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华按：这是我昨天给《新京报》发去的一周评论推荐榜。如果说这些作品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在不面层面和针对不同对象的判断上所表达的宽容、自由、对人的关爱和对他者的尊重。它们把这些价值表达得精彩而感人。特别是当它们把这些价值与其他价值作比较的时候，它们的判断确定而鲜明。我推荐的榜单并不是仅以价值标准评价作品的。这个榜单有点巧合了。

燕赵都市报：所有追求都能成为“金牌”动力

中国青年报：奥运后国民心态变化应着眼于“现代” 

东方早报：我自己的小小奥林匹克

南方都市报：那一个微笑的电子漂流瓶

新京报：公共管理需要奥运式的服务水平

上海商报：如何让信息时代的公民安然隐身

东方早报：江苏分税新格局铺路行政体制改革

南方都市报：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工具

所有追求都能成为“金牌”动力

8月22日    《燕赵都市报》

   节选：人类为什么而拼搏，而进取？这恐怕永远是一个无法穷尽其答案的问题。尽管对于我们许多人来说，更习惯接受也更愿意公开表达的，是一种比施泰纳更宏大、更壮阔、更符合“社会期待”的目标，比如亿万国人的期待，比如国家民族的荣耀……这些固然确定无疑，但并不应被视作唯一正确的目的。

　　通过奥运会这个人类向自我梦想冲刺的最壮观舞台，我们可以发现更多姿多彩的生命梦想，更多元多面的奋斗方向。菲尔普斯儿时的好胜心，博尔特挑战极限的战斗欲，施泰纳把胜利献给妻子的决心，而33岁的体操老将丘索维金娜为儿子治病第五次征战奥运赛场，美国癌症运动员赛尚则参赛，仅仅是想证明“我还能游”……原来，所有追求都可以成为“金牌”的动力，既不浅薄也不寒碜。 

    [点评：在国家荣誉这个巨大的价值面前，毫不隐讳地肯定了那些源自个人的多元价值。这作为一篇社论发表出来很不容易，特别是在我们的奥运期间，不仅是我们自己，而且世界都把中国的金牌与国家荣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一家媒体还能够宣示这样的价值观，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是静悄悄的思想解放和言论开放。]

奥运后国民心态变化应着眼于“现代”

8月28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宋金波

    比“大国”更贴切的词语，也许是“现代”。现代国家，无论大小，无论强弱，但都有一些相近的价值观，对待历史、对待世界、对待“人”的价值，都具有相似的国民心态。对现代化的执著曾让我们多年苦苦追寻，今天，蓦然回首，已是关山度若飞。在“四个现代化”之外，国民心态的现代化如今是不能回避的课题。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一定是大国，但他们的国民生存状态、社会面貌，却很可能比大国国民更值得称道。

   [点评：“大国心态”或“大国骄傲”是奥运会期间被表达得特别突出的一种价值，它有增强民族自信的正面价值，同时它也可以在金牌名次等多种事实面前得到证明。奥运会，我们都在这个层面上得到了某种满足。但它是不是一种更为积极、平等、冷静、平和，更为现代的国民心态呢？作为一个“大国”，我们就够了吗？这篇文章就拿出另外一个价值来做对比。本来，我看中一篇《北京晚报》苏文洋的精彩文章《“大国民”是个什么东东》。但是，我觉得这一篇把这个问题说得更明确、直接。]

我自己的小小奥林匹克

8月24日《东方早报》  作者：陆青芜

　　节选：坐在电视机前，看这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跳得最高的人，身体协调平衡能力最好的人，最能调整心理鼓舞斗志的人，一个个成就荣光，实现梦想。可是那毕竟不是我，我所有的，只有一个自己。即便不能把一本书扔出三米远，不能一跃而过矮小的篱笆，不能如云莺一样歌唱，不能负千钧于一发时微笑，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嗓音，我的心脏，都还是我的。这真实的存在，便是我最大的光荣与梦想。

　　我宁愿只做我一个人，任何人也不能代表我，我亦不强迫任何人。一个人所能做的，不过是努力说想说的话，做想做的事。雨过天晴，紫薇花开，红的白的紫的。校园里的学生，黑的白的黄的，也许他们当中有人根本不知道奥运，更谈不上喜欢，可是，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喜欢就行了。当我喜欢的恰好是你不喜欢的，我的荣光在你心中是罪孽，我的梦想在你眼里是尘埃，那你和我，真的需要打一架吗？

