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清晨6点半多一点，天还没亮，一辆大型轿车载着我们学院数十名师生驶离校园，赶往河北玉田县，参加一位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这位同学26日深夜在京沈高速公路上突遇车祸，抢救无效，于27日凌晨去世。这是我们最优秀的一位学生，前学会生主席、学生媒体总编，市级三好学生。学院师生识与不识，都感到震惊和惋惜。事故和葬礼安排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学院师生集体赶赴外地参加一位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以前还没有见过。我想，这不是因为这位同学是最优秀的，而只是因为：她是我们的学生。

    我由于一早上有课未能前去，但是，在清晨的微光中，我目睹了那些远去外地与那位逝去的同学告别的老师、同学们的身影。其中有我非常尊重的前辈，也有比我年轻许多的同事。还有许多识与不识的同学。其中一位老师因为家远，怕来不及，昨晚就住在学校。还有一些老师，前一天就已在玉田。整整一车鲜花，也随人赶往玉田。这是那位同学的导师筹备的。

    古人说：生死亦大。我能够理解：我在清晨所看到的一幕，就是我们师生对生命的态度，也是校园师生间自然存在的情感。它们需要一种庄严的形式。

    昨天晚上，我给身在玉田的一位老师发短信说：我赞成学院为一位学院举行追悼会，这正是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我的意思是指1944年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延安为战士张思德举办的追悼会上，毛主席的那篇著名演讲。毛主席的这篇文章，是我们从小读的“老三篇”之一，今天想到它，理解完全不同，它不再只那种政治的、政党的色彩，而是一种人道的、关怀生命的制度创设。是一种现代文明制度、人性化的理念，一种普世价值。毛主席在演讲的最后说到：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你看，这篇文献、这个制度中，分明体现了一种生命平等的现代意识。在毛泽东所有政治文章中，这一篇是最感人的。

　　正是因为认同这样的精神，我昨天晚上就想，在今天上课前，我们可不可以为那位去世的同学默哀一分钟？

　　我对此有一些犹豫，一是因为自己历来不喜欢形式化、仪式化的东西；二是因为这种我的这种特殊的请求，同学不便拒绝——我担心老师把教学之外的意志强加于学生。我甚至不知道教师有没有权利在教室提出这样的倡议。何况教室里还有旁听生和留学生。所以，为这个想法，我竟一夜没睡好。但是，今早我在课前在座位上与同学商量，得到了同学的积极赞同——他们了解这件事，并熟悉这位优秀的学姐。

　　这样，在上课之前，我们在教室里第一次为一位同学默哀。人死神灭。我当然不相信我们这一缕哀念能够通达那位逝去同学的神灵。但是我想，孔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不信，他肯定认为，这样的仪式其实是对活着的人的一种情感尊重——尊重的是人们那种怜惜、不舍、对生命的挂牵。他尊重的是仪礼的社会教化意义。所以，我觉得，那位逝去的同学，她值得我们这样做。我们的任何一位同学，都值得我们这样做。这就是孔子的精神和毛泽东《为人民服务》（“纪念张思德”）所表达的生命意识和平等精神。

　　就老师与同学之间来说，我们不能不以一种庄严的形式来触及这件沉重的事，不能不以庄严的形式来排遣这件事给同学们带来的心理冲击和情感冲击。说白了，我们不能装着没有发生这件事，没有看到这件事。因为，坐在课堂里的不是别人，就是我自己负有一定责任的学生——我是他们的班主任。

    在那短暂的一分钟默悼中，我们共同体味着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共同体味着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校园情感；共同体味着那句感人至深、却令许多人因为忌讳而不愿出口，我却从来愿意“倒过来”说的外国名言——“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我而鸣！”

链接：  新闻学院2008级硕士研究生周慧同学遭遇车祸不幸罹难的情况

     少华按：每次评论课的开头，都由两位同学发言——针对自己观察到的评论现象和作品作出分析、提出问题。有的与课程的进度相关，有的则在课程之外。上周讲到选题，而一班的周卷施同学的发言恰好涉及选题——他差不多在老师的讲义之外，另外提出了一套对于新闻评论选题的理解模式。

     选题是评论写作的起点。但是，对于个人写作来说，它往往被人的意识和经验所隐没，成为和‘不自觉的“缄默知识”。评论教学如何揭示这样一个思维活动过程，把它和它的规律显现出来，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对人的写作实践活动的自觉意识。现有的教材，包括我自己的，都是试图达到这样一个目的，但做得远不够好，标准和分类单调。所以，卷施同学提出的模式一下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就鼓励他写出来，并尽可能地论证一下。下面就是他作为一次作业交给我的，我征得同意贴到这里，供同学、朋友讨论：这是不是选题的问题，有没有道理？它反映的是：评论教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尚有进一步认识的可能。他写出来后像是一个小论文，但在课堂发言时都有作品实例。

如何进行新闻评论选题——过程中的价值主题选择

                                                  06级新闻学1班 周卷施

    新闻评论一直被看作媒体的灵魂所在，是表达作者、媒体意见的重要渠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新闻评论的写作过程中，选题作为起点，承担了指引评论写作方向的作用，直接影响评论的写作方式。因此，研究新闻评论的选题，对于研究新闻评论，同样有着指导性的战略意义。

