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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知兴:惊闻“樟木头现象” 查看全文昨天18:00:03

惊闻“樟木头现象” 樟木头是东莞下辖的一个经济强镇，曾以拥有中国第一家乡镇级的五星级酒店而名燥一时。众多登记为港资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和定居在这里的香港人，把这个南粤小镇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小香港”。今年下半年来的几条新闻，又把这个小镇推向了舆论前沿。一条是珠三角一带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倒闭；一条是房产新闻：香港人甩卖樟木头的房产，近一百平米的商品房，只卖9万元。一百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一个平米（大概是12万）。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工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三十年前，尤其是冷战结...

惊闻“樟木头现象”

樟木头是东莞下辖的一个经济强镇，曾以拥有中国第一家乡镇级的五星级酒店而名燥一时。众多登记为港资的劳动密集性企业和定居在这里的香港人，把这个南粤小镇变成了一个高楼林立的“小香港”。今年下半年来的几条新闻，又把这个小镇推向了舆论前沿。一条是珠三角一带最大的玩具加工企业之一、位于樟木头的合俊玩具厂倒闭；一条是房产新闻：香港人甩卖樟木头的房产，近一百平米的商品房，只卖9万元。

一百平米9万元，还不够买上海最贵楼盘的一个平米（大概是12万）。水落石出，冰冻三尺，中国沿海地带建立在出工加工业基础上的外向型经济的虚假繁荣，终于在樟木头这个地方率先露出了本来面目。遥想三十年前，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以经济特区为起点，老大中国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而今南柯梦一场，人去楼空，留下是满地鸡毛和900元一平米的楼价。

普通的商品可以流动，可以进出口，所以价格总体是趋于一致的。而房地产的价格，因为是“不动产”，在正常情况下，则是当地的经济、社会、人文、环境等各方面综合发展水平的一个写照。这个处于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等华南大中城市群的中心地带的经济重镇，莞深、广深、京九铁路在此交汇，三条高速公路贯穿全镇，号称“国家卫生镇”、“广东省文明村镇”和“中国麒麟之乡” ，怎么会一下子凋零到这个程度？

顾晓鸣老师在传习社的公益讲座上曾经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掠夺式发展和分享式发展的两种发展模式的不同结果。南美、北美的一个同样很边远很偏僻的地方，同时发现一个金矿。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美元一个月，工人们仅够填饱肚子，维持一个最低的生活水平。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这个金矿就废弃了，成为一个鬼城。北美的矿主给工人1000美元一个月，工人有了消费力，金矿附近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典型的中产小镇，七年、八年后，矿藏开采完毕，大家很自然地发展起来了其他产业，继续建设这个小镇，直到小镇成为了大家美仑美奂的家园。

东莞是谁的家园？知情人告诉你，这种地方一般有三种人，一种是港台老板，一种是内地来的打工者（不可忽视的是庞大的性工作者队伍），最后一种是那些福从天降、无所事事、坐吃地租的本地人。无边无际的工业厂房、打工棚之间，点缀着装模作样的花园式住宅和星级酒店。老板和打工者，都不可能把这个地方当家园。说老实话，即使是在它的繁荣期，我对这种五星级酒店加打工棚组成的中国式繁荣的表面现象，就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厌恶。难道这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发展？难道这是一种可以持续的发展模式？一种建立在背井离乡、谁都不把这个地方当家、“生活在别处”的发展模式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经济发展之于西方，是一种内生的现象，健康的公众意见表达机制使得他们能够尽量在在经济、社会、伦理、环境等各个方面的发展中实现平衡。所以中国人出国，印象深刻的不是他们的大都市，而是他们美如图画的各种中产阶级社区和中小城市，还有农村。普通的劳动者，工作之余，打猎、钓鱼、上教堂、听音乐会、去图书馆，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享受自己的家园。而我们这里，在这种荒不择路、先赚了钱再说、不管白猫黑猫的机会主义发展战略下，除了少数几个大城市还能聚集到一定数量的中产阶级，还能产生一点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外，多的却是这种迟早会榨掉最后一点使用价值，然后被无情地抛弃的樟木头式的城市。

其实，即使是这几个大城市，也在逐渐变成别人的家园。动辄上万、几万的房价，说明他们打开大门欢迎的是煤老板、铁矿石老板、港台老板、温州老板，而不是中产阶级。当然，如果没有文化、语言和护照的隔阂，这些老板更倾向与选择的是洛杉矶、多伦多和悉尼。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沿海大都市与内地之间的差距将会拉得越来越大，在一个更大规模上复制樟木头现象：大城市成为车水马龙的五星级酒店，内地成为垃圾遍地的厂房和工棚，所谓“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

