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中国概念股第二季度财报发布的时期，从7月18日的“珠海炬力”到8月18日的“华友世纪”，会有20多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陆续公布自己的财报。
每家企业在公布业绩前，似乎都希望自己能达到华尔街的预期，国内媒体也喜欢把“某某公司超过（没有）达到华尔街预期”作为主要的标题内容。
这些来自投行、分析机构的预测真的这么重要吗？
至少在KKR倡导“如果管理层拥有公司的股票，他们将会更主动有效的管理好公司”的理念之前，并不是这样。后来由于高管们越来越普遍的持有公司股票，股价的涨跌才会变得和他们密切相关。
但直到今天，在公司自身层面，来自华尔街的预期实际依然不重要。
尤其对这些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不仅曾出现过一些公司的“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不被华尔街理解，但自身仍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也出现过华尔街对公司未来的错误判断——在这种背景下，华尔街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离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趋势还有差距。因此对这些公司的CEO们来说，关注公司自身，肯定远比讨好华尔街更为实际。
网络公司都曾表达过对华尔街的不满，张朝阳不止一次的说过华尔街不懂搜狐，丁磊甚至认为“判断中国的企业只有10％是对的，所以跟着华尔街走肯定要丢钱。”
而盛大也在2004年9月左右，被高盛的报告称为，与中国其他的门户网站个股相比，股价明显溢价，并将其评级从强于大盘下调至与大盘一致，但实际当时数月后盛大的Q3的净利润比Q2多赚了300万美元。现在，2006年的Q1，盛大的净利润虽然只有150万美元，由于游戏免费策略后，其用户的ARPU值还在上升，因此很有可能Q2的数字会比Q1好些，盛大内部也认为公司已经走出低估，但或许华尔街依然只会给出一般的预测。
当然，因为华尔街各类预测、报告、分析而引起的股价变化依然会对公司造成重要影响，如惠普在卡莉时代的20个财务季度中，有7次没有达到华尔街预期，股票下跌了55％（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而在新CEO马克·赫德上任后，每次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股票在过去一年反而上涨了50％。
这些对投资者、分析机构、媒体可能需要高度关注。但实际上，无论卡莉还是马克·赫德都不在意华尔街每次的预测，尤其是马克·赫德，他自称更愿意对公司“保持实际态度”，而不会吹嘘公司做不到的事情。这意味，越是牛的公司，越会注重自己，而不会被华尔街左右。
《环球企业家》杂志曾在前一段时间，委托一家美国的市场调查公司在全球八个国家（美、英、法、德、加、澳、日、韩）做了样本调查，希望了解在这些国家普通大众眼中的中国企业形象。
毫无意外的，这些国家最熟悉的中国企业也是国内媒体宣传最多的企业，前十位是联想、海尔、中国国际航空、青岛啤酒、中国银行、上汽、中国电信、TCL、中国移动以及华为（海信并列）。其中国航可能被国内媒体报道的不多，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也为很多外国人接触。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展知名度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大部分以广告为主，尤其是户外广告。海尔在东京银座的广告至今还在，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也很容易发现联想、海信的广告。如同阿里巴巴那样有意识的在海外各类媒体上投放广告，也加之报道的做法还是不多——马云在CNN、CNBC大量投放过广告；时代、商业周刊、经济学家、财富、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CNN、CNBC 等全采访过他。
对这些中国企业来说，花大笔的钱用在海外媒体上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在树立海外知名度的方法策略上，什么样的推广方式才能起到作用呢？
或许在推广中更多的考虑中国文化的因素不失为一个办法。
在本次调查中，居然有四成的外国受众表示，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会增加购买中国公司产品的兴趣，尤其是英法加三国，肯定的比例超过了45％。
