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三里屯兴盛不久，我当时供职的中国社科院在霞光里给我分了一套房子，但因生活重心在海淀，所以一直没怎么正经住，主要是周末的时候去看一下房子，顺便到旁边的商场逛一下，这个地方步行即可到燕莎，但是逛燕莎总是有一些心理负担，因为这里的东西贵，所以去那里购物，被称为“京城四大傻”之一。

    偶然的周末也会去三里屯，特别是来一些亲戚朋友的时候，拥挤的街道和站在旁边招呼的“小厮”，兴致好的时候，便踱进一个小酒吧，听一些小孩子唱歌。

     但是，很快这条街有了别的功能，甚至有了很多从事身体职业的人，我也就再也没有去过了。

     后来有了后海，又有了南锣鼓巷。

     南锣鼓巷想必是后海的一个延伸。以前我一个老乡的妻舅三四年前在那里其中的一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胡同里开了一个酒吧。我去打过一次拖拉机，但是生意很清淡的样子。总也不觉得有什么。

     最近突然电视里老说那里，到也忍不住。

     我是中午去的，人不很多，大多是看热闹的，大约这里适合晚上，有一些酒吧和茶室，但也无心进去坐，要我这样的老土，还是上岛比较适合，能上网，也能吃卤肉饭。

    

 

 

学一下老顽，贴图，但这里的照片均由甘蔗同学拍摄。

下图，“万庆”，一个老当铺的店面。不知怎么称为万庆，大约是说拿出来当的东西，能赎回就是“万庆”

 

创可贴，算是电视里介绍比较多的T恤小铺，为一个老外所开。图案有创意，但一件短袖买98长袖128，似乎会让我的心需要“创可贴”

 

    最近日本人说中国人最近严重缺乏创意，从南锣鼓巷之酒吧的设计或许也可以看出，一味地原始或拙朴，反倒有一些无聊。我之喜欢后海，也不是说那些酒吧如何，而是怜惜北京难得的水面而已。

    据说边上有一堆名人故居，但因没有明确的标志，也懒得走街串巷。

 

   本来在电视上看到说那个地方有食店，卖陕西风味的披萨，煞是好奇，但是遍寻不得，只好去鼓楼那边的一家“满文福”的涮肉店，在满是油脂和发黑的店堂中，我们被领上二楼，依然的油腻的墙和旁边一桌吵闹的SOUTH OF RIVER人聚餐。

    这个店听名字就知道有年头，特色是手切羊肉，一片片厚薄不均的羊肉，连皮带肉，与我们常吃的东来顺有大不同处。

   

 

     章太炎与晚清国粹派之间的关系，有不尽一致的认识，但是，章太炎的许多观点与黄节、邓实这些国粹派的核心人物的观点非常接近。章太炎也坚信国学是国家认同的关键，而且是面对西方挑战之际精神动力，在他撰写的《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

   讲习国学的重要功能是建立民族的自信，对于西学的过分崇敬已经对爱国爱种的精神产生了严重的损害。章太炎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就批评当时的欧化主义风潮说：“近来有一种醉心欧化的人，总说中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国的长处，见得别无可爱，就把爱国爱种的心，一日衰薄一日。”[1]章太炎有着强烈的文化承担感，“上天以国粹付余，……怀未得遂，……至于支那闳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2]

   在近代的政治背景下，章太炎所要处理的问题有两个要点，首先，他要以民族主义的立场来激发当时以“反满”为号召的革命激情，这样他要以汉族的历史来确定中国的特征；其次，他要通过民族的历史叙述来确定中国人的民族认同。这两个工作在章太炎的教学和学术工作中，有时是混合的。比如，他的古文经学的立场，自然将他的努力导向对于“历史”的重视。

    从知识论的角度看，章太炎认为其他的知识形态都是可以通约的，但是唯有历史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历史”才是确立国家的独特性的文化标准。章太炎说：“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3]

     由于章太炎对于政治的兴趣要远远大于对于学术的兴趣，因此，他对“历史”的独特叙述更多地运用于他的革命理论的阐释。但是，就开创性而言，章太炎对于学术文化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他所钟情的政治领域。特别是他对于中国近代学术的建立所起的开创之功，确乎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典范。当他的事业重心不得已从革命转向学术之后，他将基于民族主义的对于“国性”的强调转移到以现代学术的方式对“国学”进行整理，尽管这样的转移是很不彻底的。