樟木头的老板因为成本的低廉，像蝗虫一样集群而来，现在因为成本的提高，又像像蝗虫一样集群而去，留下一片焦黄干渴的大地。“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的结果是中国社会阶层、地域、城乡之间的断裂，不管是否民主政体，未来都将面临一种极复杂、极棘手的局面。这一轮外向型经济主导的经济增长，留下来不仅是环境成本、资源成本，最大是给中国未来政经改革埋下了难于估量的隐性成本。入不敷出，资不抵债之日，也许就是中国的权贵们又像蝗虫一种飞离这片灾难深重的大地的时候？

我给我的加拿大、美国来的老板班同学们讲这个逻辑的时候，他们耸然而惊，多半也是怕这帮蝗虫降临，把他们的家园也变成樟木头式的地方吧。上帝给我们的本来也是青山绿水，我们把它变成黄土高坡，还扯着嗓子唱，“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都是我的歌我的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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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知兴:答问录-中国企业的商业伦理查看全文昨天14:49:24

采访者：《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郝亚洲 1、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企业界频繁发生社会责任问题，密度大，行业涵盖面大。为何都会在这一段时间集中爆发？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商业时期吗？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从经济特区出发，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西方迅速接纳了中国，开始是出于实际的利益和同情心（中国起点实在太低，给个剥削的机会都比不给好）的双重考虑，后来则在贪婪的驱动下，与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机会主义的...

采访者：《北大商业评论》编辑郝亚洲

1、最近一段时间中国企业界频繁发生社会责任问题，密度大，行业涵盖面大。为何都会在这一段时间集中爆发？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和商业时期吗？

冰冻三尺，岂是一日之寒。冷战结束后，中国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和渐进改革的惯性，只能采取以增量带存量，以外向型经济带动整体经济发展的改革战略，从经济特区出发，以其惊人的体量、迫不急待的姿态和自残式的低要价，加入了由西方主导的世界分工大体系。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西方迅速接纳了中国，开始是出于实际的利益和同情心（中国起点实在太低，给个剥削的机会都比不给好）的双重考虑，后来则在贪婪的驱动下，与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一种机会主义的合谋关系。中国的其他方面的进步和变革（包括社会、政治、伦理等各方面），在这种机会主义的、得过且过、一股独大式的发展模式中，不是一推再推，就是被完全忽视。

　　中国这种状况，有点像“肢短肥大症”：由于垂体生长激素分泌过多而导致的一种罕见的疾病，手足疯长，外人都看得见，但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和泌尿系统逐渐形成的各种威胁病人生命的问题，却不容易观察到。这段时间中国企业界频繁发生这些社会责任问题，正是这种内在的危险症状集中爆发的表现。如果我们再不认识到经济、社会、政治和伦理的之间的综合平衡，亡羊补牢，开始着手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的未来可能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所有一切情节都更为灰暗。

2、思想界有一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急功近利的基础之上，是不够“光彩”的。这与您曾经谈到过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机会主义非常类似。如今，机会主义的危害开始显现。值此改革开放30年的时点，我们究竟该如何评价中国企业的成长？

旧的体制压制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允许企业（改革开放前中国只有车间没有企业）的存在，改革开发不过是把这种压制废除掉而已。经济的喷涌式的增长、企业尤其是私有企业的大批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是非常正常的反应，应该算不上什么挟山跨海的丰功伟绩。　　　

陈丹青回忆八十年代的名言用到这里同样很贴切：“八十年代是暴病初愈，国家民族半醒过来，文化圈恢复一点点残破走样的记忆，如此而已……八十年代的可怜就是不知道自己有多惨，还说什么文艺复兴！那是瘫痪病人下床给扶着走走，以为蹦迪啊！”

倒是九十年代无为之治（抓大放小，有所为，有所不为），虽然谈不上程序公正（有些地方迄今仍有后遗症），但解决了几十年的国有企业的老大难问题，算是一个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动作。可惜，按下葫芦起来瓢，现在国有企业的问题不是活得下来活不下来，而是他们活得太好，把其他企业的生存空间都挤压掉了。更可怕的是，它们给其他企业带来的那种负面的导向作用：不找市场找市长，要想富，多跑“部”，马无夜草不肥，朝中无人莫经商！