  [点评：这不是在表达一种“万皆备于我”的盲目自信，而是在表达一种多样化的、相互宽容与尊敬的价值观。一种内心的自由。]

那一个微笑的电子漂流瓶

8月28日《南方都市报》　作者：兽兽

　　　　“iPhone女孩”之所以引发关注，正在于苹果这条高度组织化的精密生产线竟然也会出差错。这起意外事件所代表的“反常规”，正暗合了流行文化所赞许的那种“新奇”和“酷异”的品质。要得到一部有东方女孩照片的原装iPhone，最后甚至找到其人真身，几率如同中奖，而这个电子漂流瓶却让一位英国青年体验了全球亿万苹果粉丝无法体会的“独孤求败”般的快感。尽管如此，我们仍能想象iPhone女孩美丽笑容的背后是日复一日机械性的劳动；如果她也买上一部iPhone，可能得花掉一年的积蓄。然而，如照片显示，她甘愿通过诚实而辛勤的劳作来改变自身境遇，创造美好生活。我认为，这才是所谓“中国制造的鲜活表情”所传达出的信息：她不是一张可供欣赏的漂亮面孔而已，这是一个有尊严的劳动者开心的瞬间；只是她拍照的时机和地点深具创意而已。

　　《地球是平的》作者弗里德曼近日来访广东，展望广东制造到广东“想象”的转变，我的理解是，除了想象有创意的物质产品，我们同样要以创意和关怀来想象周围那些普通的劳动者。

    [点评：对这个新奇的新闻故事，我看到多篇评论都在两三个点上议论：一是经济全球化，二是劳动者权利，还有一个就是互联网，一般写得都比较温情。我先选择的是北京青年报张天蔚作为社评发表的《一起“地球村”里的美丽“事故”》，但最后一天看到了这篇《那一个微笑的电子漂流瓶》——我觉得这篇表达得更集中、更明确一些。而且，标题的文字更美，诗意盎然。]

公共管理需要奥运式的服务水平

8月27日《新京报》

　　节选：许多人可能会问，良好的公共政策环境，是奥运会时期的特殊变化，还是一个能够长期持续的改进？其实，公共管理的现代化，是一个无法折返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政府短期内可能会增加成本，甚至产生争论；但是从长期来看，恰恰能达到行政成本降低、执政能力提高的效果。奥运会承办过程中的社会良性反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正是奥运会留给中国的一笔珍贵遗产。

如何让信息时代的公民安然隐身

8月28日《上海商报》  作者：周东飞

　　节选：25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专门增加了保护个人信息的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从目前已经披露的一些滥用个人信息案件来看，刑法修正案将国家机关和公共部门工作人员列为犯罪主体是很有针对性的。国家机关和公共服务部门拥有合法合理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力，在我们的生活常识中，没有几个人敢于拒绝这些单位发放的表格。公民无从对抗，法律必须干预。公共机构对权力的滥用，是公民个人信息被滥用的根源，管束公共权力是保护个人信息的关键。

江苏分税新格局铺路行政体制改革

8月21日《东方早报》  作者：乔新生

　　节选：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精简机构，减少地市一级行政机关，是中国未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省级政府直接管理县级政府，建立省县两级财政管理体制，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而且可以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在难以直接撤销地市一级行政机关的前提下，江苏省另辟蹊径，通过建立省级与县级政府的税收分成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架空”了地市一级。

人是历史的主体而非工具

8月28日《南方都市报》   作者：景凯旋

　　据国内一家媒体报道，在不久前结束的全俄教育工作者会议上，俄教育部门推出了一本名为《俄罗斯历史（1900-1945）》的教科书。在关于“大清洗”的章节中，该书认为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的工业发展，而且最终成为了解决人民经济问题的合理工具。

　　选择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道路去实现国家富强，实行法治还是罔顾法治，尊重经济规律还是忽视经济规律，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刻原因。历史证明，蔑视人类的基本价值，诸如生命、人权和自由，这样的强盛即使能够实现，也是短暂的、表面的。比如苏联的强大就只是发展出畸形的军事工业，商店里日用品却空空如也，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实际上，70年前的大清洗就已经埋下了苏联解体的祸根，这并非完全由于东西方冷战的原因，也是只顾强国不顾民生，造成国民心灵创伤难以痊愈的结果。