    1906年，章太炎在日本主编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报上曾经刊登《国学振兴社广告》，谓国学讲授内容为：“一、诸子学；二、文史学；三、制度学；四、内典学；五、宋明理学；六、中国历史。”

    许多在我们现在看来十分平常的事情，在处于大变局过程中的近代中国均有着非同小可的意义。因为，这个对于“国学”内容的设置，与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方式有根本的差异，最明显的是没有了传统知识的价值基础“经学”。据此，陈平原等人将章太炎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的创立者。[4]

    后来，章太炎将他自己的讲课笔记整理出版，定名为《国故论衡》。该书分为三卷，上卷论“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中卷论文学；下卷论诸子，即哲学思想。

    以“国学”之名作为招牌的课程的内容却以“国故”作为书名，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吗？换句话说，章太炎为什么要采用“国故”的概念来取代“国粹”和“国学”呢？确切的原因可能见仁见智。一个稍有根据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是“国粹”这个词比较具有争议性，“国粹”这个词，由日本传入，但是既然提出国“粹”，必然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内容称得上是“粹”。有国粹，意味着基于价值观基础上的辨析和清理。这似乎是非学术的。以纯粹的学术的立场来看，学术研究应保持客观和公正，因此，“国故”便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词汇。

    但我们相信，无论是“国故”还是“国粹”，都醒目地存在着“国”这个“价值性”的前缀，因此，名称的变化并没有放弃“国”作为文化认同的基础的重要功能，“国粹既是一个in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 个  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历史记忆复返，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5]

    在失去《民报》主编的工作之后，章太炎在日本主要靠授课维持生计，但由于章声名远播，所以前来受业的弟子众多，比如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周树人、周作人等，几乎是20世纪初中国人文学的顶尖人物。这些人学术倾向多样，比如周氏兄弟并没有在传统的学术领域下功夫，而是转向写作和翻译。但以黄侃等为代表的大多数弟子，基本上接受了章太炎通过历史和学术的途径来确立“国性”的理路。

     1912年2月，章门弟子马裕藻、钱玄同、朱宗莱、沈兼士、龚宝铨、朱希祖、范古农、许寿裳等发起“国学会”，请章太炎担任会长，在《民立报》发表的《国学会缘起》中说：“先民不作，国学日微，诸言治兴学，以逮艺术之微音，罔不圭臬异国，引为上第。古制沦于草莽，故籍鬻为败纸，十数稔于兹矣。……语曰：‘国将亡，本必先颠。’典章制度名物训诂，玄理道德之源，粲然莫备于经子，国本在是矣。今言者他不悉知，唯欲废绝经籍，自诩上制，何其乐率中国而化附于人也。方当匡复区夏，谓宜兴废继绝，昭明固有，安所得此亡国之言，以为不祥之征耶？……学术之败，于今为烈，补偏救弊，化民成俗，非先知先觉莫能为，为亦不能举其效。”[6]这样的说法，显然是章太炎或者国粹派“学术亡而国亡”的理路。

     章门师徒决定成立“国学会”，并提出教授的科目为：甲，文，小学（音韵训诂，字原属焉）；乙，文章（文章流别，文学史属焉）；丙，子（诸子异义）；丁，史（典章制度、史评）；戊，学术流别；己，释典。”这与东京国学讲习会略有不同，所共同的是，均没有“经学”的条目。这也体现了“国学”有意与经学保持距离的设想。

    1913年之后，大量的章门弟子进入北京大学，甚至成为北京大学文学和历史以及后来成立的国学研究所的主导人物，比如历史的朱希祖，文学的黄侃、马裕藻、钱玄同、沈兼士和周氏兄弟等，他们通过北大的教授评议会在很长的时间内控制北京大学的教授评聘和学科内容的安排。由此，章太炎的观念开始更为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的学术形态。

    但是，随着从欧美留学回来的学者不断进入北京大学，特别是胡适开始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随后，胡适又执掌文学院，章门弟子则日益失去了对北京大学学术氛围的影响，国学研究的态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英美系和日本系的权势转移，但实质上，也是关于何种学术内容更能确立“国”的特性的问题争议。

    陈贇君等一干海上朋友周末来北京，意图是为他们即将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的《中国思想》辑刊和丛书做一个编委会的会议。

    其实，我以前也知道他们在做这件事，因为不断有朋友提到，一个月前与赵璕君等前去上海开一个五四的会议，回来的途中知道他们（包括文明、海裔）等人策划之大概，我推断：这大概是年轻人的一种基于理想的实验方案。