3、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看到的是几乎完美的数字，物质供求的空前繁荣。但是，这些看得见的“物质”的背后，是否丢失了什么？中国企业的商业伦理处于怎样的状态？

数字之后有反数字，物质背后有反物质。狭义的经济增长背后是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贫富的分化和人心的荒瘠。把这些成本都加上，中国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帐也许完全是另外一种算法。

有人也许会认为这是知识分子的矫情，“发展是硬道理”，解决了经济发展，其他问题自然后迎刃而解。一方面，我们当然得承认解决这些问题的次第性（没有经济发展，首先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但千万不能忘记这些是全新的问题，不同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会因为经济继续发展而自动解决。

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在中国中断了三十年，改革开放后，因为类似的原因，这些方面的研究同样无法全面、顺利地开展，而且屋漏偏逢下雨，八十年代刚刚凝聚起来的一点学术精神又迅速被九十年代以来的市场化和官僚化所污染，官大学问大，钱多学问多，指标高学问高，打灯笼都找不到的是那种精通文献、有跨行对话能力、有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的真正学者。唐德刚比喻中国花两百年时间冲出风急浪高的“历史三峡”，中国的未来也许就会一马平川，但从现状看，在普遍缺乏这种高层次的综合平衡能力的情况下，中国完全有可能从此进入一个历史的死循环，在“小富”和“不安”之间惶惶不可终日。

4、企业的伦理不是短期的建设就能解决的，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积淀和记忆。事实上，中国近代以来就一直在试图解决“理”与“功”的困境。在鸦片战争，中国第一次被迫打开国门之后，中国人就在思考“义利”和“事功”之间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30年前，中国主动敞开了国门，却没有了这种思想上的痛苦和争扎。大到国家，小到企业，我们都在有意或者无意的回避“义利”，而简单的接受了“事功”的思想。我们的企业缺少祈求人格圆满的自觉和警醒，是否和我们这个民族在主动失忆有关系？企业伦理与社会伦理，是何关系？

西方人的事功和义利之间是平衡的，既要play hard，又要work hard；先有法治对私有产权毫不含糊的保护，然后又有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利他主义激情。而我们主流儒家的事功和义利却是对立的，中国人面对西方人的挑战，不得不放弃这种对立，一心一意地去追逐事功，没能够也没来得及去寻找和形成一个新的平衡。

我们曾经以为我们找到了这种平衡：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其实是通过把事功的对象定为集体和他人来解决事功和义利之间的矛盾，这种与王莽、王安石一脉相承的国家资本主义思路在中国却注定是个悲剧。威慑力倍于儒家的有神教都不敢唱这种高调，以“亲亲”文化为基石的儒教中国唱这种高调，能有什么好下场？

过去高调唱得太响，所以这些年人们就选择了低调，选择了“闷声发大财”。但是这个失去的平衡终究是要去找回来的。

我多年来一直强调正确的价值观对企业管理、对发展与员工之间的那种长线关系的重要性，没有明言的是，建立与客户之间的长线关系应该是理所当然的每个企业的目标吧。但现在后院起火，“企业伦理”问题出现了，为了眼前的利益，这些偷盗成性的家伙连与客户的长远关系都顾不上了！我觉得我已经是非常了解中国国情，把标准定得很低了，没想到，事情的发展，还是超出了我的意料。这应该与中国日益恶化的社会伦理环境息息相关吧：身边那么多以偷和抢致富的人，都没有受到惩罚，我为什么不能去做同样的事情？

5、您曾经谈到过商业社会里的“普遍道理”。的确，德国的企业家莱因哈德・默恩也谈到过，自由经济社会里，企业都会遵循一个共有的道德标准。这也可以被看作是西方社会里企业社会责任的基石。我联想到了哲学上“普世价值”的说法。中国商业，该去哪里找寻这样一个“普世价值”？

每个时代都有慨叹人心不古、道德失范的人。多大程度上他们是知识分子的矫情和牢骚，多大程度上他们的声音是一个时代的记录，这的确是一个无从判断的问题。但我还是倾向于认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将来可能会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因为共产主义价值观、西方价值观和中国传统价值观（这里面又分大小传统和儒道释等不同派别）的交织，再加上人们初步取得表达权后发表观点的热切，不同价值观在各种公共领域纷纷扭打成一团，混合成为一个无方向、无底洞的、吸纳一切、混淆一切的超级大旋涡，根本无法找到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底线。如果我们有幸，找到了这个共同底线，那未来的中国人可以在一起忆苦思甜；如果找不到共同的底线，那么未来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我们就还得在这个旋涡中继续旋转下去。