　　关于新闻评论的选题，笔者视其为一个完整的过程，因此引入一个概念——价值主题、并从这个方面入手，对新闻评论选题进行探讨。首先对这个概念加以阐释：价值主题，建立在事实和价值二分法的前提之下，指的是在新闻评论选题过程中，需要表现、分析并贯穿整个写作过程的主要价值因素。

　　在讨论选题过程之前，必须分析新闻评论的性质，并以此作为整个选题过程的前提。笔者认为，广义上，新闻评论属于新闻的一种。虽然新闻评论不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做出的报道，但评论因新闻事件而作，新闻事件的存在决定了新闻评论的存在，并且评论对事实做出判断，实质上也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投射和反应。时序上的先后和内容上的依存，可以把新闻评论归于新闻的一种。另外，根据杨保军老师的“新闻状态论”，新闻在传播过程中存在三种状态：本源态、传播态、收受态[1]。由此，新闻评论，可以视作受众（评论作者）对传播态新闻的解码后，重新编码进行传播的产物，本质上看仍然是传播态的新闻。

　　基于上述前提，新闻评论的选题思路和标准应与新闻报道相似，篇幅所限，不能对新闻报道的选题思路和标准加以具体解释，就用“应知、欲知、未知”这一简单而又有共识的标准作为分析的基础。笔者认为，在“应知、欲知、未知”这一标准的运用中，可以将“价值主题”移植进来。受众的“应知”，可以视作价值主题中的最高主题，即“代表了人们最高追求、最完美状态的诉求话语”[2]。它反映了人类对世界秩序的共同认知和期待，如人权、自由、民主等。受众的“未知”可以视作价值主题中的最低主题，即微观的社会生活中，受众的知识未能涵盖的领域及对应的社会价值，往往是对社会重要事件和领域的解读、分析。而受众的“欲知”，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往往受到群体心理的影响，关注符合群体心理需要的内容，如娱乐、丑闻等，笔者将“未知”定义为价值主题中，介于最高主题和最低主题之中的灰色区域——中间状态。在新闻评论的选题过程中，价值主题是选择的起点，选择不同的价值主题，就会有不同的话题、切入点选择。

　　选择价值主题，首先要明确在各主题的视域中，如何确定具体的选择标准。最高主题的话语中，主题应该具有普适性或者崇高性，体现普世价值、共同文化心理和社会的普遍共识。最低主题则倾向于表达对社会事件的微观分析和阐释，这种阐释需要以专业知识来解读，因此可能会被人认为有精英化的趋向，但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就已经解释过，知识精英的专业解读，是在公众和政治精英之间构建对话和理解的重要方式，甚至可以是社会的润滑剂。中间状态的内容，则需要依据新鲜性、贴近性、异质性等标准加以筛选，确定哪些社会热点和新闻报道，将作为评论的主题。

　　与价值主题相对，笔者认为还要从方法论角度考察事实层面，即在具体的选题操作中，价值主题如何体现。根据事实和价值两分法，新闻评论可以从事实和价值两方面入手。由此，新闻评论选题的模式也可分为两大类：事实类型、价值类型。事实类型形式较为简单，主要是利用专业知识，从专业视角分析新闻事件和信息，如有可能，则对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价值类型中，笔者认为又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是阐明新闻事件意义，提请社会注意，或者是直接表达社会群体的利益需要，二是宣扬普世价值和社会的普遍共识，提倡价值理性，并在价值上对新闻事件进行价值判断。从当前的新闻评论实践来看，这两大类型三种模式，基本上能够概括新闻评论的选题范围。在三个模式中，蕴含着价值的排序：专业理性、社会（公共）理性、人类理性。通过这样的渗透，价值主题作为新闻评论的基本认知图式，嵌入到了新闻评论的选题当中，从而体现价值主题对于新闻评论选题过程的意义。

　　最后，需要对一个问题进行回答：选题的三个模式之间有没有价值取向上的高低之分？笔者认为，这三个模式在价值取向上没有高低之分。专业理性、社会理性、人类理性从价值来看，虽然有学者批判工具理性，但在笔者看来，哲学上的命题无法进行做出判断，无论是哪一种价值理性，都是人类通过思考而总结得出，只有思维的难度大小。既然在根本性的哲学命题上，无法得出一个肯定性的结论，那么，专业理性、社会理性、人类理性这三个价值取向，应该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符号的解读，而不能寻根究底从根本命题中，得出一个普适的答案。

    今天从《南方都市报》传来的邮件中看到前天一位旅美资深咨询顾问发表的文章《支持奥巴马显见华裔自相矛盾》。我读了之后，把它分别存在电脑中的三个文件夹之中，因为我觉得它作为资料，有三个方面的用处。

   我先把它放到了“选举”这个文件夹下面的“美国选举”子文件夹之中。因为它正是反映美国选举的情况。然后我把它存到了“教育”文件夹下面的“外国教育”下的“美国教育”子文件夹中，因为此文介绍了美国地方学区改变学分制一些新情况——“本人所居住的得克萨斯的学区要改变中学考试记分制度，即把所有课程的最高分数都定在4分，不再给荣誉课程(最高分为4.5分)和大学课程(最高分为5分)更高的分数。”

