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华按：网友舞雩昨天给我补充提供了凤凰网转载的其他几份报纸的奥运社论。为感谢舞雩，我把它们专门转贴在这里，并接着昨天略作点评。

台湾《联合报》——

奥运，中国晋身现代强国的加冕大典

     中新网8月8日电 北京奥运会今晚将正式开幕，台湾《联合报》发表社论说，这不只是一场运动盛会，也被视为中国晋身为世界现代强国的加冕大典；这不只是看刘翔飞过高栏，也在看整个中国跨过“强国高栏”的尝试。原文摘录如下:

    北京奥运今晚揭幕。全球数十亿双眼睛投向电视屏幕，看奥运，也看中国！

　　　此次北京奥运对中国有重大意义，这不只是一场运动盛会，亦被视为中国晋身为世界现代强国的加冕大典。

　　正因这种“鲤跃龙门”的梦想，北京一直卯足力道寻求完善。北京那些崭新的奇幻建筑物及几乎要溢出街道的高楼大厦令人目眩，长年严格训练的中国运动员也可望摘下他们期望的奖牌，科学家要运用科技为奥运创造“人工晴天”亦脍炙人口，奥运开幕式在张艺谋的造梦巧手下也将拉出一幕幕令人惊叹的表演；这些璀璨的景象，皆堆砌出一场豪华的“奥运”。

　　中国将奥运作为展示橱窗，但在那橱窗以外的中国却更教人好奇。

　　透过此次京奥，中国寻求自我肯定，更寻求被世界肯定。中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的国家，也是经历政治浩劫的国家。这几百年来累积的心理创伤，需要一次全民族的集体治疗，而这次京奥扮演的就是一个关键的心理疗程；透过奥运这个世界性的盛大仪式，才算完成了中国强国地位的正式加冕与认证。

　　中国有理由因此次奥运的成就而自豪，却亦应从此次奥运中看到国家应当追求的更高远目标。中国或许不必担心“奥运形象”与“中国内涵”的落差，要警惕的是自己不知道有此落差，或不知道要如何缩减这些落差。

　　中国也寻求被世界肯定。世界列强正以唯恐中国不进步，又唯恐它进步太快的矛盾心情面对中国。有人以“喷火的恶龙”来嘲讪中国，亦有人以“崛起的巨人”来期待中国。因此，仅用“奥运”的绚丽表现，尚难改变世人对“中国”的观感。

　　北京奥运不只是一个世界大舞台，它也是近年中国进步的一大驱动力。这场奥运不只是看刘翔飞过高栏，也在看整个中国跨过“强国高栏”的尝试；不只是看鸟巢与水立方的奇幻建筑，也是看中国经奥运洗礼后将如何蜕变。办好一场奥运已经不易，欲使中国脱胎换骨更非易事。

　　［少华按：这些话都非内地报纸社论所敢言，但文中“中国”、“中国”的说法，有过于居于客观地位，“自外”于中国的感觉，而缺少情感的交流。我在理性上接受其观点，但在情感上感觉不是那么舒服。你毕竟还是中国人办的报纸嘛。］

潇湘晨报——

中国打开奥运这扇门

作者：晓宇

　　公元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晚八时，一个举世公认的中国时刻。

　　现在已经进入惊叹时间，无论持何种怀疑态度，此刻期待已经掩盖了一切思绪，第29届奥运会如期而至。

　　百年现代奥运，数千年古国文明，在共同等待一个完美猜想，而这个猜想只在等待一个好天气，“因为天气好才能更完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说，无论如何开幕式都会取得成功，因为他是中国人的节日，是我们百年圆梦的一个开始。张艺谋无疑是聪明的，世界上也许没有谁都能接受的整齐划一的美的标准，但世界上有共同的友好与理解，“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地球上十三亿人友好的诉求，一定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孕育于人类之中，在和平友好的目光下，尊重就是成功。

　　被喻为“天人合一”的点火仪式，不仅仅是“要让人们记住北京，让世界受感动”，古老的中国，在这一刻平静有力地推开奥运的大门，东、西文明在人类理性的光芒下，将共同谱写命运交响曲。1965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斯在旧金山发表演讲，他引用了英国诗人吉卜林的一首诗: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两者永不会相遇／直到大地与天空并立在／上帝伟大的审判席上。然后，他说:“有的人可能会说吉卜林的这一名句被二十世纪的诸多事件证明已经过时，我则要说，东方和西方的接触只不过刚刚开始。”［少华按：晓宇爱掉书袋。这一段的书袋竟有两层，不免影响阅读效率。］