    少华按：昨天，我应约去央视的梅地亚中心，与新组建的一个评论栏目的两位策划人讨论这个栏目的一些问题。临走时我把事先打印好的两页意见留了下来，使她们很吃惊，极赞“认真”。其实，这样的意见，近年来我已经为央视的不同频道的不同栏目写了有好几份，他们大多没有机会看到，因为他们往往在非常热情地找过我一次之后就再无声息了。而那些筹办中的栏目，有的只出过样片，有的播出过几次就消失了。下面是我从电脑中找到的一份——记不得是哪一年了： 

    《交叉火力》我看了一集（样片），应王田的诚意相邀，不揣冒昧，谈几点看法。

 第一，节奏还要缓下来

      我觉得论争的层次和质量是没说的。但节奏还是可以缓下来一些，空间也不要太局促。这两者给人的印象实际上相关：就是要一个更从容的“论争时空”。更有质量的思想交锋，可能需要一个更从容的“时空”。

    我说的“从容时空”，可能包括，参与者坐得不应太远，也不应太近（现在的样子有点过近）。过近增加了紧张感。当然，我同意现在这样“侧对”，而不是“正对”，这也是要是降低“对抗感”——尽管“对抗”是这样栏目要突出的特征。这一点我在后面还要说。

      还应包括：语速还可以再缓一些。论争双方不应当不自觉地相互相打断话头抢白。主持人也要注意不要打断参与者的话头——这一般是观众最难以忍受的。

     理由：应该考虑到，有一些参与者，还有他们的真知灼见，是跟不上过快的语速的。他们在过快的语速节奏中会很不适应。观众的反应也同样。这很可能造成声大、声快决定一切的局面。

     “欲速  则不达”。电视人在这一点上就得牺牲一点效率。我一直担心电视人过于强烈的效率思维，会影响他们对于“从容论辩”的境界的接受程度。“从容论辩”，既是一种风度，一种文化，也是真理——真知灼见适宜产出的土壤。

     我们这个节目，与大学生辩论赛区别开来，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在语速、效率上区别开。

      另外，过快反而容易显得乱。

      如果我们通过这个节目，培养或创造出一种好的、令人欣赏论争风度和文化，给社会示范，那就是最大的成绩和贡献。

第二，建立规则，消灭抢白

       （1）要求发言者尽可能从容简单洁地讲话。讲完后保留一个清楚、短暂的“休止符”，一个讲话的暗示，不要没完没了。

       （2）要求要求争辩者容前一个发言者把话讲完，等到“讲完”的暗示后再说话，中间空出一个“休止符”——这是给观众的。

       （3）论争双方相互给予“从容”和“尊重”的暗示；而不是刚一听到对方的破绽或“荒谬”就冲动得脱口出而。

       （4）还应该事前规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得反驳。

  
 第三，不应公布“场外支持率”

       理由：1、它给人的感觉不真实。

             2、真理的问题不能以多数来决定。

             3、它给人以最后谁胜谁负的暗示，而这是真实的论争不应追求，也追求不到的。

第四，最后我要说的是：关于“对抗”，应有更深入的理解

     这个节目强调“对抗出真知”，但简单的对抗本身是出不来“真知”的。论争中真正的收获，是在对抗之后，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相互接受对方观点或共到达到一个新的共识，使参与者或旁人有所改变。这是我自己在无数网络论争体会最深的地点。

     因此，主持人在节目的程序上不能简单地强调对抗——对抗到底。而应该注意论争之后双方观点的微妙变化，甚至可以鼓励这样的变化。在论争之后，改变一些观点，不是什么可耻的事。它恰恰是论争的收获。如果什么都没有改变，双方都停留在原地，论争的价值，也就打了折扣。        

    昨天接到央视一位编导的电话，还是要我对一个正在筹划中的电视评论栏目贡献一些意见，还传来了策划案。我很为难，因为我确实没有这方面经验。但推脱不过，为了避免见面时尴尬，我上午在家憋了半天，准备了如下的意见。只贴自己的，不公开别人的——这是我的博客伦理。

　　我觉得《**评论》这个策划案写得好。如果我是电视台的领导，我觉得它说服了我。实际上，作为一个长期写评论的人和评论教员，我个人也很同意它的价值理念，特别是同意它以新闻节奏操作和以当日新闻事件作为选题的模式。下面考虑的问题，就是实际操作的可行性和难度问题。