    最后，也是与我的评论教学最相关的，我把这篇评论存入“评论”文件夹下面“判断”子文件夹的下的“孙文件夹”—— “价值判断”之中，因为这篇评论反映了人们在进行价值判断时的复杂性——多元的标准，而且是同一主体内在的多元标准。正是这种多元的价值标准，使得美国华裔公民支持可能在社会政策上对自己不利的奥巴马——也就是作者所谓的“自相矛盾”。   

    作者揭示出这种“自相矛盾”，我想目的在于帮助美国华裔认清自己的利益所在，作出对自己真正有利的选择。但是，我感觉，这样的分析评论仍然无法完全排除和取消人的内在价值的多元性和人的内在矛盾性：人的切身利益和自己的政治理想、乃至审美理想相矛盾。由此做出对自己不利的选择。评论应该可以帮助人们做出清醒的、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但是，无法把人还原成单一价值的、只对切身利害做出反应的人。

支持奥巴马显见华裔自相矛盾

南方都市报2008-10-23

　　目前，美国大选已近白热化阶段，过去的几个星期，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一直领先，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在全力反击，支持率又一点点地上升。虽然奥巴马一路领先，考虑到还有两个星期的时间，11月4日大选究竟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还难以预测，2004年的这个时刻，民主党候选人克里也领先布什，但最终布什获得了大选的胜利。

　　有意思的是，奥巴马在中国的人气很旺，参加民意调查的多数中国人都看好他。对此，我有些不理解，如果站在中国利益的角度，更多的中国人应该支持麦凯恩，因为麦凯恩支持自由贸易，而奥巴马反对自由贸易，麦凯恩当选显然对中美贸易有利。在我看来，中国人一边倒地支持奥巴马，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对年轻黑人历史性当选的情绪，而很少有对中国利益的实际考虑。从国家利益上考虑，中国人对奥巴马压倒性的支持是自相矛盾的。

　　同样的，在美国的许多华裔也对奥巴马有很大的支持。我可以用华裔对中学考试记分制度的态度为例来说明，华裔支持奥巴马也是与自己理念和利益相矛盾的选择。最近，本人所居住的得克萨斯的学区要改变中学考试记分制度，即把所有课程的最高分数都定在4分，不再给荣誉课程(最高分为4.5分)和大学课程(最高分为5分)更高的分数，由此引起当地华人强烈反应，电子邮件你来我往，倡议大家去抗议。为什么呢？因为华裔的孩子大多修习不少荣誉课程和AP课程，能够取得4分以上的平均成绩，从而在学校获得更高排名。如今学区要改变现有的记分制度，因为其他族裔(比如白人、黑人)的孩子不愿意参加有更高分的荣誉课程和AP课程的公平竞争，期望通过记分制度的改变，使华裔(也包括其他亚裔)孩子失去竞争优势。

　　可是，据我了解，许多要抗议学区改变记分制的华裔家长，他们中的不少人却可能把选票投给奥巴马。如果奥巴马当选，他要执行的改变比记分制度的改变可大多了，他要通过税收把纳税人的钱送给那些根本不交税的人，40%的美国人根本不交所得税，反而从政府领取各种各样的福利。奥巴马的政策不仅不能鼓励努力工作，而且还压制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也就是压制竞争。还有，奥巴马已经许诺新增1.3万亿美元的政府开支，许多项目都是福利项目，华裔得不到多少实惠，反而要为那些福利项目买单。如果要抗议那不公平、缺乏竞争的新的中学考试记分制度，那为什么华裔选民非要把选票投给奥巴马的经济政策？

　　此外，奥巴马大力支持的所谓“平权法案”(其实是“优权法案”)，要优待少数民族，但那只是针对黑人、墨西哥裔的美国人，华裔孩子不仅得不到任何优待，反而在大学录取上被更加苛刻对待。相反的是，共和党在过去多年来反对“优权法案”，强调在大学录取上要一视同仁，不搞优待，鼓励公平竞争。华裔孩子尽管不需要对少数民族的照顾，却需要公平的竞争，但奥巴马当选无疑会让华裔孩子在大学录取上遭受更大的不公平待遇，有鉴于此，为什么华裔选民非要把选票投给奥巴马支持的不公平的“平权法案”，做出自相矛盾的选择？

  (作者系旅美资深咨询顾问)

    本周两个的评论课都讲到新闻评论的结构，我感到自己讲的内容平平。这不仅因为议论文的结构的基本分类是现成的，前人都那么讲，而且是因为，我感到：结构是太表面化的东西——它就在文本的表层，老师只需要向同学们提示那些体现结构的段落关系和语言标记——比如艾丰的《名牌是民牌》就是特别明显的。提示结构的存在，并不难，却也不够。更有价值的，不仅是揭示结构的功能，而且是揭示结构在具体的思维、写作中是如何形成的。