　　今天的北京奥运，仍然不过是东方与西方的一个开始。同样是今天，东方与西方已在全面接触，东方与西方已有广泛一致、互惠合作的共同利益。北京奥运开幕前夕，新加坡联合早报曾发表评论《两万多个镜头架到北京》，文章引述一位北京奥组委官员的话说:“在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一次因为某一事件而让数十万外国人以尊重主权的方式，同时踏上中国的土地”，东西方在人类普世原则下的平等交流，并不是一开始就为某些骨子里具有优越感的西方人士从内心接受与习惯，但东西方的距离，并不是牛郎与织女的距离。在今天，全球一半以上国家的元首、政府首脑、王室成员——近八十多位外国政要已经齐聚北京，欧美各地的各种抗议已基本平息，“口罩事件”的四名美国奥运自行车选手也已联合道歉:“我们的决定并非有意冒犯北京奥组委以及无数为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而付出巨大努力的人们”，20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本届奥运会，伊拉克也已重返北京奥运会，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称:“北京奥运会将成为历史上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的一届奥运会”。［少华按：这一段触及了矛盾，这是多篇内地社论中没有的。］

　　北京欢迎你，打开奥运这扇门，中国看到了全世界，全世界也看到了一个以前对之存有傲慢与偏见的中国。亲历了伦敦奥运圣火传递风波的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说:“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我们的微笑，我们的耐心，在这一刻终于要迎来代表全人类梦想的奥运圣火的熊熊燃烧。友好的等待，终于在时光中淘洗出价值，开幕前夕，上届奥运会举办城市雅典市市长卡克拉马尼斯说，北京筹备工作堪称完美，“北京要让批评者惊叹，而不是闭嘴”，而下届奥运会承办者英国奥组委官员亦表示，北京奥运会很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背后有十三亿人民的大力支持，“模仿这样的规模是不可能的”。

　　北京奥运，注定是不可替代的全球机会，注定是要留下独特影响的奥运里程碑，当《北京欢迎你》比超女还要流行时，有一种力量，源于真诚，请让人们平等对视，请让人们友好相处。在聆听十三亿人心跳的倒计时中，点燃圣火，点燃热血，点燃梦想，——这是二零零八年八月八日晚八时的北京，奥运开幕，中国流行。

新快报——

与奥运一起走进现代化

本报评论员

  　奥运终于来了！

 　　感受中国人爆发出来的热情并不难，但理解中国人对奥运的期盼却必须走进历史和民族心理结构的深处。

 　　正如有论者早就指出的，和很多东西一样，对奥运的期盼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的一种折射。自1840年起，一个曾拥有“万方来朝”荣光的古老的大国，一个曾经光芒四射的文明体系横遭外部的冲击，此后陷入长达百年的羞辱中。

　　没有人可以在耻辱中使自己的心理生存不受到威胁。一个弱小的民族或许可以用悲情来化解或说合法化耻辱，但一个拥有光辉历史的大国却不能。

　　荣耀和耻辱的强烈反差让中华民族百年来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认同。我们不仅迫切需要强大，而且迫切需要别人承认我们的强大——而只有别人承认我们的强大，我们似乎才能洗雪耻辱。这种民族的心理需求由国家的意志表达，变成了一种宏大叙事。

　　在这种宏大叙事背后，奥运在中国的举办成为一个获得强大的自我确证的图腾。对它的“加魅”照亮了一条幽深的道路，它延伸向与民族心理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民族-国家认同，最终达至政治认同。

　　对于中国人来说，奥运所承载的意义，是没有这种强烈的历史性心理体验的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

　　但奥运是一个超越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全球性体育盛会。它崇奉公平、公正、友谊、理解等普世性的价值。在古希腊，奥运举办期间，战争必须为之让路。奥运所承载的精神寄托了人类的理想，人类完全可以通过竞技完善自我，共同持守某些价值理念，并达成彼此的理解，而不必有战争。

　　正由于此，奥运获得了一种发布道德命令的资格，任何来自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的人，都受到它的道德命令的强有力的规范。一直以来，奥运在发展中始终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保持一致，特别是在现在，人类的政治文明的理念更是已渗入它的机体。它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会，还是一次文明的集中释放。

　　中国举办奥运，可以让中华民族回望过去时不再疼痛。但它在古老的华夏大地的降临，带给我们的不应该仅仅是基于过去的游戏规则的心理反应，还应该有与普世价值趋同的思考和行动。

　　我们也不应该仅仅向世界展示一个大国的外在形象，更需要从内在去展示我们的制度文明。

 　　奥运，只会在北京停留17天，但希望它的精神永不离去，而中国也可以在一片赞扬声中把自己带入现代化的未来。

［少华按：此文全在民族的荣辱感上做文章，其实挺实在的。但有些表达过于赤裸，有些表达又过于抽象。过于在心理层面上对北京奥运进行阐释，过于强调自己的国家目标与民族心理动机，无意中拉大了与世界的距离，也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理念相距太远，仿佛全世界人民来参加奥运，就是为了帮助咱中国人解开自己的一个心理情结，显得不那么胸怀开阔。这是一篇读起来不很舒服，也比较吃力的社论。但它不同凡响，更不是敷衍的套话。］