第一，多种元素的问题

　　元素越多，变量越多，关系就越复杂，操作难度就越大。由于是动态控制，直播或者准直播，还要保证播出的稳定性和安全性，难度就更大。

    因此，哪些元素是静态的常量，哪些元素是动态变量，就要先考虑清楚，因为它们的可控程度不同。应当尽可能把动态因素压缩在更为可控的范围之内。

    比如，新闻叙述和背景资料是静态的因素，它们可以全由事先做出来的小片承担，但却要动态地插入。插入的时机则是变量，因为它在两个评论员交谈的动态节奏之中，要受这个节奏的影响。

    说话的人，肯定是动态元素。两个人甚至三个人交谈，肯定会获得互动性，乃至“直播感”（liveness）。所以，现在电视评论节目，演播室至少两人以上。但是这也要细分：如果两个人都作评论员，都发表独立的观点，就比只是一个人发表看法，另一个人只是提出问题可操控的难度要大。凤凰卫视的《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都是两个人交谈，但却只是一个评论员发表看法，另一位主持人只是提出问题，作“请教状”，就是因为考虑到这种方法可操控的程度大得多。央视的《国际观察》也是这个模式，但是多出一个评论员。两个评论员的观点有时还略有不同。操控难度就略大一些。但还是有主持人在场控制节奏，间或者说发表一些看法。

　　从策划案看，《**评论》采取了后一种模式。这就要考虑到两个评论员的观点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的，还是相反的，如果是相反的。要不要辩论？有多大的空间允许辩论？辩论要不要有结果？弄不好把一个评论节目搞成一个辩论节目。同时，辩论也要考虑到效果——它是使观众更清楚了，还是更糊涂了？

   　上述元素之外，节目中的“连线”也是一个动态元素，它增加了互动性和丰富性，同时也增加了操控难度。这是一个场外的变量，无论是场外专家还是场外网友，都会与演播室内的交谈节奏有一个衔接问题。在我看来，这个元素固然使节目热闹，但衔接、操控难度较大，可以试一试，并不一定成为一个必要元素。待基本的节目形态稳定成熟运行之后再加入也不迟。

    “实时互动”是往往是电视新闻或评论节目自己提出的一个高标准，如果做不到，就会最终沦为假互动，假连线。还不如没有。

    总体而言，策划可以取法乎上，尽可能地追求节奏的互动感和元素的丰富性，但实际操作却应该求稳定性、可操控性，特别是在节目起步阶段。

第二，角色关系问题

　　上面无论是凤凰《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还是央视的《国际观察》，无论两个人、三个人，角色、功能、都有明显的位势的差别。这种差别，对于观众来说，其实是一种稳定感和可预期性。对于制作者来说，就是操控性。央视新闻频道的《新闻1+1》也是两个人交谈，但两个人的角色差别和功能差别就不是很鲜明。因为两个人原来都是做主持人的，现在突然其中一个人作评论员，观众在心理上未必认可，而两个人说的内容，两个人的知识结构、背景和经验，在权威性这一点上差别也不大。效果就不好，感觉上角色就不清楚。

　　此外，我看策划案中还有一个“当事人”。这个角色很微妙。因为当事人与评论者不同，他与事件没有距离，其评论的客观立场恐怕就成为问题。同时，正因为他与事件没有距离，因此他势心会成为一个新闻源。他如果在演播室出现，势必会成为一个被采访者，向他提出的问题，势必会集中到事实问题，而不是观点问题。这就会使这样一个评论栏目变成一个访谈节目，把评论员和主持人变成记者。如央视的《新闻会客厅》，它的片花语就是：“新闻会客厅，会见新闻当事人”，这个节目就很难说是评论节目。这个角色如何在节目中出现，我没有在策划案中看到，但是他与其他角度的关系问题，我在这里提一下，需要审慎考虑。

第三，评论的问题

　　我很赞成策划案中“这不是一个访谈节目，而是评论节目”的定位。但什么才是评论，怎么能确保评论要素的突出，却是要从细节抓起的。评论要素的核心就是判断：一个人只是在“谈论”新闻，还是在对新闻作出判断，这是辨认评论要素的一个分野。那么，如何确认一个人是在判断呢？除了在观点上明显超越于新闻事件表面因素的判断句之外，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是否回答了新闻事件所包含的问题。所以，问题，要明确提出来，而且在节目制作之前就心中有数。没有问题的新闻事件不适合作评论节目的选题。在节目中由主持人向评论员、专家提出来，或者由评论中相互提出来，并且由评论员或专家明确地回答出来。谈话中有了这些内容，动态的字幕就容易做出来。这些问题，就是节目操控的主线。

