山上度过一段宁静的神仙眷侣生活。上一次，我上莫干山，看见白云山馆后面他们手植的山茶花犹在。

歌声已远

傅国涌

    虚假的誓约伴随着空洞的岁月，流淌在冰冷的雪地上，雪水融融，梦幻般的歌声，在天寒地冻之中渴求温暖的问候。

    远走高飞是鸟儿们永远的心愿，可是最终谁也走不出大地之外、天空之外，走不出冬天之外、夏天之外，生命里除了苦守季节，只有一片天地空旷地苦守着你我。我们的真诚只是遥远的孤独，我们的激情只是无边的黑夜，夜长得没边，可是，有边的白天又能如何？

    歌声已远，草地岁岁荣枯，无视人间风景的变化，纷纷凋谢的不是落花和落叶，而是你我的青春和梦想。年华似水，在水中默默流走的难道仅仅是似水年华？

    脆弱的翅膀在风雨里会变得坚强吗？ 在脆弱与坚强之间，横亘着一条生生死死都勘不破的河流，河流滚滚，流不动茫茫红尘。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在来去之中反复的故事都已陈旧不堪。歌声已远，花开花落一样的不再新鲜……

                               几本有关民国史的书

   一位朋友对我说，他想从史学的角度对民国那段历史作深入的了解，希望我推荐一个书目。发短信太长了，我把现在已想到的几本书先贴在下面：

     [美]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美]费正清 主编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

     李剑农  《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

                       [这些书应该有多个版本]

     [美]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美]易老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年

     [美]易老逸《蒋介石与蒋经国1937——1949》，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美]小科布尔《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这些书我看到的版本可能早了些，可以找新出的版本]

     袁伟时 《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大陆未出版，网上可以搜索到，6万字长文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和“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1909—1949》，吉林出版集团2008年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现在只有香港三联书店的版本，大陆还没出版。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要看的书实在太多了，先写这几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