少华按：本周《新京报·评论周刊》停刊，我姑且把截止昨晚已准备的评论推荐篇目和作品节选贴到这里，算是对自己阅读和比较、判断的精神劳动有一个交代。点评就暂时偷懒了。

潇湘晨报：罢免权的反向激励效应或可期待

东方早报：省长的手机是谁在接？

南方都市报：美国救房市，中国不必学

新民晚报：反垄断法实施后“第一案”点中行政垄断之穴

中国青年报：帝王在21世纪的职业就是接受戏说

新京报：应充分认识慈善垄断的危害

南方都市报：权利回归农民，“我非常看好林权改革”

中国青年报：未来的马云被工商局下了逐客令

东方早报：房价与收入比揭穿重庆版“房产救市论”真相

过程中曾经选中的（时间次序）：

东方早报：从反垄断法的困境看“粗”法与“细”则

南方都市报：推进法治,律师当自强

大河网：“暂住”变“居住”不是谁的恩赐！

潇湘晨报：罢免权的反向激励效应或可期待

南方都市报：美国救房市，中国不必学

南方都市报：权利回归农民，“我非常看好林权改革”

北京青年报：反垄断第一案指向监管机关，也不错

新民晚报：反垄断法实施后“第一案”点中行政垄断之穴

新华网：不要乱扣“辱华”帽子

红网：凭什么说“中国不需要莱茵河”？

中国青年报：帝王在21世纪的职业就是接受戏说

中国青年报：未来的马云被工商局下了逐客令

新京报：应充分认识慈善垄断的危害

荆楚网：垄断也是6.7万中小企业倒闭的幕后推手

光明网：礼仪文化并无国际标准

东方早报：房价与收入比揭穿重庆版“房产救市论”真相

东方早报：省长的手机是谁在接？

作品节选：

罢免权的反向激励效应或可期待  

8月1日《潇湘晨报》  作者：周东飞

    节选：实际上，支持选民运用其罢免权，未必不是遏制和化解当下某些乱相的良药。几乎每年地方两会季节，某些代表在会场酣然入梦，都会成为惹起争议的花絮。人大代表的庄重身份怎样才能真正用来代表民众利益，而不仅仅被某些人当作政治荣耀，甚至被异化为保护财富的“护身符”，连年来引发了广泛讨论。有人开出代表专职化药方，有人拿出严格纪律的方案，应当说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作为人大代表的权力来源，广大选民的发言权和决定权却被忽略了。现有制度框架已经为解决人大代表履职动力不足的问题，给出了重要的解决途径，即真正落实选民对代表的罢免权。

省长的手机是谁在接？

8月4日《东方早报》  作者：长平

　　节选：如果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你就会发现省长热线并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它很有放大了的人治特性。它的确有短暂的特效，但是这些特效是建立在长官意志的现实基础上的。那些想要举报的老百姓之所以兴奋，不过是期待偶然中和省长亲自通话，让举报得到省长的批示，从而让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这跟古时候拦轿喊冤并没有什么区别。

　　有关公开市长手机、省长手机的媒体宣传也在强化青天意识，中心思想是市长、省长如何亲民、爱民和为民。既然市长、省长不能总是亲自接听，那为什么不用座机呢？大家兴奋的就是手机这种“亲自接听”的感觉，哪怕只是一种幻觉。

美国救房市，中国不必学

8月3日《南方都市报》  作者：沈洪溥

   节选：虽然地产行业在微观层面没能带动普罗大众致富，但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全国范围内各种要素价格全面上涨负责。因此，调控房地产业、降温地产价格、规范企业行为将有利于调控政策目标。

   而如果在目前国内楼市均价区间就急吼吼地启动施救政策，不仅无法起到直接提升民众福祉，维护经济稳定的良好作用，反而可能以政府默认价格合理性的方式，间接为开发商团体输送利益。绞杀善良民众安居愿望的同时，背离借助市场手段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政令初衷，更可能直接引发类似美国救市的逆向信息选择。或者由于诱发业内利益相关方误判形势，而引致事与愿违。

垄断法实施后“第一案”点中行政垄断之穴

8月04日新民晚报   作者：杨耕身   

    节选：8月1日，反垄断法实施的第1天，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就遭遇了反垄断法的第一起诉讼。北京4家防伪企业，将国家质检总局诉至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针对的是他们大力推行的“中国产品质量电子监管网”。

    反垄断法第一案剑指行政垄断，击中的正是反垄断法的软肋，延续的也正是反垄断法长达十数年的争议与异见。反垄断法从1994年列入“人大”立法程序，一直充满变数，其中最具争议的是反垄断立法中是否规制行政(性)垄断。在草案某一稿的意见里，行政垄断这一章曾被整体删除，然后又恢复原状。既使如此，在反垄断法实施之前，它仍被舆论称为“没有牙齿的老虎”，原因就在于，当前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对于行政性垄断并无执法权，所能做的仅是对违法行政机关的上级提出处理建议。