    结构据说是从建筑学移来的概念，尽管它普遍存在于万千事物之中。这个概念揭示了事物内部的关系。但在我看来，它只是事物内部一种静态的关系。我们以结构视角观察的许多事物都是静态的，最典型的就是建筑物。但是，评论写作与此不同，它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建筑物在结构之下都是“均质”的材料——钢材、沙石、水泥。但评论作品在结构之下，却是“非均质”的思想和语言文字——每一个字都不一样，而且是一个字儿跟着一个字儿写出来的。因此，仅仅以结构来揭示评论的写作规律，不能算到家到位，因为这恰恰忽略的是实际写作过程中那涌动的脑际和笔端的思潮与文字。也忽了人们实际阅读、理解一篇新闻评论的动态过程。

   结构与这样两个动态的过程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在周一的课堂上，我在演示讲义的屏幕之外的黑板上写了这样三个概念：

结构·线索·节奏

　　我这样写，是因为结构之外的另外两个概念都反映动态的过程，都可能是写作或阅读活动中的重要因素。我让自己和同学们思考的是：它们与结构的关系是什么？

　　同学们纷纷谈了自己对这另外两个概念的理解。他们大多承认这两个东西是存在的。只是当我问：“线索是客观存在的吗？”张冉反问：“老师，你说的‘客观’是什么？”她承认“线索”是存在的，但认为它是存在于作者的写作和读者阅读、理解的思维过程之中存在的。还有同学补充：“它是通过文体来体现的”。

　　“线索”应该是存在的，它存在的基础在于人们思维和表达的连贯性。读者对“线索”的意识，正是他们对作者思维和表达的连续性的把握。文字和思想的连续性，不仅是主体（也就是作者）认识的一个规律，也是读者在接受中的一种期待——是这样吗？

　　孔林久接着上面张冉回答：线索不是直接表现在文本之中，而是要通过读者的理解活动才能显现出来。

　　陈瑾说：我也同意，一篇文章它不会很明确地告诉你我这个线索是什么。它需要读者自己来总结。

　　张媛媛说：我觉得线索可能是适应作者写作和读者阅读的要求存在的，它有可能是一、二、三、四，也有可能是以小标题来示意，但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隐藏于文本之中的。

　　我说：你们对线索的理解显然与对结构的理解不同。结构更容易把握，它更明晰化、更“摆在哪儿”，是这样吗？

　　那么，另外一个概念你怎么理解——你能够在一篇评论中体会到“节奏”吗？

　　你会在音乐中体会到节奏吗？你会在舞蹈中体会到节奏吗？（大家都点头）那么，你会在一篇文章中感受到节奏吗？

　　“节奏”是一个来自音乐领域的概念，一个明显反映动态过程的概念。但是，人们即使在完全静态的建筑中都可感受到“节奏”的存在——以至于一班的吕凡同学说她一看到这个词就想到了雨果在《巴黎圣母院》中对那座伟大建筑“节奏”的描写。那么，新闻评论，这个由一个动态的写作过程完全的静态作品中，有没有节奏呢？如果有的话，其节奏又是由什么形成的呢？

　　刘刚说，在上一次看到的一篇评论中，作者把论点摆在开头，因此在论证的时候，我就感觉它的节奏放缓了。

　　吕凡说：文本中的节奏，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在小说或其他叙事文章中看到。而在新闻评论中我觉得节奏就没有那么明显。但是你仔细地看的话，新闻评论好是表达自己观点的叙述方式，在叙述中一定有它的线索或是节奏。或者是体现在它的“叙”和“议”之间的结合，或者是表现在它的层次、段落和——这种把握吧。

　　杨舒认为：新闻评论主要是为了展示观点的，有的文章比较明快，一上来就把它的核心观点摆出来了，条理非常清楚把分论点摆出来，你会感到他有一种非常急切地表达自己观点的意念。我觉得这种节奏就比较“紧”一点。另外一种，就是有的那种有散文化倾向的，他好像就是跟你慢慢聊的那种感觉。它和那种急切地用事实来征服你的感觉不一样。

　　张冉说：我觉得，节奏不是在每篇评论当中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它体现的是作者对读者的一种主导性。如果把一篇评论比作一场戏剧的话，这个线索可能是故事的梗概。故事的硬概是每一出戏剧都有的。而那个节奏就是引人入胜的情节。好的情节对于议论文来说就是一个好的节奏。

　　这个同学善于引喻取譬的思维特点令我不觉暗中赞叹。但引喻取譬却往往使我觉得距离事物本身毕竟还隔了一层。

　　但是——我问：结构、线索、节奏，这三者是有关系的吗？它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高健说：我觉得，对于一篇新闻评论来说，结构和线索是必须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果结构混乱，没有一个线索的话，给人的一种基本的传达意思是传达不了的。但是，我觉得节奏像是一个更高层面的东西。结构和线索是能够很明晰地看到，说出来的。但是那个节奏，一般人们只能感受到，不能具体地用语言来说明。我觉得，新闻新闻评论应该是有一个节奏问题的，就像其他文章一样。只不过，这种节奏因为作者的写作习惯和写作素养，它暗含其中。看到一篇好文章，你不能具体说出这篇文章的节奏有多好；但是看到一篇节奏不太协调的文章，你会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你觉得这文章不好，但是你又说不出来它为什么不好。