这意味，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强大的文化输出国，但是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大有人在，而且愿意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商品联系起来。这实际也说明，如果中国企业能把握好文化推广的尺度，在一些推广、产品设计中融入中国文化的因素，不仅有可能摆脱在国外“低成本”、“不道德”等不利形象，而且也可以实现低投入高回报的品牌宣传效果。
当然，这么做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讲究产品本地化的时代，如果过分强调外来文化，可能引起当地受众的反感。丰田从1965年开发出第一款适合美国人的轿车后，40多年后，直到最近一两年，才被美国舆论认为是一家“美国的公司”，而其产品无论从设计还是推广上，都没有任何日本文化的因素。
因此，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成功的时间有可能同样会很长，但如果能做到在借用中国文化和融入当地文化中做到巧妙平衡，那么在建立海外知名度和品牌形象上，或许会大有收获。
这和这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金额形成了反比——来自美国的企业，投资金额一直是最多，超过了欧盟和日韩的企业，但他们大多数不愿在华申请专利。相反，欧盟和日韩企业，在中国的总体投资额可能不如美国企业多，但是他们愿意在中国申请专利，受到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保护。
对于为何美国企业在华申请专利数量少，这些公司的解释是，它们的研发体系是全球化运作，往往一个项目需要各个国家研发中心的团队合作，因此成果出来后，很难确定到底是属于哪个团队的功劳，也无法在某个国家单独申请专利。但是这和美国政界一直以来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满有关。在中国美国商会2006年的白皮书中，对中国知识产权环境不满的美国公司比例也很高（49％的美国公司对中国政府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措施不满意）。
但这是否意味美国公司在华的研发中心不具备创新活力？
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于不少美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都是全球体系中的一环，而非只做产品本地化的开发，因此他们往往能做出更多的创新，比如SUN的中国工程研究院，大部分研发项目都是面向全球的关键性产品、通用电气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也和美国本土的研发中心地位并列。
而与之相反的是，一些韩国企业虽然在华申请专利数多，但是他们的研究水平并非第一，“在国内的通讯行业，我们的实验室本身水平并不是最高，它只是一个商用的系统”，有家知名的韩国企业研发中心的主管承认。类似的例子也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而言之，在1993年，摩托罗拉在华设立了跨国公司第一家研发中心后，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在华外企的研发出现了有趣的分化：一些美国人在华不愿申请专利，但是愿意在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下进行更多的创新；而一些韩国公司和欧洲企业，似乎喜欢把中国作为保护专利的重要国家市场，但不乐意在华做出更高级别的研发。
很多人都知道了《世界是平的》（ The World is flat）这本书，该书被比尔·盖茨等商界领袖视为近期最重要的著作。在书面世后一段时间，全美国的州长、国会议员都在谈《世界是平的》，各大学校长在毕业典礼上建议，进职场前应该先读《世界是平的》。书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也因此在哈佛大学开了“全球化”这样的课程。书的余热在中国依然没有散去，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简体中文版。
的确，没有人否认现在阻碍地球各个国家之间经济往来的因素已经基本消除，包括我也是。但这是否意味世界已经真正扁平化，利用全球资源来进行各种创新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吗？答案或许并不是如此。
当然从经济的角度，世界确实是平的，任何国家的外来投资者都可以在既定的框架中“自由”开设工厂、分享技术、共同享受市场增长带来的好处（在中国，连代表全球化扩展符号意义的跨国公司们都开始宣称自己是“中国公司”），然而经济全球化并不代表商业力量能将文化、逻辑，以及宗教抹平，而这恰恰是“逆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力量，也是跨国公司们最应该注意，但现在却一直没有注意的问题。