    是实验就好，但是联想到我们自己编辑《中国儒学》之艰难，深知做事之不易，却是是衷心希望他们有一个好的结果。

    不过，他们到北京的时候，联系一见，陈君却解释说，是因为我是“前辈”，不便惊扰，所以一直未有联系之类，我了解这是客气话。但是忽然觉得自己的确是“老”了。

     我一直觉得中年是一个很无趣的年龄，首先，既然已不再年轻，不能再为自己的学无所成找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理由，但是又没有到倚老卖老，靠年资混日子的时候。

     在他们的强邀之下，我半推半就地就答应下。私意还是想了解他们的更为详细的行动方案。

     果然，昨天（11月8日）在光明日报社开会的时候，我发现，我和梁涛兄已经是与会者之最高龄者。看着别人，真还不知道把自己是往年轻人那边靠，还是往老成一点的“装扮”。

 

      孔老夫子说，四十不惑，那大概是牛人的境界，对于我，四十正惑呢？

     

     不断有不怀好意者，让我学写字，说万一有一天有人让我题个字之类，会拿不出手。这样的未来其实不在我的考虑之内，因为，人文学者本来应该“素心”。

     不过，这两天在网上却看到了我的书法作品，是上半年我们去东京大学开会，会散的时候，举办者希望留点字做为纪念。同去的北大的王守常老师，据“自称”他的字已被行家肯定，我们则是无知无畏，所以勉强为之。不料小林康夫先生却把我们的字拿出来“显”，可谓“居心叵测”。不过我也想将他转帖在这里，好让某些好事者告诉该如何改进。

     遗憾，陈璧生君的字没被贴上，我认为他写得比我好一些。起码有“体”。

 

附，小林康夫文：

　春、つづき（杜子春）

前回のブログを書いたその日、「春」でもうひとつ驚き、感動した。中島さんたちの「中国伝統文化が現代中国に果たす役割」の国際シンポジウムが終わって、UTCPのオフィスに参加者のみなさんがいらっしゃった。実は、前日よりこのために、わたしは、墨と筆と紙を用意しておいたのだが、そこで、さあ、みなさん、お題は「春」、どうぞ記念の一筆をお願いしたい、と。

   前几天被一友人鄙视为红楼梦中之薛某。责我才疏而好拽，我欣然承认，但我的作风是“顶风”，因此写一假文言，准备气死那些“歧视”我的人，

另一方面，最近风声略紧，只能聊斋。文言可避被腰斩之灾、

   白天陪孩子上课，枯坐茶室，聊以自娱，

 

 一老叟夜巡书房，见邹衍所画之九州地图，中原神州，地势不平，乃因共工之怒触不周山，将四维之二折断，而众神灵苦于东边地低气湿，纷纷西行，越过昆仑之山，远离东土。

    大唐盛世，中土之人颇念远遁之神灵，命三藏和尚率领一马、一猴、一猪，一和尚前去西方取经，佛祖视为轻慢，故而以伪经示之，无奈又被河水浸湿，故而真理愈加不明。

    又过数百年，一日耳曼之大胡子，经由罗刹和东洋，远渡东土，其理激扬动人，深解东土无神之久，更以之以鸦片喻之，倡唯物、无神之论，导平权、斗争之理，先服少年之心，后控全体之脑，终而鸠占雀巢，取孔老而代之。

    如此，适逢万国殖民体系之解，又遇协约与同盟之东西海之大战，中土之少年结成组织严明之团体，坐收渔翁之利，适时立国，一时国泰民安，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民风淳朴，夜不闭户，疑似三代之再现。

    新制之立，平等至上，一切皆成公有，而民智未及，几无绩效。眼见诸类大同之政，只可炫人之耳目，不足裹人之腹、御人之寒，遂又改弦更张，在湘乡豪杰尸骨未寒之时，蜀中之行动派巧施妙计，削除内戚、宦官集团，顺天意而得民心，使民有所置手足。