　　如果没有明确的问题和对问题的明确回答，那么，势必沦为几个人在重述新闻，而不是评论新闻。有问题，才好找人，也才会使节目紧张起来，否则，一路谈下去，谈半个小时，会沉闷得合观众难以忍受。

　　但是，如果提出了问题，却没有得到回应，那就是失败。这或者因问题质量不高，价值不大，或者因评论员或专家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总之，会给观众带来不好的印象。

第四，观点多元问题

　　观点多元如何实现？是通过在演播室介绍不同观点来实现，还是通过两个评论员表达不同观点来现实？前者的操控性更强一些，后者操控难度更大一些。此外，现场的评论员的观点与场外观点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也是一个着眼点。一般说来，对场外观点如果是静态地介绍，那么它们就会自然地成为演播宾至如归评论员的评论对象，评论员对这些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赞同或不赞同。场外观点如果是动态地展示，即通过电视、网络的同步互动，那么，辩论有时就难以避免。当然，展示不展示辩论，取决于编导和主持人。我这里只是说，要心中有数。这个节目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不仅取决于多样化的电视手段，更取决于如何对待和处理人的观点。无论做出什么选择，总体的“样子”（不只是电视的手段、形态），要明确而稳定。事先的计划，就是要克服或约束那些影响稳定和明确的因素。

　　唐振常《川上集》专有一篇文章为《远生时评》，谈及远生时评的遗存和风格。由于远生自己没有存稿，所以在远生被刺去世后，好友林志钧辑录《远生遗著》中的时评非常少，“时评一项，集中所存，只有十七篇”。

　　唐先生以这十七篇概括远生时评的风格为：“均是大题小作，涉及政事、法律、政党、议会等诸多方面，行文则或庄严驳论，侃侃而谈；或旁敲侧击，引而不发；或诙谐嬉笑，冷语有加，无论采何种形式，均是三言两语，令人心领神会。”——并对其中五篇时评进行例举分析。治近代史的学者中，像唐振常先生这样对时评文体如此重视的并不多见。

　　唐振常所概括远生时评风格，在多大程度上是远生自己个人的风格，在多大程度上是那个时代时评的群体风格？需要仔细对比分析。据我所见，远生之前和同时代的陈景韩、邵飘萍，远生之后在二十年代的《国民日报》写作的沈雁凉、三十年代在《申报》写作的陶行知，他们的时评写作，粗看起来，也差不多都是这种风格。

　　一般认为，远生长于通讯写作，他是近代以来为通讯文体最终形成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他对时评的贡献如何，也是需要研究的。其时评流传下来的不多。要研究远生时评，应在这十七篇之外再加寻找。

　　当年在报刊上写作的，多为著名学者、文章大家，他们投入报刊写为，是尽一份社会责任，并非当把其当作是一种成就功名的事业。像时评这种短小的实用文体，在当年人们看来算上什么正经文章，所以结集出版时多不刊录。如章太炎晚年手订《章氏丛书》，就不收其早年在《民报》等报刊上写的时评和辨驳文章。胡适是特立独行的人，其自选集《胡适文存》选录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这一周”短评，就有朋友颇不以为然。梁启超去世后，门人辑录《饮冰室合集》，对于其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的“国闻短评”基本不选。前几年学者夏晓虹编《集外文》以补《饮冰室合集》，所收时评也不全。这也可能是因为《清议报》、《新民丛报》、《国风报》上的时评多不署名，无从确认是梁启超手撰。矛盾是现代著名文学家，长篇小说写了好几部。《茅盾全集》14、15卷中却收录他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写的时评——短的也就一百来字。 不过，这两卷被冠为“散文四集”和“散文五集”——“散文”成了一个筐，仿佛“散文”二字，才配得上文学家的身份。其实茅盾写的这些时评，与文学根本挂不上边。楞说时评是“散文”，实际上还是没把它当作是一个独立的、上台面儿的文体。