帝王在21世纪的职业就是接受戏说

8月5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杨于泽　　　

    节选：近十年来，电视一直在给康熙、雍正、乾隆写真立传，歌颂他们的丰功伟绩，但作家和编剧却无意告诉观众，就在这爷仨“抓纲治国”的时候，西方世界以先进的制度和文化迅速崛起，而中国却在闭关锁国中悄然沉沦。法国发表了《人权宣言》，而我们还在乾隆的朝堂上磕头谢恩。紧接着乾隆慢待英伦“贺寿公使”马嘎尔尼，英国便有人提议对华宣战。一种还原了“历史氛围”的帝王剧，自然能够教给年轻人一些历史知识，但那只是一种片面而自闭的历史，只是自大、无知和自欺的混合物。

应充分认识慈善垄断的危害

8月6日《新京报》　作者：郭宇宽

   节选：合肥市春芽残疾人互助协会过五关斩六将申请到的世界银行公益项目资金，却可能化为泡影，原因是他们拿不到捐赠票据。

    这个春芽基金会所遭遇的困境，是民间公益组织面临的普遍现象。民间公益组织长期以来被称作“官办民间组织”（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这意味着有一些以“民间组织”面目出现的社会团体，基本上是政府在背后组织，提供支持，甚至提供公务员编制，乃至在募捐渠道上受到垄断性的支持。

    在慈善领域的垄断，目前还没有被社会充分意识到，但它带来的危害只会比商业领域的垄断更加严重，因为这样的垄断不仅损害社会效率，还伤害公民参与的公益心和道德。

权利回归农民，“我非常看好林权改革”

8月3日《南方都市报》 作者：于建嵘

     节选：林地改革的核心思想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允许你自由买卖，说明国家认可了农民对土地支配的权利，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认为这种博弈应该是正面的，国家对老百姓权利的保护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林权改革的核心意义在于确认了农民的基本权利，确认了农民是真正的利益主体。所以我非常看好林权改革，它不会影响国家根本性的一些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个问题带着恐惧。当然有人说，将来征地不容易了。我想反问一句，你为什么要想征地那么容易？你想征地那么容易做什么呢？我认为就是以前你征地太容易了，老百姓的权利才被忽略。

   [少华按：这实际上是一篇访谈。于建嵘是被采访者。节选的这一段，就是他接受采访时说的话。但发表的版面是南都的评论周刊。所以，我也把它姑且看作评论，因为确实有强有力的判断。]]

未来的马云被工商局下了逐客令

8月5日《中国青年报》　　作者：山水间

    节选：以规范之名，行限制之实，北京市给本地的电子商务发展泼下一盆冷水，很可能造成“电子商务在北京的第三次大转移”（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语）。记得马云的阿里巴巴在杭州兴起后，上海市委书记和广东省委书记曾分别发表感慨并展开讨论，“为什么上海、广州留不住马云”，对错失了发展电子商务的人才和机遇表示遗憾，而北京市却还在忙颠颠地下达“驱逐令”，令人不解。难道北京市除了贪大求洋的“总部经济”、“金融中心”，就不想发展一下方兴未艾、活力无限的电子商务？政府这只大手“一管就死”的例子还少吗？

房价与收入比揭穿重庆版“房产救市论”真相

8月6日《东方早报》  作者：马红漫

　　节选：房地产市场究竟需不需要“救”，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市场价格已经波动了多少，而在于波动后的市场价格是否仍然高估，是否还存在非理性泡沫因素。从国际惯例来看，衡量房价是否合理的最重要标准就是房价与收入之比。而以此为标准，即便是在本轮房价下跌最为明显的深圳市，其房价依然处于畸高状态。数据显示，5月份该市一手房交易均价为11014元/平方米，而深圳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过每年2万元多一点。按照三口之家、购买90平方米住宅来计算，房价收入比仍然在15倍以上，远高于国际公认的3到6倍的水平，房地产市场泡沫由此可谓是清晰无疑了。

     我前日读我国台湾学者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第一章“总论”，惊喜地发现：这本书对于中国古代传播结构的概述与我的新闻评论教材中对古代传播的概述有相合之处，或者说，我在2005年《新闻评论》教材中为了说明新闻评论文体特点而对古代传播结构做出的一个假说，可以得到这部1966年初版、1981年修订到第三版的新闻史著作的支持。它是这样表述的：

    “这些士大夫同时是编者与释者，可是接受他们的传播而能发生效果的受者，他们心目中只是帝王一人。因此，这种传播功能，如以近代健全的传播功能为标准，是畸形的。因为从多线来源经过编者、释者、受者三步骤而作多线的放送才是传播功能健全的程序。可上，中国古代的传播程序，吸收了多线的来源之后，编者的动机集中在单线的放送，其效果自不能与健全的近代传播相比。……这里，单线放送的目标就是帝王。”（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第6页）