    改正朔、易服色，民有喜色，农耕之人可租种定量之土地，勉力于糊口，而工商亦有所归。然政制且仍因其旧。

    无拘束之工商与严厉之管束之冲突日盛一日。故有太学堂之清议与武夫干政之闹剧。真可谓：太阳底下无异事也。

    人心日坏而吏治愈弛，虽经各类训令，却也无有约束之效，因此吏人狱卒之荒唐已成小民之谈资。

适逢岁在XX，哈雷之星横扫东土，百姓财物被一官府之票据衙门所吸尽，民怨甚急。故狱卒和捕快之业甚隆。

官府设立防口局，钳制各类逆耳之言，不料有一新言路，为前所未见，声光电化，虽烧之而不尽，故而尽禹父之招，而难以塞之。

且说黔州之瓮安，地极偏，古有好事者引驴入境，此地盛产美酒，且有乌江之鱼味极鲜美。有一民女，投河而尽，其父投状于衙门，答之以俯卧撑，惹众怒，焚衙门而朝野震动。

又闻扬子江边一京都猛汉，手刃六捕快。一时哗然。既而关东之捕快心怀不平，六人合力将一小民送归西天。一时乡间讽诵之谣拟之曰“非常六加一”。

捕快虽为胥吏之底层，史上多与帮会有染，世道乱，帮会多有，因此多与捕快、衙门勾连，先有南粤共开勾栏之议论，后又将声冤求援之民击杀于当涂，直使众人莫辨黑白。

     老叟愤激，且无处申诉，惧被投监，忍气含悲，不知措手足。茫然四顾，何处是瀛洲。

    10月25日晚，从郑州出发，演着郑开大道，我们前往开封，路边有很多的小摊在卖螃蟹，写着雁鸣湖螃蟹，没有阳澄湖的嚣张。

   到了开封，已经是傍晚，天色渐渐黑了下来。同时，我们的目的地“第一楼”到了。

第一楼在开封，相当于天津的狗不理，最能代表开封的饮食品质。然其主打的也是包子。

   在郑州就听老卢说到包子，他们河南人坚决认定开封的包子比狗不理要好很多，并当即说起了关于包子的顺口溜：“提起来像灯笼,放下去似菊花。轻轻提,慢慢移,先开窗,后喝汤。”

   天津包子姑且不提，在那次把我们吃拉肚子之后，恐怕，我不会再主动再想起它，所以，河南的朋友们将之作为比较对象，显然没有找到一个好的比较基础。

今天跟别的朋友提起，总的感觉河南人不算是吃的太讲究的，虽然有什么洛阳水席之类的现代创造，但是要让我们用一种事物把河南的美食联系起来，包子其实不能太算，因为南翔的小笼、天津的狗不理就知名度上来说，肯定远胜。

   第一楼提供了开封的四大名吃，还有一些羹类，总之记不太住。

   26日晚上，我们改吃在郑州的萧记烩面。上次去河南的时候，有人就说必须吃这玩意，然对于我这样经常在人大的集天小吃拿烩面做午餐的人来说，并不太向往，但那次被拉去吃了一次，这次算是一尔再，可见他们对于这味美食的信心。当然，我们吃面的时候，还吃到了一种趴羊肉，味道还不错。

要说，26日在“老子的故乡”鹿邑的午餐，还有一些令人怀念的吃物，比如当地生产的一种烧鸡，据说是用最为传统的方式做的，令人回想起80年代的符离集烧鸡。还有一种麻糖和麻花，也相当好吃，一个姓李的老者说，这里的麻糖比孝感的还要好，麻花比天津的好。

   你总能听到这样那样的说法，只能说河南人起码不善于推销自己的产品，或者他们不用太推销，因为对于一个人口大省来说，自己还吃不够，外地人就算了吧。

 

 

   其实，我们去河南不仅是为了吃，虽然吃是很重要的。我们26日主要行程是一次十足的文化之旅。本来我们是希望走一下孔子周游六国的陈蔡部分路段，但是因为所留下的线索不多，所以便改成孔子和老子的路线，算是另一种的儒道互补。

 

   关于老子的故乡，我没有能力判定老子的真实故乡，因为司马迁的时候已经搞不清楚老子的身世，所以现在当你说老子的时候，经常会被疑惑到底是那个吗？现在许多人努力在给老子的身世弄清楚，这样的努力多少有一些不着调。

  反正上午我们花了四个小时从郑州到鹿邑的，那的地方刚刚结束了规模盛大的老子文化节，因此街道很是整洁。我们首先到的地方是太清宫。这是一个绝对的现代建筑，里面最为古老的建筑也就是晚清的，但是就那为数不多的老建筑也即将被拆掉重建。搞得同去的老专家相当的不解。

里面有一块碑是老子诞生处，这样的事情总会让你哑然失笑，然后我们被领进了老子故居，这里有书房、正厅、卧室、厨房，他们主要是把他当作周的守藏史，但是这样的故居设计太让人不忍目睹了。