   　今天读刚在南京清凉山买的唐振常《川上集》，其中有一篇《陈寅恪先生论梁启超及戊戌变法二源》，提到陈有一篇《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认为多取材于梁氏《戊戌政变记》，《戊戌政变记》‘作于情感激愤之时，所言不尽实录’，吴其昌撰此时‘亦为一时情感所动荡’，‘故此传中关于戊戌政变之记述，犹有待于他日之考订增改也。’”

　　不久前，我恰好在北京商务印书馆购买了吴其昌的《梁启超传》。吴其昌是梁启超的弟子，他写的梁传自然会与其他人写的传记不同，人们对其可信程度也不免更加依赖。不料今日偶然从唐振常《川上集》中读到的陈寅恪对此书的评价——不仅此书所述未可征信，甚至梁启超自己所述也未可征信。这样一个“偶得”的认识，不仅适用于梁著，也适用于更广的学术领域。

　　于是，吴其昌撰《梁启超传》和唐振常的《川上集》这两本看似无关的书，就这样在我的书架里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微妙的关系。其实，所阅的图书之间建立起各种各样的关系——相互支持的、矛盾的、辩驳的关系，这种关系暗示着人们在一个特定领域认识深入的进程。对于某一个领域的深入认识，就在这种关系中得以发生。学术中的“旁征博引”，就系于这种关系。说得严重点，如果没有看到这种“关系”，任何单独的一本书，也许都是不可轻信、也不可轻用的。可惜我性情浮躁，心系多端，在我所读、所购的书中能够发生“关系”的甚少，因此对多个领域的了解，也都在浅层上浮着。

　　我明显感觉到，我在一些知识领域的外层浮着，总是进不去，就是因为我没有在单独的知识之间把握到这种“关系”。

    有多少应读未读之书啊，我并不知道它们在哪里！

  　在昨天的博客上，我谈了在南京清凉山上买书的事，其中关于对旧书的兴趣，有未尽之言。人为什么需要买旧书呢？我有一言曰：旧书，正是我们自己错过的新书。所谓“错过”，除了我们对日新月异的图书市场关注不及之外，更本质的原因在于：我们个体的知识结构，问题、兴趣——即需求的生长过程，与社会的知识创造过程——即图书的写作、出版过程，不可能同步。某一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对这一领域还没有产生兴趣。而等我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的时候，这本书已经过了它正常的销售期了。除了西方的《圣经》和中国（过去）的《毛泽东选集》，所有的书都有一个销售期，不可能总在书店里摆着。它出版时我错过了，要想再见到它，只有指望在旧书店里了，那是不一定的事。实际上，往往在旧书店里，我才知道这世上曾经出版过那么一本书。它们是时间的漏网之鱼。

　　《克鲁泡特金传》，是我上周在南京清凉山上的养正书店上购买的旧书，1986年出版，扉页上有上海市黄蒲区教育学院图书资料室的印章。1986年的时候，我在甘肃当记者，并不了解克鲁泡特金其人，也没读过他的《互助论》、《面包与自由》。我后来接触克氏的著作，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中青报时开始写作“乌托邦”读书笔记。克鲁泡特金是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著作中也有很浓的空想成分。谁会对克鲁泡特金感兴趣呢？这本20多年前出版，原价2.7元，现在标价12元的书，在旧收店里等着谁呢？显然，它在等着我——一个因为恰巧读过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所以对他这个人感兴趣的人。

　　还有这本唐振常教授的《川上集》，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2003年张二次印刷，也就是说，我有两次在北京遇到它的机会，但都没有遇到，最后却于2008年在南京清凉山的书店里遇到了。有趣的是，与上面那本旧书“加价”4倍多不同，这本旧书是降价一半。原价15，标价7.5。为什么我会购买这本书呢？因为这本书是唐教授议论近现代史事的文章的合集，其中关于民初著名评论记者和评论家黄远庸的文章就有三篇：《黄远庸之死》、《远生之忏》、《远生时评》。而我作为一个对近现代史感兴趣的新闻评论教员，仅因这几篇文章就不可能放过这本书，特别是在不久前读过《远生遗著》之后。所以，一本旧书与我们的缘份，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在某个领域的兴趣深度与新闻记者范围有关。

　　当然也有“缘悭一面“的遗憾。比如，多年前我曾在北京琉璃厂海王村的中国书店里见过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影印本，当时售价300元。当时没买，就是因为兴趣并未深入地投入到这个领域。现在不仅再也见不到了，而且即使再次印刷出版，其价格恐怕也买不起了。