秦晖和何怀宏等学者一直在强调底线伦理、底线合作，就是这个意思。

因祸得福，毒牛奶事件也许是我们寻找这条共同底线（人命关天，每个个体的幸福的加总是衡量一切的最终标准）的一个契机？

6、您在谈到牛根生的时候，认为是中国人将道德和私德进行了混淆，还用了“将军百战身名裂”的表达。中国还有一句古话，“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一个看似的悖论，究竟是个人成就企业，还是企业在成就个人呢？您如何看待企业家在企业伦理中的角色？

机会主义、特殊主义的商业文化环境中，成则“一将功成万骨枯”，败则“将军百战身名裂”。风水轮流转，看今年到谁家而已。典型的例子如史玉柱、黄光裕等人，还有一大批“类德隆”企业，这一轮经济调整，估计迟早都要露出马脚。

企业的道德自然首先是企业家的道德（讲道德的企业家是成功企业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牛根生语录：小胜靠智，大胜靠德。他更应该懂的道理是，特殊主义的道德带来偶然的胜利，普遍主义的道德才能带来持久的胜利。最新牛根生语录：白给弟兄，不给外人（“最后即使白送了弟兄们，也绝不愿被外国人买走”）说明，他还是不明白普遍主义的道德的含义，不明白生命是最重要的，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的，民族、国家都是等而次之的道理，所有才有这种被人讥为“宁要中国人的‘贩毒业’，不要外国人的牛奶业”的说法：须知对于每个理性的普通消费者而言，有安全的牛奶喝，比这卖牛奶的人是哪国人是重要一千倍、一万倍的事情。

死到临头，还在这里煽民族主义的情，实在是不可救药。

不是我心狠，我跟牛根生也无冤无仇。我的逻辑是，出了这么大的事，企业不倒闭，下次只会出更大的事情。牛根生对中国牛奶业、中国食品业最大的可能的贡献是成为中国企业界的反面典型，为中国企业家树立这个标杆：不管你私德多好，没有公德，照样不可能把企业做好。

7、欧洲的企业家认为，他们的一个重要责任是为民主政治制度做贡献，这会让他们自觉地将企业目标和国家目标相结合。您如何看待企业家和政治的关系？企业如何在中国的政治制度下获得独立的人格和信仰？

企业家能在中国成长起来，他们遇事一般都以隐忍为主，更不用说他们对几百人、几千人的工作和家庭所负的责任。这种隐忍如果能演变成为推进这个体制逐渐改良和进步的动力，改变中国人几千年光脚闹革命的刀火传统和因此形成的新瓶装旧酒的朝代循环，是你、我和大家的幸运。但如果只是一味的苟且，坐观，作为掌握最多资源、最有影响力的个体选择坐观，那问题可能就严重了。

其实，最终倾巢之下，岂有完卵。如英国十六世纪的诗人John Donne所言（海明威所普及）：在这个世界上，谁也不是自足而孤立的岛屿，一切人都是大陆的一片。大海把一个土块冲走，欧洲就变小了，一片岬角也是这样，你朋友或者你自己的一栋房子也是这样。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损耗，因为我是人类的一部分。所以不必问那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为我，为我们大家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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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帆:West Wing 查看全文昨天05:46:57

好消息：发改委气候办的高广生是West Wing的粉丝，在加州认出了演Sam的演员Rob Lowe。坏消息：第一次看到中国的民营企业这么高调的游说政府，北京会不会成为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之后第三个说客云集的首都，进而衍生出我们自己的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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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一琨:三里河的疯狂查看全文 2008-11-18 19:17:26

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叫三里河的地方，现在是中国经济的心脏。那里是国家发改委大院的所在地。 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两年内以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案，其中今年底前向各地新增1000亿元投资项目，发改委的官员说，这1000亿元不仅仅是拨付下去，而且是在50天的时间里要花掉。据说三里河的宾馆、酒店全部爆满，连深居于居民楼小区的如家快捷酒店也门庭若市，来晚的人只能遗憾地被告知，100多个客房已经全部住满。甚至据说周围胡同的地下室也住满了来客，都是各省市来跑项目的。不仅酒店、餐饮生意火爆，三里河一带各个复印店的机器也在不停地疯转，将各省官员带来的准备上报国...