里面有两块碑，唐和宋，说明古代也是存在着太清宫的，可能占地也很大，但是黄河的水患，让这些碑都被埋在地下，我们也可以知道现在的鹿邑人，被那时侯要站得高的多。

   太清宫前面有一个巨大的老子雕像，雕像的基座的英文是“最伟大的哲学家”，上面的中文则是“天下第一”，放在一起就是“老子天下第一”，河南人实在是太有才了。

   接下来，我们去了明道宫，那时老子升仙地方，升仙台，现在是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个地方依然没有多少文物的气息，我们在那里听得最多的日本人试图炮轰那个的升仙台，但是打在上面的13发炮弹居然没有炸，当地人的说法是“老子显灵了”。

 

   下午我们赶往淮阳，那里有太昊陵，也就是伏羲的陵墓，里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各类的匾额，有朱熹的，也有黎元洪、郭沫若、沈尹默这样的字比较象样的人的字。还有一些因地位很高而占据一席之地的。最有意思的是统天殿一字排开的五块扁中间是乾隆皇帝的，两边是朱总、李总、还有另外两个姓李的leader的字体。感觉是乾隆皇上比较空闲，字写得好一些。就领导人的字而言是每下愈况。

 

   最后一站才与孔子的周游历程有关，孔子的周游很悲，中间在陈蔡绝粮，但是他和跟着他的那些学生还是坚持演练礼仪，也就是“弦歌不绝”，在淮阳的一些小巷中间的水面中间，我们总算找到了“弦歌台”，这个地方也象别的古迹一样，正在整修，我们看见了正在建设中的许多新建筑。

 

    河南文物众多，作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的源头，这里有许多值得人追念的地方，但是，访完这些地方之后，却有一些惶惑。同行的陈君不断在说，一百年之后，这些新的建筑也就成为文物了。

    谢晋走了，前几天在电视上看关于他的访谈，只是觉得他耳朵已然不灵光了，依然还有很多的计划，但是，令人痛惜地突然走了。

    据报道，谢晋是在参加春晖中学的百年校庆的时候离世的，这或许是一种幸福，且不说白马湖边风光无限，春晖中学这个谢晋的母校又曾经名流云集，因此也算是一个理想的“归宿”，只是不能理解那些人为什么要将其遗体运回上海，这个难以给人以“确定感”的城市。

    谢晋是不幸的，曾经经历了许多的磨难，他曾经回忆他父亲的死，那时他在“牛棚”，听到冰冷的父亲的死讯，赶回上海，发现父亲趴在桌子上，已经死了，然后，他必须设法把父亲的尸首的手脚抻直了，但是还没弄完丧事，且必须在第二天赶回“牛棚”，在文革这个现在还不被允许回忆的年代，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十分正常的，即使现在想起来是如此的荒谬。

    而前一阵，谢晋连续经历了丧子之痛，他的子承父业的谢衍英年早逝，不难想像留在他心头的痛楚。

    但是谢晋可能也是幸福的，在电影几乎是唯一的娱乐的时候，他是最成功的导演，《小花》、《芙蓉镇》、《天云山传奇》，几乎均造成万人空巷的局面。那时候的明星似乎是谢晋一手制造的，且生命力超强，比如陈冲、刘晓庆、姜文之类，现在已然无法描述那时候等待电影的状况，但可以肯定的是，绝然与现在观“大片”前蜂拥而至、观后破口大骂不同。

    很是偶然，我自己曾经在1982年看过几天谢晋拍电影。这个事情我依稀记得老顽同学也记述过。

    具体的日子完全记不起来，我今天早上试图找当年的日记，却也没有头绪，或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日记。只记得在一个下午，我们正在里面上洪定国老师的语文课，由于文科复习班的位置在曾经稽山中学的孔庙陪殿改造的教室里，正对着学校的“通衢”，突然从窗外拉进来一些马，大家很有一些惊叹。由于我们事先并不知道有人要来本中学拍电影，所以并不知道事情的来由，只是惊叹于马，在南方是很难看到马的，比较严厉的洪老师，说你们看吧，看完接着上课。

    下课后，才了解到是谢晋导演选择了我们中学拍《秋瑾》的部分场景。事实上稽山中学校内并没有什么景致，只是秋瑾的故居和畅堂就在离中学不到五百米的地方。

    谢晋当然是鼎鼎大名，且他又是上虞人，广义地说也算是绍兴人，心里总有一些莫名的自豪，关键是还有当时的红星李秀明，我们算是开了眼了。

    谢晋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导演服，在我们还是典型的中山装的时候，他居然穿一个土黄色的上面有无数口袋的“导演服”。剧组住在第一招待所，每天过学校这边来，李秀明前几天的主要工作是练习骑马。