先看看来自韩国和日本的例子。Google在韩国已经弄不下去了，家乐福和沃尔玛则已经承认了它们在韩国的失败；在日本，家乐福撤了，eBay也几乎不行了——简单的事实背后，可以拿出一大堆理性的MBA式的分析，比如家乐福在日本存在选址问题、物流问题、管理结构问题等，但是实际上，对大多数日本人看来，家乐福失败唯一的原因就是“价格便宜”。“价格便宜”？没错，日本人的心中，便宜不是好货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普遍对外来商品，尤其是西方商品欢迎的态度下，如果其打出低价牌，还是没有人喜欢。家乐福就是因为没有把握住阻碍它在日本“本地化”的最重要原因。
我这么说，可能也会招来疑问，如果家乐福在日本把价格提高一点不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吗？是不是靠科学的管理、灵活的市场反应机制、以及本地的管理人才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为什么家乐福在同为东亚文化圈的中国却能成功？所谓的文化因素真的如此重要？
疑问本身当然正确，但和我说的是两码事。任何纠错机制，都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指望这些就能达到“全球化”显然是不能的，毕竟你永远都会被视为一个外来者，一个来我们市场赚钱的外来者，你可以通过本地化的产品、巧妙的公关广告、和管理部门紧密的联系以及突出社会责任的措施来赢得好感，让不少人认为你确实和消费者之间没有鸿沟，但是这并不能代表，你已经掌握了消费者真正的心态。甚至你也可以创造一种消费文化，但是你也永远无法代替当地固有的文化。
再举一个在中国的例子。一个跨国广告公司中，一个中层员工可能因为家庭条件比较好，他有钱去买一辆宝马，而他的老板至今却只是开别克。一般情况下，这位中层员工绝对不会买宝马上下班（当然他有可能买下来在业余时间开），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不撍越”是一个重要的规则。论语中也有这样的话“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简单的直译是，做人孝敬父母，尊爱兄长，而喜欢冒犯上级官长的人，少有）。
因此尽管这位中层员工是宝马的目标客户，但是很有可能宝马的销售用常规的技巧并不能说服他，除非他离开了这个广告公司，或者这位中层员工只是买来在周末以及非上班的时间开开。如果是后一种情况，这似乎也很难做到，按照《环球企业家》专栏作者唐锐涛（Tom Doctoroff）的看法，中国人喜欢炫耀，如果“偷偷摸摸”的开宝马，炫耀的功能（这可能是宝马在中国市场意外出现的新功能）就会大打折扣，这显然也不是这位消费者想要的结果。
我已经在新浪BLOG安家了，欢迎你时常过来做客，大家多多交流哦。我会把一些新鲜有趣的东西记录下来一块与你分享。也希望你记住我的BLOG地址，你可以把她添加到你的收藏夹，也可以把她复制下来告诉你的朋友们。
：）
我的BLOG地址： http://blog.sina.com.cn/u/1247891794
又到了中国概念股第二季度财报发布的时期，从7月18日的“珠海炬力”到8月18日的“华友世纪”，会有20多家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企业陆续公布自己的财报。
每家企业在公布业绩前，似乎都希望自己能达到华尔街的预期，国内媒体也喜欢把“某某公司超过（没有）达到华尔街预期”作为主要的标题内容。
这些来自投行、分析机构的预测真的这么重要吗？
至少在KKR倡导“如果管理层拥有公司的股票，他们将会更主动有效的管理好公司”的理念之前，并不是这样。后来由于高管们越来越普遍的持有公司股票，股价的涨跌才会变得和他们密切相关。
但直到今天，在公司自身层面，来自华尔街的预期实际依然不重要。
尤其对这些在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公司而言，不仅曾出现过一些公司的“中国特色的商业模式”不被华尔街理解，但自身仍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也出现过华尔街对公司未来的错误判断——在这种背景下，华尔街的预期在某种程度上，可能离公司实际情况、发展趋势还有差距。因此对这些公司的CEO们来说，关注公司自身，肯定远比讨好华尔街更为实际。
网络公司都曾表达过对华尔街的不满，张朝阳不止一次的说过华尔街不懂搜狐，丁磊甚至认为“判断中国的企业只有10％是对的，所以跟着华尔街走肯定要丢钱。”
而盛大也在2004年9月左右，被高盛的报告称为，与中国其他的门户网站个股相比，股价明显溢价，并将其评级从强于大盘下调至与大盘一致，但实际当时数月后盛大的Q3的净利润比Q2多赚了300万美元。现在，2006年的Q1，盛大的净利润虽然只有150万美元，由于游戏免费策略后，其用户的ARPU值还在上升，因此很有可能Q2的数字会比Q1好些，盛大内部也认为公司已经走出低估，但或许华尔街依然只会给出一般的预测。