我在新闻评论教材中写道：

     我们从许多古代著名的意见传播活动和论说文中都可以看到，作为传播（说服）对象的“特定的个人”，就是当权者：诸侯、皇帝。比如，孟子游说的滕文公、齐宣王、梁惠王；魏征《谏太宗十思疏》的对象当然是唐太宗；《资治通鉴》中“臣光曰”的对象是宋神宗。还有柳宗元《封建论》、欧阳修《朋党论》的对象也莫不如此。这是专制时代的政治结构所决定的意见传播模式，因为只有以皇帝为传播对象，意见传播才是有意义的。但是，也正是由于这种特定的传播对象，使得古代论说文本在表达上不可能讲究效率。这表现在古代论说文差不多有一个差不多千篇一律的结构，就是从古说起，而不是从现在说起。……这种绕了很大的圈子才说到现在的论说结构（节奏），无非是因为说服专制君主的传播活动有很大的风险。（《新闻评论》，中南，第4页；《新闻评论教程》，高教，第8页）

    我的《新闻评论》教材与曾虚白主编《中国新闻史》的相合之处在于：中国古代士大夫传播活动的主要对象集中于帝王，这是单一的传播对象，现现大大众传播的对象有很大不同。因此，可以说是：政治结构影响传播结构。而我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的是：传播结构决定表达的结构——即文章的结构。我的教材中正是通过对比来说明作为大众传播文本的新闻评论与古代议论文在在文体结构上的区别，并对这种原因作出解释。如果我当时就看到了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我会引用来支持我的观点。

    当然，这些断语都不能否认，在中国古代，除了集中于帝王的传播活动之外，还有个人通信、诗友唱和等平等的个人之间的交流。只是，以影响国计民生的标准而论，前者是主要的传播活动。尤其是主要的说服性传播。 而在今天，虽有公民上书、立法辩论这些说服性传播活动，但是，更为大量的、在大众传播媒介上进行的说服性传播，是新闻评论。

     但是，我似乎（主要是在课堂上），轻易否定了大众传播在古代的存在，认为古人的文章不是写给帝王就是写给亲友，或是“藏诸名山”，因此对象没有“不确定的陌生人”。其实古代的图书刻印、出版乃至销售的情况至少从宋代以后就开始渐次出现了，我对此了解不够，轻易一句话就否定了。这是我的不严谨处。

    曾虚白主编的《中国新闻史》，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民国五十五年四月初版，民国七0年三月三版，各章参与写作者皆为台湾新闻学、新闻史学大家，如李瞻、朱传誉等。应该是比较扎实的著作。这本书还试图用传播学的视角来解释新闻史，这在新闻史学著作中是比较早的。但读这本书，也有“官方学术”的感觉，主要表现在对大陆的攻击性用语。在台湾的一些新闻学著作中，往往可见，有的书，连“匪”字都用上了。这肯定是因为以前国民党当政时期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吧。当然，我们这边儿，彼时政治对学术的影响同样大，可能更大。但不管怎么说，，如今在台湾早年的学术著作中，往往见“匪”（我记得胡适还在国民党在大陆当政时就反对过对敌党称“匪”），毕竟让人看了很不舒服。隐然学术交流中的一个心理障碍，尽管它们已是早年的印记了。

    上上周我推荐的评论排行榜因大半被毙，编辑部自补了一条《仇富，怎么不仇袁隆平？》，非我本意。上周看到一篇《袁隆平获力挺表明“仇富”说已破产》，我却动心了，因为这一篇确实有精彩的的议论，其作者是我的朋友曹林。我甚至随手把其精彩的段落“涂红”，以便最后入榜“节选”。然而，最终，我还是放弃它了，除了因为我对“仇富”这个话题本身固有的成见（这一点后面再说）之外，主要还是由于，我难以接受从一个具体的孤例得出一个普遍的判断。

　　　应该说，这篇评论体现的价值观，我是非常赞同的，而且议论非常明确有力。我今天再读这篇文章时，甚至后悔没有推荐这一篇。我本人对于“仇富”乃至以“仇富”这个词汇来概括中国民众的社会情绪都是不赞同的。但是，如果要我来否定“仇富”情绪的存在，袁隆平却不是充分的论据。他确实比较特殊，太特殊了，他比盖茨还特殊。他的特殊性在于，纯靠知识贡献——精神劳动的贡献。社会公众对这一种人是最没有仇视情绪的，这不仅因为，他们有着很高的人文素质，不会对公众特别是穷人形成精神上的压迫，而且因为，他们获得的财富一般不会形成资本，不会与公众、其他劳动者形成现实的矛盾关系。最后一点，就是这种人非常少。而社会上大多数致富的个人，不是这样的，无论是不清白的，还是清白的，都要通过市场化的资本运行、经营和劳动雇佣乃至商品销售，与社会公众建立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就不免矛盾，仇视情绪就可能因此而起。

　　此外，我也不赞同这篇评论中构造的“精英”与“普罗大众”的对立关系——它突出和强化了社会对立。在评论中传播这种对立像“仇富”本身一样有害。都不利于社会和谐。

   当然，文章发表和传播的尺度，不可能像我选“排行榜”这么苛刻。这篇文章已经发表和传播了，我选不选，真是无足轻重的事。我只是借此表达一下我对评论文章的看法而已。

我把这篇文章附上：

袁隆平获力挺表明“仇富”说已破产

东方早报：2008-7-27 2:06:11

　　曹林

　　近日，《三湘都市报》一则有关“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长沙看车展的配图新闻热爆网络。这则报道说袁院士“家里已经有六七辆车”，还被一辆“奔驰敞篷车吸引”。对于袁老买车一事，网民一边倒地支持：“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袁老的助手回应说，袁院士本人只有一辆值十几万元的车,但网友支持他买车是对他工作的肯定。（7月25日《南方日报》）