    每天下课，就匆匆奔向拍摄的地点。什么都觉得有趣，比如弄个大水管来个人工降雨。但是一直到后来才知道参与演出的还有于是之这样的“角”。

    这个电影后来看过，并没有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的里面与中学有关的场景也是十分的模糊。但是这在当时算是一个大大的谈资。

    

    绍兴之所以让人有许多感怀，主要是靠着这样的一些人对于故乡的描述，当然鲁迅功不可没，不过谢晋也很重要。他拍了一些与故乡有关的题材，除了鉴湖女侠秋瑾之外，还有我自己更喜欢的《舞台姐妹》，一个根据越剧名角在上海的故事改编的电影，里面有许多水乡的镜头。

    后来他还拍了《祥林嫂》，在我的老家竹田头一带拍过一些镜头，绍兴的南部山区被设定为“贺老六”的家所在地，那个阿毛被狼叼走的地方。但这只是在新闻纸上看的消息。

  

    谢晋，毫无疑问代表中国电影的一个时代，但也意味着“人性”电影的结束，在技术至上的今天，民族的“伤痕”被掩埋，而代之以华丽的形式，因此，惋惜和留恋是不可避免的。

    你的遗体虽被运回上海，但愿你的灵魂留在白马湖边，因为那里有朱自清和叶圣陶、夏丏尊的足迹，那样你不会太孤独。

   

    

    多少有一些奇怪，自己对于一个周末的记述竟被人“嘲讽”，不过，我的地盘我做主。
    还有今天删掉几个评论，并不因为内容，而是这些评论居然是以方立天和张立文等教研室的前辈和同事的名字发表的，恐伤及无辜，所以出此下策，特此说明。
   
     对于闲扯，我有一辨：现在的个别学生，受应试教育毒害太深，基本上把大学当中小学和技校来念，上课之前也不做什么准备，就等着老师讲个一二三，然后记下笔记，准备考试。
    不过，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在学生，即使是本人所在的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大学，学校号称要做“通识教育”，但结果是学生的选择自己想上的课的空间越来越小，完全自选的学分只有六分，这样的怪事，居然是在“通识教育”的幌子下而开始的。学校如此，学生如何也就不算奇怪。

     上次在北大开会碰到朱维铮先生的时候，就计划来复旦的时候找机会拜访。这次来沪，就有人问起这个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表示不解，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朱先生向来以骂人著称，一不留神，容易自取其辱。其二，朱先生对于现代新儒学向来少一些同情。但是，作为比较专注于近现代思想的人，多年来阅读朱的著作或他编辑的一些文献资料，吃过鸡蛋，而要认明“母鸡”的心态却也是必须加以了结的。
     虽然在北京已经有约在先，但是十分不幸的是，我并不知道朱先生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所以特意在上午会议间隙的联络却不巧惊着了朱先生的清梦，好在“不知不为过”。
     朱先生住在复旦周边武东路的一个弄堂里，果然是沪上名人，门口的门卫很自然地给我指明了方位，省了不少寻找的气力。
     六点半，天色已暗，所以典型是夜访。所以想起钱踵书先生一篇散文的名字《魔鬼夜访钱踵书》，并演化出现在这个标题。
    谈话是从我的提问开始的，因为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康有为的研究项目，而朱又正好写过、编过许多康的材料，所以试图了解他对于我的研究设想的一些意见。
     具体的讨论过于“细碎”，后来就转到了对于康的为人，他觉得康的最大价值在于对现状的批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自己对于社会变革的设计往往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他对于社会现状的批评，或者挑别人的毛病这一点，却是十分深刻。并推荐我看《物质救国论》等康氏经济作品，并开玩笑说，与邓等人的经济政策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人文学者比较喜欢追溯自己的学问传承，朱说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康的故事，我只知道他做过周予同先生的助手，但不知道他还是陈守实先生的助教。听得出他对于自己的年轻时期的岁月的“志得”，他说当时最好的学生留下做助教，略差的做研究生，顺便把现中国社科院某明史专家给贬了一下，因为朱是助教，那人是研究生。
    而有趣的是，陈守实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而周予同则是钱玄同的学生，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的两大高人，康有为和章太炎，因为梁启超是康的学生，而钱玄同则是章太炎的学生，康和章之间无论经学立场还是政治立场决然对立，并形成近代中国思想最具魅力的部分，自己身为两大学派传人的助手，当然是爽快。当然在我看来也恰好表明，在现代学术体制下面，那些曾经的学派分别已经荡然无存。
    言谈之中，不断会涉及另外一些学林名家，当然能入朱先生法眼的人不多，许多的事情只可口传，不便见之于文字记录。
     有趣的是，他说他正在筹划编一本孔教会的文献集，由于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下过一些功夫，所以还是比较谈得来。
    朱自己对当前儒家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不满，特别提到他自己因为说自孔融之后，孔家血统的传承便出现疑问，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受到了孔家后人的抗议，说孔家已经给学校发信，要求学校处理，并说要诉诸法律如何如何？
  