还有，容我后续——

    少磊向我介绍，南京以夫子庙周围作为俗文化的代表，而以清凉山地段作为雅文化的代表。少磊说雅俗，并无多少褒贬之意，我理解夫子庙之“俗”，无非游人如织、商铺林立。有人说，此地江南贡院，读书人汇集的地方，怎么会俗呢？那我就要答了：他们读什么书？读那几本书，还不是为了向皇帝讨个官儿做，这还不够俗吗？

   上了清凉山，我才理解少磊的所谓“雅”：不仅这里的清幽（甚至有些萧索）与夫子庙的喧嚣热闹形成对比，而且清凉山上免费参观的古崇正书院遗址所代表的书院文化与夫子庙边收费游览的江南贡院所代表的科举文化也恰成雅俗对比。书院文化之雅，在于它无功利的单纯求知，没有人给官做的。在科举制一统天下的上千年里，还有一座座书院能够传续着中国人单纯求知识的信念，这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事。因为我们至今还处于功利化学习和功利化教育之中，其影响力可谓无远弗届，深入人心。

  　我和妻子在8月15日上午从南京城东北部的紫金山栈道上乘坐20路公共汽车，穿越内城来到城市西部的清凉山。这里是南京许多免票公园之一，类似北京的紫竹院，但更幽静，更有书卷气息，进门不远，拾阶而上就是崇正书院。为了倡导读书的风气，这里还建立了凤凰读书园，邀请全国著名文化人讲学。这是古代书院的传统。

　　　这里崇正书院遗址上的书店，叫作养正书店，可以坐下来品茶的书店。而且许多书都打折，其中一些是旧书。我过去出差和现在旅行，总是在行囊中留出一些空间，专为偶遇的旧书预备。外出偶得满意的旧书，有如旅途艳遇一般。因为只有偶然留在书店里的陈年旧书，才能够体现图书出版的丰富和悠远。而由于图书发行往往不免有地理范围的边界，因此异地购得的旧书，就更有不可期待的惊喜。

　　如果只是随便买书，那可以说无穷无尽，买不过来，但一个人活了几十年，知识结构和个人兴趣已经定型，真正能够遇到与自己思考的问题相接，有精力阅读，又能负担得起的书，其实是很有限的。所以，在关注新书出版的同时，不能不向“深处”——也就是旧书店寻找。可惜如今还能够在地租昂贵的闹市街头站住脚的旧书店已经不多了。初到异地，更无从寻找，所以，在清凉山上偶遇旧书店，这本身就是一个惊喜。

    过去几天在南京留连，出出进进，随处可见古代的城墙和城门，不仅沿山（紫金山、清凉山）可见，临水（玄武湖、秦淮河）可见，就是普通民居，也往往抵城而建（如我们表弟的小区）。闹市街头，偶然转身，也能发现一座不知年代的城门。南京的现代生活，就浸润在这些古代城垣所暗示的沧桑岁月之中，与漫长的历史零距离相接的那种感觉，对于生活于其间的人们来说，滋味会很不相同吧？

     这座孤立的老城门，位于城市中心区的龙蟠中路上，与它紧邻的是一个“燕窝鱼翅海鲜酒家”，而它的另一边，则正在兴建地铁工程，呵呵，两者相衬，形成有意味的反差。但是，这座在闹市中被保留下来的古老城门，与环绕着它精心建设的下沉式广场，还是形成了闹市街头一处静谧的所在，一处城市中心的人文历史公园，仿佛的喧闹中点醒人们的历史意识——我们与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相伴；却不愿更多地占据现代生活的空间。

　　　8月14日早晨，我和妻子从太平门外的斯亚花园酒店出发，沿紫金山栈道步行上山，沿途则是南京东北面的古老城墙。

　　　城墙下是车流繁密的公路，公路边则是林木蔽翳的人行栈道：对古老文明的尊重，对现代生活的尊重和对人安全与情感的尊重，都在这种“并行”的规划设计之中了。

这是南京古城由北向南的转角处。

　　　这是南京城南面的一个复建的城门（也可能只是一个打开的豁口），我们本来想去看我国最大的一座古城堡——南京中华门，不料乘地铁至中华门站，回头在高架路上步行数百米，看到的却是这座“长干门”，显然我们走错了。不过，这座地铁穿城而过的“长干门”虽非著名景点，却使我想起了李白的那首《长干行》：“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舟暂借问，或恐是同乡”——这是一首一问一答（也可能是自问自答）的情景小诗，问答之间，主人公情态毕现，青年男女之间那种有话没话的搭讪，给人留出联想的空间，见可见唐代情感生活的开放自由。这可能是这首白描式的小诗容易让人记住、千古留传的原因吧。“长干”何意？为什么由唐代的长安，移到了现代的南京？