　　何叶青说：在写作之前，作者应该有一个意图，这个意图，在它成型之前肯定是一个线索；作者用这个线索来统治它的结构，在它的结构中体现它的节奏。

　　她能这样用精炼的语言把这三个概念的关系串连起来，引起了大家的一片笑声。

　　何叶青接着说：我觉得节奏吧，读者读的感受和作者写的感受应该是很相似的。他如果写得很“拖”，看起来也会很“拖”。如果写的流畅，看的也就感到流畅。

　　当然，抽象地概括，并不能揭示这三者具体的、实有的关系。我往往感到，同学们的概括思维的能力比较强，这肯定是思维和表达训练的结果。但是在帮助大家进行新闻评论的；思维、写作训练时，我却觉得：有时候需要“降低”概括性，这样我们才能一起触及到作品中那些具体的、实际的关系。

　　我问：从写作过程和接受过程来说，它们虽然体现的是不同的侧面，但是都是同一个过程，是这样吗？

　　何叶青说：可能吧。不过写作和阅读的侧重不一样。如果是我的和衣而卧，首先是想线索和结构，然后节奏呢，是不自然地表现出来的。但是，如果是读者来看的话，首先感觉的是可能是它的节奏，再会仔细地看它的结构和线索。

　　噢——我说，写作和阅读的心理过程是不一样的，是这样吗？

　　无论构、线索、节奏，我们对这三个东西分别表达了什么，它都是我们对同一个对象——就是作品的文本——的感受。我们面对一个静态化的（也就是写成了的），但是必须动态地阅读的文本之中，感受到这三个动、静不同的东西。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品的内部关系，既需要静态地分析，也需要动态地分析，即“还原”到写作和阅读过程中来分析，这样才有可能揭示复杂的、实际的写作活动和传播效果。这样的课堂讨论是有益的，但这样抽象地讨论，代替不对针对具体文本的分析活动。

      昨天一班的评论课，结束了“选题”，进入了“结构”。其实这一讲我讲的平平。但同学们的思考却很深入。今天收到张冉同学对结构的思考和她的一些问题。下面就是她的问题、博文和我的答复——

     马老师课上说到，和散文不同，评论需要倒金字塔的结构，判断要前置，在开头表达论点，来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

 　　那么，为什么评论和散文的阅读期待就不同呢？为什么读者不可以期待评论也像散文那样娓娓道来，给予足够的耐心和美学上的欣赏呢？为什么会吝惜时间，在可以给人们生活和精神领域提供指导的新闻评论上呢？

 　　我想，可能是这样的原因：评论的阅读需要一定的逻辑强度，而人天然地会回避那些对他们来说，更有难度征服的东西。通过在开头点名要旨，可以降低思维的难度还是起到筛选的作用呢？？？——通过开头的筛选，读者可以不再看那些他们所不感兴趣的话题了。但是事实上，越是不愿涉及的东西，却是对自己大有裨益的。评论终究要做的是触发深层次的思考，在思维上应知和未知的鸿沟或许巨大，通过前置论点就可以弥合了吗？

[张冉还提供了她暑期间的思考结构问题的博文。]

http://tianyizr.blog.sohu.com/97613684.html 附后

我的答复：

　　　你关于结构的博文我读了，很感兴趣。你对于人们对结构既“依违”也“逃脱”的表述非常耐人寻味。我觉得，它触及了人们对于结构的心理规律。在这一点上，结构是涉及接受心理的规律。就如同表达有规律一样，接受也是有规律的。而结构正是接受与表达的契合点。也是表达受制于接受的表征。结构意味着规律和规范，而“挣脱结构”意味着自由。但其实所谓“挣脱结构”，也无非是创造一种新的结构或放弃僵化的单一结构，争取结构多样化而已。文体的演进——这在中国近代表现得尤为明显——就是结构不断更新的进程。

　　我很高兴你对结构有如此深刻的感悟。我也常常深深感慨：我们竟然无处不在结构之中——就像我们无处不在规律之中一样。这个世界是有结构的，与它是有规律的一样，都令人感到惊奇。

　　结构的普遍存在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客观事实。就文章来说，各种不同的文体，传播意图不同，表达的效率不同，结构也就不同；它们所依赖的传播方式，肯定会影响结构。但总体而言，整体感和有益于理解的效率性，都是结构承担的功能。（有一些艺术作品的结构本身还有表意性，比如我课堂说到的电影《通天塔》。）这是我们讲到新闻评论的结构的一个演绎前提。这个前提有经验的成分，也有假定的成分，比如，我们假定新闻作品的受众与文艺或学术作品的受众，在心理节奏上是不同的。当然，新闻评论的规范，最终不是演绎的问题，而是效果的问题。不是应该怎样写的问题，而是哪样写的效果更好的问题。我总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实验或调查来回答的。

