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以此文纪念中国队世界杯出线七周年。

                                    ——题记

2001年10月7日，于根伟攻入中国足球历史性一球后欢庆。

    如果不是有人提醒，我甚至都已忘却“10月7日”对中国足球还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七年前的今天，中国队终于历史性地第一次获得了世界杯出线权，时任中国足协掌门人阎世铎曾在五里河体育场内振臂高呼：“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可面对一片乱象的中国足坛，我始终不敢确定：中国足球究竟是真的“从此站起来了”，抑或究竟是“从此倒下了”。这不，奥运期间，中国足球成为社会各界恶搞、嘲讽的对象，“谢亚龙”更是成为了娱乐符号。国庆期间武汉的退出风波尚未平息，身处中甲的安徽又传出因为大环境问题而放弃冲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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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绩足球”、“政治足球”是中国足坛这些年来使用频率颇高的热门词汇，核心便在于中国足球的高层管理者始终认定“中国队出线＝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成功”，认为只要中国队能够出线，就可以极大地振奋国民精神，赞助商、资金等也将随之而来，中国足球固有的一切问题与矛盾也将随之化解。职业化倡导者王俊生从一开始就在孜孜不倦地寻求一个标志性“成果”，于是，阎世铎才会在出线之夜发出“中国足球从此站起来了”的感言。

    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中国队的出线不仅没有换来中国足球美好的今天，更令人难以对未来有奢望。因为中国足球从来就只有成绩的冲动，在现有的体制与机制下，惟“政绩”是举、惟“成绩”是举。中国足球走到今天，恰恰是“政绩与成绩”这个“两点一线”指导思路下的必然结果与选择。

2001年10月7日出线后在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体坛周报办公室内奋笔疾书

    在一线采访中国足球十多年，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2001年世界杯出线后，无论自己写报道还是看有关中国足球的报道，“总局如何如何评说”、“总局如何如何要求”等字眼近些年日益增多，频率远超过韩日世界杯之前。按说，随着职业化的深入，期间需要行政“调控”，更高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的主导声音与意见应日趋减少，实际却是行政主管部门的声音越来越大，甚至是完全“掌控”。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建设过程中，首先强调的就是要逐步规范政府行为，而不是反过来在现在的机制下再运去强化政府各部门对市场经济活动的干预，即所谓的“不是‘市场不好’、而是‘政府不好’”。但在中国足坛，高层管理部门对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指手画脚反而成了“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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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有一种说法，称：不是职业化在中国足球行不通，而是高层管理部门不希望职业化取得成功。其理由就是一旦职业化在中国足球界成功了，其他项目肯定也要走这条路，国家和中央政府也就不会每年拨款那么多钱去培养专业运动员，更没有必要专门为体育设立一个部级政府部门，随之而来的便是国家体育总局这个管理部门以及部门中那么多官员的自身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它牵涉到整个行业的生存问题。

    尽管这种说法值得商榷，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中国社会逐步进入税收社会，越来越多的纳税人有权提出：纳税人的钱都花到哪里去了？越来越多的人在重新思考体育之于中国的意义。这也使得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对职业化也有越来越排斥之嫌。恰恰是在这种矛盾之中，让中国足球在职业轨道与举国体制的争论与夹缝中苟延残喘。

2001年10月7日出线后次日，米卢来到沈阳体坛周报住地

    北京奥运会结束后，举国体制下的中国体育军团战绩辉煌，面对步入职业化轨道的中国足球的惨状，管理者首先想到的就是让中国足球重新纳入到举国体制轨道中，而不是承认“举国体制”与“职业化”完全可以并存的、甚至能起到互补的效果。我们完全不能让体育主管部门像有些国家那样弱化成一个奥委会，而是应该继续保持一定的行政管理权限和一定的财富支配权力，因为它要保证一些没有市场价值的运动项目如体操、举重等也能继续发展。