    说实在的，朱先生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太同意，但他将之归结为历史和别的学科之间的规则之别。
    但是一个73岁的人，依然“情绪饱满”，还在不断臧否人物，不故做老成持重状，这对于惯于“一团假和气”的学术界来说也是一个“异类”。
   
    聊了1个半小时，虽意犹未尽，却也是必须告辞的时候，在复旦周边嘈杂的小路上漫步。不知道身后的影子是否拖得很长。


   
     

说起来，复旦我真的比较少来。
上中学的时候，最想上的大学当然是复旦，当时，在浙江，北大还没有现在这么吃香，复旦在江浙一带算是名头很大，加上以当时的交通条件，上海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是我分数不够，我们班的老顽同学进了这个学校。
后来回家的时候，经常会在上海下车，到老顽那里住一晚上，记得有一次，我带着贵州的洪同学和内蒙的石同学，一路从无锡、苏州玩下来，到上海，那时侯也没有找旅馆的想法和预算，生生就是挤在老顽和他们同学的宿舍里，白天去豫园那边吃点小笼包子，回来就在复旦的食堂里解决点吃的，现在我都完全记不起吃过什么东西，但是记住了五角场这样的地名。
以后，也经常来上海，但是记忆中似乎没有在复旦呆过，去过遥远的上海大学、丽娃河边的华东师范大学，只听说，一直没有机缘。

这次，有一个很精致的会议在复旦开，人不多，加上议题也比较符合我自己的喜好，所以就来了。

由于票是会议给订的，是中午12点的东方航空的京沪空中快车。但是我自己是很不喜欢东方航空的，年初曾预定过一次东航从深圳到杭州的票，因为大雪，所以航班紧张，在临走的当天，东航突然通知我预定的打折的票没了，但可以改签，条件是原价再加50先，这岂不是强盗逻辑，所以只好改坐别的。
后来有看到中途返航的事件，真不敢相信这样的航空公司居然没有受到任何的惩罚。
两个小时之后，就到上海虹桥，但是出站的路真是很远，看到很多女士经常换手提东西，觉得服务上还是欠缺了一些东西。
出租车也需要排很长的队，大约半个多小时之后，总算上了车，又开了40多分钟，才到复旦，反正下飞机到复旦的时间，大约相当于从北京到上海的时间。

匆匆地放下行李，因为要去见上海师大的方兄，出于好心，他给我在那里安排了一个讲座，其实，我自己更多的是希望老友相见，聊点家常。又有40来分钟的车程，总算来到上海师大，一个意外的收获是见到同济的王晓渔，以前听别的朋友谈起过，这次算是见到真人了。当然还有上海大学的朱兄和师大的做春秋的王兄，很是有一些相见恨和一见如的感觉。

晚上的进展还算顺利，气氛也比较活跃，一聊便到了10点来钟。

今天可能是因为长期在路上跑，心情烦躁，觉得上海的空气也如北京一般的污秽，高架桥边房子十分令人有迫仄感。

还没来得及看复旦的风景，五角场完全没有了当年的情形。
复旦这个名字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因为被读破了，很是有趣，因为不雅，也就不提，但是校门口有一个餐厅叫“旦苑”，怎么着也听着不顺耳。