　　这真是一条意味深长的新闻，一个让无数中国富豪惭愧汗颜和无地自容的事实。袁老就是有七八架私人小飞机也配——网民不仅以这句话向这个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生产作出巨大贡献的老人表达敬意，向他以自己的智慧和道义创造的阳光财富表示尊重，更旗帜鲜明地向舆论宣示了一种政治诉求：我们确实仇富，但我们仇得理直气壮，只仇视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聚敛起的、见不得阳光的财富，绝不会仇视袁隆平这样自己合法挣来、洋溢道义光辉的阳光财富。

　　一直以来，“仇富”是一个被精英们用来妖魔化普罗大众的词汇。某些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危言耸听地说“要警惕社会向富人开黑枪”，动不动说“要警惕杀富济贫的仇富情绪”，“要尊重这个社会的创富者”。仿佛普罗大众只是一群不劳而获、热爱平均主义，反市场、反财富的懒鬼和暴徒，仿佛他们的思想还停留于平均分配的计划经济时代，自己不努力工作赚钱，还整天心怀妒忌，眼红地盯着富人的财富，甚至会从黑暗的角落里随时给富人脑后拍一板儿砖。在这种描述中，“仇富”成为一个可怕的字眼，公众成为所有财富的敌人。

　　这显然是精英对大众的刻意误读。今天的中国人早已不是改革前热衷于平均主义、爱吃大锅饭的中国人。经过三十年改革的市场启蒙和训练，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他们骨子里已经接受了市场经济那套理念，接受了平等竞争、优胜劣汰等现代法则，也认同优胜劣汰中自然会有贫富差距、自然会分化出穷人和富人，认同富人通过最优化地使用稀缺资源而成为富人、穷人在财富激励下可向着富人的方向努力。但这是一个好的、良法下市场经济中才有的场景，而中国当下的法治水平很低，很多富人的财富并非在法律框架中获得，而是通过腐败、不正当竞争等非法方式获得，这样的财富如何能赢得公众的尊重，一个社会怎么能容忍这样的财富？实际上，普罗大众仇视的正是这样的财富。

　　仇视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财富，这是人之常情，也是一个有志于追求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中的民众应有的道德素养——如果民众以那些通过腐败、掠夺等方式成为富豪的人为创富榜样，黑白善恶不分，那样的社会才让人绝望。民众怎么会仇视那些通过自己的勤劳而创造的财富呢？我们每个人每天奔波忙碌中对未来充满梦想，梦想的不正是这样的财富吗？仇视这样的财富，实际上是仇视自己。

　　感谢袁隆平，感谢有这样一个勤劳致富、每一分钱都很干净、充满社会责任感的创富者，让公众能够在鲜明的参照和强烈的对比中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仇富观点。一直被精英们妖魔化的所谓“仇富”，因为有了袁隆平买车这个参照，终于有了正名的机会。事实上，普罗大众的仇富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充满理性的；不仅有仇视，更有热烈的爱，仇得越深也爱得越深——仇视周正毅、顾雏军那样的创富者，爱袁隆平这样的创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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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开发商，请放弃“打劫富人”的幻想

华商报：“偶像马云”是怎样炼成的 

潇湘晨报：政府口号也要付广告费？

扬子晚报：公共利益受损官员不“买单”谁买？！

检察日报：公众为何关注中石油“裁员”

东方早报：财税改革要有牺牲部分财政利益的勇气

南方周末：反垄断法不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南方周末：减税

燕赵都市报：权力之手弄脏了永修的酒

推荐篇目节选及点评

孟连警民冲突背后的“争夺群众”问题

7月25日《东方早报》  作者： 潘洪其

   节选：孟连“7·19”事件发生后，当地一些法律界人士指出：为什么群众有事不找政府，而去找社会上的闲散人员？为什么基层干部没有号召力，而一些闲散人员却能一呼百应？这个问题问得好！群众与企业发生了矛盾，政府本应依法居中协调，但有些地方政府把屁股坐在了企业一边，群众当然不去找他们。政府如果成了企业的“代理人”，当然对群众没有号召力；相应地，一些闲散人员、“少数坏人”对群众“一呼百应”，并不说明他们能够更好地代表群众的利益，而只能说明他们钻了政府的空子，从政府手中把群众活生生“抢”了过去。

以前有一个广为人知的说法叫“争夺群众”，强调要充分发挥政治路线、思想理论和体制制度上的优势，与各种敌对势力争夺群众资源，以不断巩固群众基础。现在看来，“争夺群众”的问题并没有过时，它关系到能不能切实维护好群众的利益，能不能维护社会的持续稳定，应当引起高度注意。