　　你对评论“论点前置”提出的质疑很好。我想，按照你提出的问题，我选择理由2，即“起到筛选的作用”——不过“筛选”是消极的表达方式，积极的表达是“选择”，即“论点前置”鼓励那些对这个问题或论点感兴趣的读者下决定读下去而不是匆匆离开，这样可以尽快地争取到它的目标受众。至于“降低思维的难度”，也是一个理由，它与一个理由并不矛盾。因为，论点先明确表达出来了，就给了读者一个阅读后面内容的线索，后面种种的内容就有了附着，这是使读者减省和把握全篇意图的消耗的精力，增加理解效率的办法。即使不同意作者论点的读者，也会把主要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论证的强度上来。

　　至于你最后问的“在思维上应知和未知的鸿沟或许巨大，通过前置论点就可以弥合了吗？”我的回答是：当然不能。这个鸿沟要靠论证来弥合。论点前置的结构，无法解决认识本身的问题，它只是在大众传播的环境中的一种可选择的表达策略而已。

附：张冉的博文：

http://tianyizr.blog.sohu.com/97613684.html

 2008-08-19 | 对”结构“的一些看法 

标签： 维度  时间  变化 

　　提到“结构”这个词，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建筑。所以，会认为“结构”天然地是三维的、立体的。若是这样的话，我说“结构”就有点底气不足啦，因为高中刚学立体几何的时候，我完全不得要领，好在后来花时间总结，最终把立体几何做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在我看来，“结构”的内涵特别丰富。

　　它不仅是三维立体的，更可以是二维平面的。三维立体的，一不小心就会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二维平面的，似乎就可以轻松一点出乎其外的观察了。其实，多了一维，想要出乎其外，道理还是相通的。站得高一点，站得远一点，自然就会一点点地明晰起来。只是难以做到那么超脱，因为越是体积巨大，吸引力就越大。好像在宇宙中的行星，总要围绕着恒星旋转，因为难以逃脱它的引力。

　　它不仅是具体可感的，也是抽象剥离的。比如制度。制度通过具体的条文来规范行为，然而，它所要遵循的原则却看不见摸不着，是一种信仰。还有制度的运作，也是结构，因为增加了时间这个变量，演化成为一种动态的过程。

　　结构带来了秩序。这种秩序可以是自发的习惯，也可以是外在的约束。人们有的时候会很依赖结构，因为它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带来一定的安全感。然而，有的时候，人又不免想要逃离，因为这样的安全感缺乏变化。被相对稳定笼罩的躁动会渴望刺激。

　　对于结构，我难以逃脱它巨大的吸引力。找到自我与之的平衡乃是完美的状态。

附：昨天课上一些关于文章结构的摘引内容：

    今天周一，是我的汽车限行的日子。我终于下决心骑一辆小轮自行车到学校上课——我要试一试：到底需要多长时间？我的体力能不能承受？结果呢，去时花了45分钟，回家用了差不多一个小时。而我呢，既没有大汗淋漓，也没有气喘吁吁。——这还是讲了3个小时的课下来呢。

    这是我从教7年来第一次骑着自行车进入校门，有一种新奇的感觉。我搁下自行车已经有十多年了，不是因为开车了，而是因为家住的远了。小时候我们家住在天安门旁边的南长街，我从10岁起就骑自行车，前门、鼓楼、东单、西四，就是我的活动半径，西单、王府井、琉璃厂古旧书店，都在这个活动范围之内。对这个古都最精华的部分的体味和记忆，都是和自行车连在一起的。骑在自行车上的，还有我的青春岁月。

    后来，家越搬越远，一直搬到四环以外，自行车就这样放弃了。以至于现在到底还能骑多远，心里并没有数。实际上，这些年来，我不仅远离了自行车这个少年、青年时代的交通工具，还远离了我从小就熟悉的这座城市。因为，开着汽车，永远到达不了自行车曾经到达的地方，不仅是因为汽车没地儿可停。开着汽车，也没法走回自己的青年、少年。

    我正是因此而在今天感到兴奋的——骑自行车，我感到更熟悉，更有信心，也更自由。我不是开车的人，而就是骑自行车的人。其实早在汽车限行之前，我就开始尝试零星坐公交车上班了，走半站路到始发站，校门口下车，还是挺方便的。只是下班高峰的时候，往往挤不上车。所以，骑自行车对我，还真不只是汽车限行之后的无奈选项，而是一种对自我可能性的验证，一种对自己身体的把握感，一种回到自我的体验。这对于还有几年就到50岁的我来说，可能是一种内在的需求。这是无论开车还是坐公交车，都不能体会到的。

     今早读到《新京报》昨天一篇评论《粮票并非自然“消亡”户籍也一样》。使我产生兴趣的，是它比较集中地使用了比喻——实际上，粮票与户籍的比喻贯穿全篇。作者明显被这个比喻所吸引，并且试图对这个比喻进行深入的认识，实际上已进入类比论证的层面。但遗憾的是：他也为这个比喻所误——他的论证资源和读者的注意力资源都为这个比喻干扰、分散和消耗了。以至于自己的论点并没有得到清晰的表达和充分的论证。文中的红字是我的点评。

粮票并非自然“消亡”户籍也一样

　　在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城乡两种户籍制度，最终正像上世纪90年代初粮票的消亡一样，不是被取消的，而是在一些条件具备以后消亡的，[这就是比喻的缘起——以两个结果相同的事物作比喻]“户籍制度的改革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的结果，一定要水到渠成”。