北京市西城区一个叫三里河的地方，现在是中国经济的心脏。那里是国家发改委大院的所在地。

11月5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出台了两年内以4万亿元投资刺激经济的方案，其中今年底前向各地新增1000亿元投资项目，发改委的官员说，这1000亿元不仅仅是拨付下去，而且是在50天的时间里要花掉。

据说三里河的宾馆、酒店全部爆满，连深居于居民楼小区的如家快捷酒店也门庭若市，来晚的人只能遗憾地被告知，100多个客房已经全部住满。甚至据说周围胡同的地下室也住满了来客，都是各省市来跑项目的。

不仅酒店、餐饮生意火爆，三里河一带各个复印店的机器也在不停地疯转，将各省官员带来的准备上报国家发改委的项目报告书复印或装订成册，有的报告书被复印装订了10多套，垒起来有一个书柜格那么高。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想象的一幕，最早在三里河发现这场景的媒体朋友告诉我，除了胡同的地下室里究竟住了多少跑项目的人还有待继续调查，其余都是亲眼所见。他笑说，酒店的商务中心里，随便在地上捡张纸，也许上面就有一个有利可图的大项目。

三里河的故事其实并不新鲜，“跑部钱进”成为人所共知的俚语已经有十几年，只不过在这个冬天，争夺项目的工作到了争分夺秒的地步，比如合肥市政府网站的一个新闻标题就是：“市农委进京跑部动作快、准备足、工作实”。2008年的种种类似的故事无非是一再提醒我们，中国经济的资源配置者是谁，还有所谓的市场化改革共识是多么容易被遗忘。

一位经济学博士这几天连续发表文章呼吁说，“四万亿投资计划的本质是在内需难振，出口受困的情况下，重新祭起政府投资的大旗，这是各届政府刺激经济的必杀技，政府重新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体。从改革的路径而言，更希望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道，并不构成对中国30年改革共识的颠覆。”这样的话语无疑是很必要的警醒，但是在现实面前无力地像片寒冬里的落叶。

比起学者，实践者更有体察，也更无奈。一位银行业的朋友告诉我，国家的经济刺激计划出台之后，他们的银行已经在为明后年贷款出现呆帐、坏账做好准备。因为按照今年四季度的投资安排来看，中央投资与地方和社会投资资金的比例是1比3，这个比例和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央投资与地方和社会投资的比例大体一致。众多地方政府的项目争取不到中央政府的资金，主要就是靠银行贷款，而银行对这些蜂拥而至又难以拒绝的政府项目，自然是心知肚明。

2008年的三里河故事，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有趣的、有益的记录和分析。不过如果我们稍微翻阅历史就知道，2008年的这场经济萧条的内在逻辑和10年前多么类似：高速的经济成长，诱发通货膨胀，政府采取十二道金牌式的行政调控手段，导致经济迅速转冷，民营企业大量死亡。

2006年的时候，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处于“半成品”阶段，总体上已更为接近撒切尔式的自由市场体制。但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只占中国经济总量的28%，却获得了将近一半的银行贷款。电信、航空、能源、传媒、钢铁和汽车行业仍然处于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政府高度介入经济的结果是，在过去25年以来，排除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那一年（1998年），中国是亚洲各经济体中经济波动最大的。

我们现在手中拥有的，依然是那个半成品。而从2007年开始，经济大起大落，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之间只有一纸之隔表现得更加充分。因此历史给与我们的答案就是，政府再次为市场兜底，市场继续形成一种依赖的预期和“寻租”的动机，扩大内需造成了表面繁荣和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经济转轨过程中形形色色、真真假假的“市场经济”都各显神通。这一幕已经在热闹的三里河拉开了大幕，接下来的故事难道还会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吗？

还是在2006年，吴敬琏先生出版了《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一书，在讨论如何解决中国经济的痼疾时专门有一章节，：“限制政府权力，建设有限政府”。我的朋友吴晓波当时评述说，这是一个观念，而非战略。同时，它本身就充满了矛盾：要让一个掌控无限权力的机构，主动放弃权力和利益，就好比让一个商人在他盛年之时散尽家财一般，可得乎？