  [点评：起初感到，该文以明白的语言揭示了一个事实。如今再读，却有寡然无味之感——觉得它只是延续了一个传统观点而已。对文的感觉，有时就这样变幻不定。]

总有一种力量因网络而强大

7月25日 《潇湘晨报》  作者：　晓宇

　　节选：2008年7月2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北京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2.53亿，首次大幅度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位。

    在这个网民数量世界第一的国家，网民其实还只代表个人的生存状态，远谈不上社会组织的形态。但2.53亿这个庞大的体量，只要存在就无法漠视。自2007年以来的一年里，是中国网民增长数量最快的一年，这种增长本身就表现为力量，网民规模的逐渐扩大，网民结构与现实结构的逐渐趋近，表现出普及的迅猛。同时，自去年下半年以来，许霆恶意取款被判重刑在网络上引起激辩；陕西“虎照门”事件，由网民首先质疑并最先发现年画虎的有力证据，演变成社会对真相的强烈诉求与重塑政府公信力的行为；今年4月，因藏独分子暴力干扰奥运火炬在国外的传递，网民在网络呼吁抵制家乐福的事件，我们在清明的辩论中重新寻得新时代的主体性认知与情感认同，并寻得理性的力量；在汶川大地震中，网络的传播与网民的动员及自发对灾区同胞的支持，亦进一步证明了网络深入民间的力量。

   [点评：事实和语言组织得十分有力。本周同一选题还有： 人民日报《中国网民数量世界第一，质量第几？》]

 “偶像马云”是怎样炼成的   

7月29日《华商报》  作者：张若渔

   节选：一个社会从来不缺偶像崇拜，也未必就是坏事，相反，如果人们对于什么都百无聊赖却是真正的危机。偶像马云诞生于多元社会、市场经济的脉络之中，有强大的社会心理支持，不是虚假的神龛，也不是虚拟的镜花水月，他是真实、鲜活而生动的，处于江湖、起于草莽，靠只手的创造一步步建起阿里巴巴商业帝国，人人都可以从他身上看到自己的过去、展望自己的将来——— 我们或许该祈祷的只是幸运女神的垂怜。他太近了，近得像邻家男孩。

    马云应该得到尊重，为他塑像当然也是一种敬意表达方式，无可指摘。套用一句话，中国只有一个马云，但中国需要千千万万个马云。马云的雕像落户杭州中央商务区，不仅是他的荣耀，也是一个城市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成就自我，亦造福社会的人都值得赞美和奖赏。这种价值观不应因个人沉浮、企业兴衰而有丝毫的改变。

   [点评：在价值观的层面上认识城市新塑像的意义，并通过新塑像揭示城市价值观的转变，判断有深度。语言也好。本周同一选题还有：广州日报的《马云的雕像到底该不该塑？》、 扬子晚报的《“给英雄塑像”和 “塑了像就必然是英雄”》]

南方周末：减税

7月30日《南方周末》 作者：叶檀

    节选：无可讳言，随着近年税收增长的独领风骚，政府财富在总体财富篮子中的比例增加，导致社会总体税负加重。由此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经济模式：政府财富增长、对社会资源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强大，政府与个人越来越仰仗于政府的资源配置权生活。税收增长的表象之下，是中国人生存模式与企业生存模式的政府主导权的强化。

    不可否认，我国税收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减税、透明。道理其实都很简单，人人都懂。让人担心的不是征税者与纳税人理念的歧异，而是部门利益与高税收模式下政府部门的自我强化倾向，要遏制这一倾向，纳税人的反向制约权至关重要。

   [点评：不是就减税谈减税，不是只罗列数字，而是触及税收增减背后的人的生存模式和社会发展理念，人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所见者深。在我推荐的篇目中，这篇没有上榜。本期同一选题还有： 东方早报的《财税改革要有牺牲部分财政利益的勇气》]

“北川成凤”：尊重规则才能活得更好 

7月28日《新京报》

   节选：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往往是在理性规则和感性价值之间的平衡中形成的。“北川成凤”的复杂遭遇实际上说明，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身边的事物。而衡量的标准，也正是理性规则与感性价值的多少。对同胞的不幸遭遇，大多数人会报以同情和帮助，但同情和帮助之所以珍贵，是因为这些价值是建立在制度基础上的。我们惟有帮助成兴凤夫妇取得有制度保障的经营方式，才能真正为他们提供抚平伤痛的时间与空间。

    我们都很同情灾区的民众，也为他们灾后自救的坚毅而动容。但是，成兴凤夫妇的故事恰恰说明，其实遵守规则才是获得更好的生存空间的办法。这样不但能消解舆论的质疑，而且能更加挺直腰板，把人们的关爱和同情转化为生活的力量。或许，一家小饭馆，两口子经营，不能成为什么典范，但如果有更多的人都能在灾后有这种生活的勇气和平常心，这种能量将是巨大的。

   [点评：从容说理，仔细掰扯——比较适合这样一个特殊的对象和这样一类特殊的事情。情感和理性、关怀和法治精神都有了。]