　　说实话，把眼下的“户籍”制度与当年的“粮票”进行对比，还真有相似之处。如果研究一下当年粮票“消亡”的过程，对户籍如何改革直至“消亡”大有好处。

　　粮票，众所周知，它是计划经济下的产物。当年为什么要发行粮票？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物资匮乏，粮食不够敞开供应，所以要按计划分配。但是，在客观上，粮票的发行像如今的户籍制度一样，极大地限制了人口的流动。粮票分市、省和国家几种，只能在允许的地域里使用，超出“地界”就是废纸一张。

　　粮票的分地域使用，可能也免除了这样的担心：如果不对粮食消费进行限制，那岂不是全国的人都会涌到大城市来了？北京、上海如何承受得了？这种担心和现在的户籍放开后的担心十分相似。

　　但是，大家看到了，粮票取消，人们不用粮票走遍中国，也并没有像有人所担心的那样农村荒野而城市挤爆。市场经济的无形的手在调节人口的流动，城市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工作收益会自动“控制”人口的出入。

    [以上数段实际上是在进行类比论证：以粮票与户籍两者之间的一些相似性或共同属性为前提，推导出取消户籍的相同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粮票的约束性与户籍的约束性还是有差别的。因此，结论肯定是或然性的。]

　　现在户籍制度之所以难以“消亡”，是因为户籍本身附着了太多福利性的东西。我们还以粮票作比喻，如果粮票本身依然有户籍那样的功能(比如持票才能就餐，甚至持票优惠上大学、逛公园、买房子)，那么，粮票能够“消亡”吗？ [这一段实际上是否定粮票与户籍的可类比性——即否定它们有共同的本质属性。那么，这一段与上面几数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顺承的关系？还是矛盾的关系？]

　　粮票并非自然“消亡”的，当附着在它身上的所有福利功能变为国家公民均等化的社会保障之后，它才会“消亡”，也必然要“消亡”。[这句话是一个与全篇论点相关的事实判断，它实际上需要一个具体的论据，即：粮票取消的真实的历史过程。但可惜它表达得过于抽象。]户籍如果要“消亡”，也必然要这样做。如杜鹰所言，户籍制度改革的重心之一是“提高农村的福利水平”，如果农村的福利水平能够和城市相差小一些(现在反而有扩大的趋势)，户籍不再成为稀有物品，它便也水到渠成地消亡了。 [这句话实际上是接受了杜鹰的观点。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作者对这个观点一开始并没有表达明确的态度——赞同，还是反对？以至于自己的论点始终没有得到明确地表达。]

　　如果玩一回“文字游戏”，说“取消”户籍制度似乎更好一些。“消亡”更有一种“消极等待”的意味在里面，而“取消”更能显示积极和主动。说“水到渠成”地消亡，只是一种理想，其实“水到”之后，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积极“修渠”，疏通水流；一种是“堵”，对到来的水流视而不见。现在许多地方的户籍制度，面对人口流动的大潮，实际在奉行“堵”的策略。 [这一段，作者仍然喜欢用比喻。但在这里却被比喻所误：“水到渠成”之水，本来是比喻取消户籍制度的社会、经济条件，但后来却变成了“人口流动大潮”。]

　　“水到”并不必然“渠成”，正如粮票不是自然消亡一样，户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各级政府主动的努力。[这是全文的论点。这一段也有相应的论证。只是太晚了。前面关于粮票的比喻消耗了太多的写作资源和读者的注意力。]长江三角洲有了成熟的条件，那就可以尽快打破户籍的藩篱，不要坐看别处的改革。当年粮票取消并未给城市带来负面效果，反而加速了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坚持市场条件下的取消户籍，结果也一样，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因为取消户籍而产生巨大负面效应的。

　　□程尚（北京 编辑）

http://www.thebeijingnews.com/comment/guanchajia/2008/10-18/008@030054.htm

   点评结语：以粮票的终局来比喻户籍的终局，是可以成立的。因为，比喻并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证明责任。说说而已。但是，以粮票的历史过程来论证户籍的历史过程，则是不充分的。因为，这是认认真真地，摆开了阵式来认识。

    几天前，我给新入学的几位硕士研究生传去了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的摘抄和我写的按语。胡适特别重视学术日记或札记，并且把它看作是学术积累和写作的绝妙方法加进推介。其实从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介绍来看，这是清代学者的学术传统。我自己做这样的学术日记已经有几年了，并正在从中受益。我也希望我带的研究生写这样的学术日记或札记，并以此作为师生之间学术交流的基础和媒介。我把自己的一些学术日记传给了他们。 

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

    ……这种工作是求知识学问的一种帮助，也是思想的一种帮助。它的方式有多种；读书作提要，札记，写信，谈话，演说，作文，都有这种作用。札记是为自己的了解的；谈话，讨论，写信，是求一个朋友的了解的；演说，发表文章，是求一群人的了解的。这都是“发挥”，都有帮助自己了解的功用。