当然，因为华尔街各类预测、报告、分析而引起的股价变化依然会对公司造成重要影响，如惠普在卡莉时代的20个财务季度中，有7次没有达到华尔街预期，股票下跌了55％（当然还有其他因素），而在新CEO马克·赫德上任后，每次都超出了华尔街的预期，股票在过去一年反而上涨了50％。
这些对投资者、分析机构、媒体可能需要高度关注。但实际上，无论卡莉还是马克·赫德都不在意华尔街每次的预测，尤其是马克·赫德，他自称更愿意对公司“保持实际态度”，而不会吹嘘公司做不到的事情。这意味，越是牛的公司，越会注重自己，而不会被华尔街左右。
《环球企业家》杂志曾在前一段时间，委托一家美国的市场调查公司在全球八个国家（美、英、法、德、加、澳、日、韩）做了样本调查，希望了解在这些国家普通大众眼中的中国企业形象。
毫无意外的，这些国家最熟悉的中国企业也是国内媒体宣传最多的企业，前十位是联想、海尔、中国国际航空、青岛啤酒、中国银行、上汽、中国电信、TCL、中国移动以及华为（海信并列）。其中国航可能被国内媒体报道的不多，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地位，也为很多外国人接触。
不过迄今为止，中国企业在海外扩展知名度的方式还是比较单一，大部分以广告为主，尤其是户外广告。海尔在东京银座的广告至今还在，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也很容易发现联想、海信的广告。如同阿里巴巴那样有意识的在海外各类媒体上投放广告，也加之报道的做法还是不多——马云在CNN、CNBC大量投放过广告；时代、商业周刊、经济学家、财富、华尔街日报、南华早报、CNN、CNBC 等全采访过他。
对这些中国企业来说，花大笔的钱用在海外媒体上也未尝不可，但问题是，在树立海外知名度的方法策略上，什么样的推广方式才能起到作用呢？
或许在推广中更多的考虑中国文化的因素不失为一个办法。
在本次调查中，居然有四成的外国受众表示，更多的接触和了解中国文化，会增加购买中国公司产品的兴趣，尤其是英法加三国，肯定的比例超过了45％。
这意味，虽然中国目前还不是一个强大的文化输出国，但是海外受众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大有人在，而且愿意将中国文化和中国商品联系起来。这实际也说明，如果中国企业能把握好文化推广的尺度，在一些推广、产品设计中融入中国文化的因素，不仅有可能摆脱在国外“低成本”、“不道德”等不利形象，而且也可以实现低投入高回报的品牌宣传效果。
当然，这么做可能也有一定的风险，在讲究产品本地化的时代，如果过分强调外来文化，可能引起当地受众的反感。丰田从1965年开发出第一款适合美国人的轿车后，40多年后，直到最近一两年，才被美国舆论认为是一家“美国的公司”，而其产品无论从设计还是推广上，都没有任何日本文化的因素。
因此，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得成功的时间有可能同样会很长，但如果能做到在借用中国文化和融入当地文化中做到巧妙平衡，那么在建立海外知名度和品牌形象上，或许会大有收获。
这和这些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金额形成了反比——来自美国的企业，投资金额一直是最多，超过了欧盟和日韩的企业，但他们大多数不愿在华申请专利。相反，欧盟和日韩企业，在中国的总体投资额可能不如美国企业多，但是他们愿意在中国申请专利，受到中国知识产权体系的保护。
对于为何美国企业在华申请专利数量少，这些公司的解释是，它们的研发体系是全球化运作，往往一个项目需要各个国家研发中心的团队合作，因此成果出来后，很难确定到底是属于哪个团队的功劳，也无法在某个国家单独申请专利。但是这和美国政界一直以来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不满有关。在中国美国商会2006年的白皮书中，对中国知识产权环境不满的美国公司比例也很高（49％的美国公司对中国政府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措施不满意）。
但这是否意味美国公司在华的研发中心不具备创新活力？
并非如此。实际上，由于不少美国公司在华研发中心都是全球体系中的一环，而非只做产品本地化的开发，因此他们往往能做出更多的创新，比如SUN的中国工程研究院，大部分研发项目都是面向全球的关键性产品、通用电气在中国的研发中心，也和美国本土的研发中心地位并列。
而与之相反的是，一些韩国企业虽然在华申请专利数多，但是他们的研究水平并非第一，“在国内的通讯行业，我们的实验室本身水平并不是最高，它只是一个商用的系统”，有家知名的韩国企业研发中心的主管承认。类似的例子也还有很多，不一一列举。
总而言之，在1993年，摩托罗拉在华设立了跨国公司第一家研发中心后，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在华外企的研发出现了有趣的分化：一些美国人在华不愿申请专利，但是愿意在不完善的知识产权体系下进行更多的创新；而一些韩国公司和欧洲企业，似乎喜欢把中国作为保护专利的重要国家市场，但不乐意在华做出更高级别的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