检察日报：公众为何关注中石油“裁员”  

7月30日《检察日报》  作者：余丰慧

    节选：人们关注重视中石油“裁员”，首先关注的是一个国有大企业，将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关注裁员，更在于人们关心，动辄“拿员工开刀”这一思维定式的合理性。　　

    事实上，企业经营遇到困难，有很多应对策略可供选择：严控非生产性支出，不准新购、租赁或变相购买豪华小汽车，不准新建楼堂馆所，切实减少各类大型庆典和仪式，切实减少各种会议、评比活动和出国考察团组，有效压减招待费、差旅费和办公费等。动辄拿职工开刀，违背中央让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

  [本周同一选题的，还有：东方早报的《中石油裁员不如减薪》、燕赵都市报的《看中石油裁员能裁掉几个高管》、潇湘晨报的《中石油有没有只加薪不减薪的特权》]

“买断律师”的本质是压制民众诉求

7月28日《燕赵都市报》  作者：瞿方业

   节选：政府聘任律师，按理说是为了依法行政，更好地服务大众；而现在，政府竟要花大众的钱“垄断”法律服务，堵塞大众的维权之路———这种做法，与现代法制理念完全相悖，更与服务型政府毫不沾边。

   防民手段“进步”至此，除了让人齿寒，大约只能产生绝望之心。这种绝望之心的结果是，从暂时来看可能会让民众放弃维护之路，将吃的亏忍下来。但当这种绝望之心一再淤积忍无可忍，那么，一点火星就会燃起冲天火光。这种矛盾爆发的场面从瓮安事件到普洱孟连县警民暴力冲突事件中都有表现，也从那些专门针对政府公职人员的刑事案件中得以展现。如果政府仍然推诿于这种措施，不能回归公正立场，在许多时候还扮演争利者的角色，那么，这种表面和谐也正如西汉贾谊所形容，“积薪其下而寝其上”，社会难以真正安宁。

   [点评：视野开阔，联系一段时间以来的事件来判断这一个事件，话说得很重，却不让我感到是危言耸听。本周同一选题的评论还有：潇湘晨报的《政府“聘断”律师是对法律的深度俘获》、 法制日报的《“买断律师”实为律师体制改革不彻底？》 人民日报的《“垄断”了律师，就没有民告官了？》]

以贵阳“书记竞岗”为契机推动党内民主

7月27日《东方早报》  作者：周虎城

  　　节选：这场选拔党内干部的活动之所以获得外界的万千关注，主要在于引入了竞争政治的现代政治理念，而且所竞争的职务是县（区）委书记这样一个区域性关键角色。县级一把手通过公开竞选的方式产生，这对于把党内民主选举改革从乡镇一级向县一级推进，具有指标性意义，这种在实践领域的突破当然是值得击节赞赏的。

    基于中国当下的基本政治制度，只有党内民主走在前列，人民民主的果实才能得以确切保障，政治文明才能从理论化为现实。新近发生的贵州瓮安重大群体事件、云南孟连警民冲突事件都告诉我们，一些地方的基层政治生态必须到了改革的地步了。再不改革，再不走得稍快一点，这些地方的公共治理就可能面临着因小失大的危机。因此，贵阳此次党内民主改革实践恰逢其时，应及时总结经验，在党内推广，不断创新。

   [点评：也是联系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危机事件来评价这一事件的意义，话说得很重。因《东方早报》已有一篇置于第一，且这个选题的作品上周已推荐过，故这一篇篇放在后面。]

反垄断法实施勿重演立法的磨难

7月28日《潇湘晨报》  作者：周东飞

    节选：反垄断法从通过到正式实施，预留了将近一年的生效期。设置如此漫长的生效期，本意就在于给法律实施留下制度配套和机构、人员到位的足够时间。数日之间，利剑就要出鞘，仓惶检视，我们才发现一切似乎都还在原地。反垄断法原则性极强，需要相应的法律规章与之配套。如今，原计划的40个配套规章一无所有，反垄断法即便是一口宝剑，怕也只能是锋口未开徒具其名。何况，协调机构和执法机构尚未到位。就算能够抢在数天之内宣布机构成立，执法者手捧一部陌生而空疏的法律，将何以执行？

    有人解释说，我国的反垄断法是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条件下推行的，不必强求太完美的结果。但是必须看到，正是因为市场经济不成熟，所以反垄断法才在立法过程中作出了相当多的让步与妥协。目前的这部反垄断法，就是为当下的中国经济量身打造的。在实施中如果还要不断放弃原则，那么反垄断将会丧失其底线意义。

[点评：反垄断法8月1日生效，本周各报多篇评论涉及这个选题，几乎都提到了这个法的缺陷。这是分量较重，说得更为中肯的一篇。本周同一选题的评论还有： 东方早报的《反垄断法不能出师未捷身将死》、 南方都市报的《反垄断法——正义期待启蒙更需要胜利》、 南方周末的《反垄断法不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 扬子晚报的《13年磨出一剑的《反垄断法》遭遇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