确实如此，汗牛充栋的，关于中国经济应该扩大消费的贡献率，真正启动内需，减少经济大起大落，真正让市场配置资源的分析和言论，在我看来只是无力的呐喊，已经完全淹没在三里河的喧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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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莉:外国男友，Gay男友以及他们的女友们 /如何向洋人解释洋气？查看全文 2008-11-18 19:17:26

外国男友，Gay男友以及他们的女友们 / 如何向洋人解释洋气？那天，当Cocoa听到一句恭维，一位朋友夸她-洋气-时，Cocoa立刻丢开电脑，惊恐地奔向卧室，迅速打开衣橱，开始检查自己的衣服。哦，几乎看不清里面到底都有些什么--- 满眼黑，灰，白。 Cocoa坐下来，开始思考人生，觉得应该打个电话，或者msn，一个美国兄弟说，哎呀，那是因为你的衣服高档。你是真的新贵！----他是说英文的，但Cocoa想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Cocoa满腹怀疑，觉得这伙计基本上是在搪塞她，他那边德州刚起床。 Cocoa遇到Mr Diesel，他是设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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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铮:鼓浪屿查看全文 2008-11-18 03:54:36

鼓浪屿不是小资的地方，没那么唯美，仅是一方静静生活的东南岛屿。
我和老友不算真正的游客，因为我们都是福建人。
随手摘拍些鼓浪屿人家的朴素风景。
这是我眼中质朴的鼓浪屿。
希望它永远不要被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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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铮:朴坊查看全文 2008-11-18 03:54:36

光合作用，悦读咖啡，浸入我的简单世界。
用心生活，静静绽放。
始于福州的朴坊——Simple Mill
Rainbow Cat

Life is very amusing.

Everyone's warm and easy Simple Mill: a big hug bear is enough for this winter.

俺要买的一个XL Hug Miu: 的确，为了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了一个恬淡的美梦。
朴坊团队推荐：+D Team的Hug Miu设计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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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单向街・沙龙特别策划主题：陈丹青对话贾樟柯――回望《小武》10年查看全文 2008-11-16 02:26:49

单向街・沙龙特别策划主题：陈丹青对话贾樟柯――回望《小武》十年时间：2008年11月23日（周日）18：30――21：30 嘉宾：贾樟柯陈丹青地点：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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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街・沙龙特别策划主题：陈丹青对话贾樟柯――回望《小武》十年时间：2008年11月23日（周日）18：30――21：30
嘉宾：贾樟柯陈丹青
地点：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介绍： 1998年，电影《小武》横空出世，成为记录时代，激荡年轻一代年轻人的电影。之后的十年，贾樟柯创作了六部长故事片、三部纪录...

单向街・沙龙特别策划主题：陈丹青对话贾樟柯――回望《小武》十年时间：2008年11月23日（周日）18：30――21：30 嘉宾：贾樟柯陈丹青地点：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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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向街・沙龙特别策划

主题：陈丹青对话贾樟柯――回望《小武》十年

时间：2008年11月23日（周日）18：30――21：30
嘉宾：贾樟柯陈丹青
地点：北京大学・百年讲堂

介绍：

1998年，电影《小武》横空出世，成为记录时代，激荡年轻一代年轻人的电影。之后的十年，贾樟柯创作了六部长故事片、三部纪录长片和众多短片。现在回望，《小武》依然成为经典。

贾樟柯是中国第一个在威尼斯电影节捧回金狮奖杯的导演，成为与世界电影大师比肩的“中国电影诗人”。

11月23日，由单向街书店和北京大学影协共同主办的“陈丹青对话贾樟柯――《小武》十年回望”活动将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举行。

活动安排：

1.贾樟柯短片回顾（40'）。
2.放映胶片版《小武》（109'）。
3.陈丹青与贾樟柯对谈。以贾樟柯的十年电影创作为主题（60'）。

注：现场需要凭票进场，请到北大百年讲堂买票，票价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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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Organizer：谭旭峰/xufeng tan
电话/telphone:010-62570357
手机/Mobile：13581991108
网址/Web：
http://www.onewaystreetlibrary.com/
http://www.onewaystreet.cn
邮件/Email：onewaystreetbook@vip.163.com

（注：单向街致力于提供智力、思想和文化生活的公共空间。除特别注明外，由单向街主办的系列“单向街・沙龙”均为开放性的免费活动，不收取门票。）
(Note: One Way Street dedicates itself to providing a public space of intellectual and culture life. Unless specially notified, all “One Way Street Library ・Book Talk” events are open fo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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