　　　长干门外是与秦淮河相通的一条长河，对岸则是开发的小区。在南京，这种临水望城的民居似乎很多。

　　这是南京西北面城墙的清凉门，一座公路桥在城门旁穿城而出，跨超秦淮河，从下面看，桥头就跨在城垣上。

   这是南京古城西北一段，叫作“鬼脸城”的地方——可能是因为规整的城砖砌在一段不规则的红色岩石上面，显出很怪异的样子。

北城清凉门内是一处居民小区。

登上清凉门旁的城垣，面对城北流过的秦淮河。

临离开南京时，与王少磊、陆高峰、马青夫妇游玄武湖，玄武湖公园的门墙，也是古城垣。

   码头上站的正是从江宁区远道赶来的陆高峰。他是时评作者中的一位在读博士生。

   肖余恨、刘方志、赵勇等时评朋友也从南京的不同地方赶来一见，这让我非常不安。此次南京之行，纯属夫妻假期闲游，却叨扰亲朋甚多（表弟阳天一家、少磊一家，还有上述以前未曾见过面的朋友），两个人的闲游，成了那么多人的负担，这是我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这要怪我们夫妇意志不够坚定。

   过去五天里，我和夫人差不多都在南京，由我们的朋友王少磊引领，雨中游览南京师范大学校园；上清凉山在崇正书院选书喝茶；在玄武湖上与南京时评朋友肖余恨、刘方志、赵勇、陆高峰见面，少磊还特地把他特别欣赏的南京著名广播评论主持人马青一起邀来——因为我对地方广播电台在新闻评论形式上的创新表现出明显的兴趣。此外，游溧阳天目湖、南京夫子庙、紫金山、总统府不记。

  　先记南师大校园。

　　南师大现在有一部分在郊外大学城，叫作“仙林校区”；另一部分则留在城内的老校区，叫作“随园校区”。少磊虽住在傍山而建、开阔幽静的仙林校区，却把城中历史悠久的“随园校区”当作“家珍”示人，在仙林家中招待午饭过后，执意打车四十多元带我们进城，参观老校区。此时，小雨已经下起来了。

　　我作为一个曾经的学生和现在的教师，无论到哪里，总是对校园有一种亲切感，因此，我把南师大校园之行看作与夫子庙、紫金山相比并不逊色的游览体验，何况对历史、建筑、教育和审美特别敏感的青年才俊王少磊相伴并作热情讲解呢。

　　细雨中南师大老校园给我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感，它使我辨认出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一些建筑的身影，只是比北大多了一些南国园林的小巧、秀气和清幽。校园中也自然有更比北方更多的林木覆盖和江南水气。建筑之间相连的廊道就是一个特色，更适应南方多雨的季节。

       第二天我在总统府买到作为“南京稀见文献丛刊”之一的《首都计划》，这才了解，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前身为金陵女子大学）的设计者，美国人茂菲，正是现在北京大学校园（原燕京大学）的设计者，他也就是南京城作为国民政府首都的设计顾问。这一北一南两所大学出自同一人手笔，这使我感到惊喜。这是一位在中国文化中浸润多年，特别能够领悟中国建筑的文化意蕴和社会功能的西方建筑师，能够融合中西建筑的优长——这本《首都计划》就充分体现了他的思考。

　　除了介绍设计师茂菲、吕彦直，王少磊还把我带到一座座教授的雕像面前：“——这是唐圭璋”，少磊说，“果然是，唐圭璋是搞唐宋诗词的。”

     这位和蔼可亲的女老师，是明妮·魏特琳，曾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系主任，并曾二度代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留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收容和保护了一万名以上的妇孺难民。当时，难民都称她为“活菩萨”、“观音菩萨”。我在网上查到，“《魏特琳日记》是继《拉贝日记》、《东史郎日记》之后，又一部反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第一手原始资料。”&ld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