吃了人家嘴短，还是就此打住吧。再说，夜深了。

    现在的北京肯定的post-aoyun时代，因为，空气再度的污浊，马路边上的小商贩又开始了他们开着各式农用车与城管打游击的游戏。他们总算可以将自己生产的一些物品销售给需要的人，管理机构大约也知道“民生”的问题不能因为面子而置之度外。
    马路中间，那些真的和假的乞丐，又开始在红绿灯的路口乘着汽车等候的时间跟车主要钱。正担心他们的安全。
     其实，这是北京的常态，霉运期间则是“异样”的北京。
     在毒奶粉的喧闹中，我们开始了这个国庆长假，我与本科同学几家在顺义的某处住了两天，然后又去一个农大和人大的老师参与的一个农业合作社参观了一下，在那里吃了一顿所谓的健康食品。参与这个活动的有我们在北京质量监督局的某朋友和某全国人大代表。期间又谈到了毒奶粉的事情，他们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复杂，因为政府要求牛奶企业收购牛奶，而收上来的却不可能卖出去，比较被动，所以奶农便只好想法让牛奶少产奶。关于如何让奶牛少产奶的技术细节，说起来有点少儿不宜，总之某人大代表的一句话，印象深刻：“在中国，做畜生也不容易啊。”
     在世纪城的某茶馆，做了一下午的“算术”之后，疲惫成为这个节日的主旋律。
     转眼，10月3日，上午先是接了一个来自DC的电话，通话的过程相当有意思，电话经常会出现声音不清晰的情况，一开始，我以为是太平洋海底的光纤的问题，但是说着说着，发现一个规律，但凡涉及奶粉和奥运的题材，我们的电话便会变得十分的不稳定。通话的那边似乎很是了解这样的问题，她说，没有被挂断已经是十分照顾了。
     这个问题，我至今不能有效的解释，或许只是偶然，因为，我的知识没法解释这个问题。
     下午，陪我的同学的孩子去中关村买电脑。
     该生今年考上清华传播，发现电脑乃一日常用具，所以必须买，但在北京也就我一个成年人的熟人，我的同学还专门打电话，让我陪着，我虽然对电脑的技术一窍不通，但也是职无旁贷，所以便一起去了太平洋和鼎好，我的朋友的孩子，为了买一个电脑咨询了相当多的人，倾向于联想，但是联想的学生款，虽然性能不错，但是样子太难看，她的中学老师也建议说华硕不错。
     所以我们又转到鼎好二层的华硕专卖，看到一款价钱和联想差不多，但是样子好很多的电脑，我们均有一些动心，最后决定买这个，上九层打开机器，突然发现这个电脑即使创建一个文件也要一分钟，完全没法用，而且所有的软件均是预装的试用版，（这样的情况在国外可能正常，但是销售人员一开始说这些软件均已配齐，我们质疑的时候，一个自称是当过兵的经理说，预装版也不是“没装”）这样的情况在销售的人员肯定是了然于胸（我中间问一技术人员，他说就是这么慢，那么我问他以前买这个电脑的人怎么办。他说要么换，要么买主认为他自己有足够的技术能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想把这个电脑退了，但是经理说：换可以，退不行。
      这样，我们便只好换了一款，加了几百块钱。
      华硕电脑以前我买过，质量还不错，但是销售人员似乎对自己的产品并不信任，所以就采取一些下三烂的手段来销售，让人觉得这样的品牌根本不值得，所以，大家还是远离为好，不要被其漂亮的外壳所“蒙蔽”。有趣的是，我中间打12315询问这个事，包括海淀62612315，结果是永远占线，或者没人接。
     弄到晚上，总算把电脑装完，我去北京火车站取我“小姨”给发来的水果。
     因为很少通过火车运东西，所以对于北京站这方面的规矩并不了解，最大的失误是没有按提醒带身份证复印件。认为只要带原件就可以了，结果经过千辛万苦找到地下一层的仓库的时候，被要求出示复印件，我说没有，他们说“必须”，并说火车站有复印点，我说已经很晚了，希望通融，服务站一个姐姐很和善地说：“兄弟，别着急。我们12点才下班。”
    带着被她逗乐的笑意，我开始询问前台和各个看着象车站工作人员的人，他们的答复是以前有，现在撤了。他们建议到火车站对面的恒基中心。我只好到建国门一带，最后在一个饭店的商务中心把复印的任务解决了。回到地下，大约是1个半小时以后，那个姐姐看见我说，复印一张纸那么长时间，我只好苦笑着说，总算赶到12点之前到。
    仓库有一个车把我送到地面，但是我完全搞不清我是在那里，他们说这是崇文门。一个貌似好心人问我是否要车，我说要，因为两大包水果，我是没能力运到我自己的车上，他说，他可以帮助我，但是要20元。
讨价不成，只要成交。这样我又从崇文门走回北京站。
    建国门复印、崇文门取货，这就是我们铁路给我们提供的服务。
    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那是相当的疲惫。从电话的干扰到电脑商贩的“小诡计”，到火车站“奔波”，我承认，我自己很“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