    因为我相信札记有这种功用，所以我常用札记做自己思想的草稿。有时我和朋友谈论一个问题，或通信，或面谈，我往往把谈论的大概写在札记里，或把通信的大要摘抄在札记里。有时候，我自己想一个问题，我也把思想的材料，步骤，结论，都写出来，记在札记中。例如我自己研究《诗三百篇)里“言”字的文法，读到《小雅)《彤弓》篇的“受言藏之”，“受言橐之，始大悟“言”字用在两个动词之间，有“而”字的功用。又如我研究古代鲁语的代名词“尔”‘汝”“吾”“我”等字，随笔记出研究的结果，后来就用札记的材料，写成我的《尔汝》篇和《吾我》篇。又如我的世界主义，非战主义，不抵抗主义，文学革命的见解，宗教信仰的演变，都随时记在札记中，这些札记就是我自己对于这些问题的思想的草稿。

    我写这一大段话，是要我的读者明白我为什么在百忙的学生生活里那样起劲写札记。……（《胡适精品集》卷13，25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少华按：实际上，这正是清代学者做学问的传统方法。在冯尔康的《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我曾看到这样的介绍：

    说到日记，很容易产生日记就是按日月、不间断地写下去的印象，这种理解当然是对的，只是并不全面，不间断地按天写作，是日记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主要类型，可名之曰生平日记。此外还有数种类型的日记，并且很重要，不宜忽视。前述杨昌济每日自课五种，读诗经，写诗经日记，读通鉴，写通鉴日记，后来白天改念《礼记》，晚上阅读《左传》，以后日课变为六项，阅读《皇朝经世文编》、《御批通鉴辑览》、王夫之《宋论》以及时文闱墨，另外两项是写日记和念英文，他读书有记录，所以他的日记在一个时期内基本上是叙述读书的事情，可以说是读书日记。徐绍祯在少年时期所写的日记，叫作《读书日表》，有四项内容，为“研经史”、“习文艺”，“讲吏事”，“记出入”（《学寿堂日记》卷一第五页）。青少年时期读书，日记所载的，多是书名、篇目，心得尚少，及至学问上成熟了，所写的日记就成为学术日记了。若再从日记中抽出来，变成单篇，成为学术专著，如李慈铭日记中编辑出《越缦堂读书记》，再如陈澧阅读《论语》时写笔记心得，形成《读论语日记》一卷（《陈东塾先生年谱·附陈宗谊著书目》，《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十七辑，第七百六十三号，第一四二页）。王闿运七十四岁时，于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公元1905年）正月，把历年日记所记录的词赋，摘出来单独成册（《湘绮府君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六十辑，第五百九十六号，第二百四十六页）。读书日记、学术日记、诗词日记，可以归并为一类，姑名之曰学术日记，是日记的一种类型。（163-164页）

   显然，这种“日记”基础之上的学术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某种规律。但是，这可能过于传统了，像传统的小农经济。与现代学术研究的社会调查方法、宣量、定性研究，相去甚远。

   我自己现在几乎每天都做这样的读书日记，比自己的生活日记还勤。近年来的一些论文《简论缄默知识与新闻评论的教学》（《国际新闻界》，2007.7）、《论我国早期新闻评论中的交流性因素——以梁启超为例》（《国际新闻界》，2008.6），以及即将发表的《论梁启超后期评论风格的变化》，都是在读书日记中“整理”出来的。其中的内容，最初都是动态地零散记在每天之中的，同一类材料材料和感想积累多了，就觉得可以把它们抽出来看看了——这样，对这一问题的整体认识就开始成型了，缺什么？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考虑？也就呈现出来了。如果不记这样的日记，看到的材料和当时的思考，也就随着时间的流逝忘掉了，永远不可能形成积累的规模。我自己也有懒散的毛病，正襟危坐写一篇论文，感觉比较困难。因为其中的“实料”不是写文章时通过思考就能形成的。而记学术日记，平时抓紧一点，就都积累下来了。虽然不是都有用，但用的时候，这些东西就宝贵了。

    还有几篇文章正处于这样的积累之中。

附：近日自己学术日记中关于学术日记的札记

    2008-10-14（二）

   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看到（民国）“八年七月起”的“胡适杂记”。在第一页，胡适写道：

    “我好久不记剳记了。怡孙死后我把相聚在他处的剳记都收回来，略略翻阅一遍，觉得剳记实在能记录一个人的思想变迁，并且是打草稿的绝好地方。因此，我又想做剳记了。    八年七月十日夜”

    胡适谈的仍然是一种学习方法。一种有益于思想积累和进步的方法。我的“读写感受”也是这样的札记。我并，我确实能够体会到“这是打草稿的绝好地方”。

    许怡孙是他在中国公学时的同学。他死后胡适还曾写文纪念他。不知为何胡适的札记曾存在他处。

2008-10-16（四）

　　今天根据涂老师的意见核对论文中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的引文，偶然发现，我在书中曾经划过的关于清代学者学术札记的述评：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箚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之。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其自述曰：‘所著日知录三十余种，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又曰：‘承问《日知录》又得几卷，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觅，仅得十余条。’（同与人书）其成理之难而视之重也如此。推原箚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 ]为定本，故往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