    而步入职业轨道的中国足球就应严格职业足球的规矩去规范，而且搞职业足球就必定脱离行政体制，否则就不叫“职业足球”，我们还要老板们来赞助、投资足球作甚？既然我们都看到了现行中国足球管理模式存在着的诸多弊端，为什么我们就不敢大胆地提出来、正视并进行变革？中国足球到今天这步，尤其是下一步怎么走，关键不在中国足协(中国足球管理中心)而在于更高一级主管部门——国家体育总局。

    中国足球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站起来”过，因而也就没有彻底“倒下”！

                                                                2008年10月7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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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解释处理李玮锋的必要性，完全属多此一举，甚至是越解释，将其中的问题与漏洞暴露得越明显。

●没有人说李玮锋不该受处罚，但不能因为李玮锋给外界的印象不好，就省略其中必要程序，直接下达处罚令，从而激化矛盾。

●有人将现在的中国足协喻为“晚清政府”。谭嗣同当年有螳臂挡车之壮举，但牺牲后又如何？武汉俱乐部此番颇有相似之处，可结果呢？不值得！

●就像明明是中国足协的错误，但我们什么时候见到足协认错了？如果足协真认错了，中国足球又何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

●中超版图不能没有武汉，武汉乃至湖北不能没有足球！为了武汉与湖北千百万球迷，为那些球员着想，盼俱乐部高层三思！

    昨天(2日)下午，先是武汉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退出中超联赛，强调“中国足协对武汉俱乐部的处罚决定是一个很草率的，不公正的决定。”而后，中国足协召开新闻发布会，强调对李玮锋处罚的“正确性”。双方各唱各的调，明摆着就是不可能和解。

    中国足协，越解释漏洞越多！

    昨天下午16时40分，当我赶到足协、准备出席17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时，我首先就注意到了足协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新闻发布会时播放的录像，而且还把足协之前处罚过的球员在比赛中的犯规动作拿出来播放。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没有必要！

    为什么？事情很简单，因为甚至包括武汉俱乐部在内，也没有说李玮锋的这个动作不应该处罚。换而言之，足协专门对处罚李玮锋一事进行解释，属于多此一举。而且，越是解释，反而暴露出的问题越多。譬如，足协在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4段今年中超联赛中的录像片段，殊不知，这些录像片断不仅无助于足协解释清楚处罚李玮锋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让人抓住把柄。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天津队的王宵到外援路易斯、到青岛队的金保罗，甚至再到京汉之战的路姜，在受到追加处罚的时候，都是在比赛中直接被裁判出示了红牌。也就是说，足协进行追加处罚，没有任何争议。但是，李玮锋的情况不能与其他球员相提并论，理由也很简单，因为当值裁判、助理裁判根本就没有看到路姜犯规动作之前发生的事情，而且，赛后的裁判报告中也没有提及此事。在这种情况下，处罚李玮锋与处罚路姜一事就不可能同时进行！

    如果中国足协真需要拿出之前处罚的事例来说明处罚李玮锋正确的话，应该是拿出今年中超联赛第10轮中深圳vs长春比赛中王栋、同一轮天津vs广州的比赛中李志海的情况来说事。因为王栋和李志海在比赛中都没有受到裁判的任何处罚，中国足协都是在事后根据比赛录像作出追加处罚的决定。

    于是，这又引发出了另外一个问题。就以当初处罚李志海一事为例，当初足协发出罚单之前，是把广药俱乐部总经理宁智雄召到了北京，进行沟通与交流。虽然罚单发出之后，广药方面曾表示要上诉，但最终还是接受了足协的这个决定。那么，在处理李玮锋上，中国足协是否也事先应该有一个沟通与交流？

    再譬如说，同样是9月30日，中国足协在下发的另一份罚单中，处罚马林停赛三场。马林是在9月28日的比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讲的话。中国足协在9月29日便作出了反应，以传真形式向辽宁俱乐部以及马林进行核实、了解情况，而且足协工作人员也专门打电话给马林本人。最终，足协作出处罚，马林与辽宁俱乐部也坦然接受了。所有这一切，尽管受罚者可能心中都有怨气，但至少足协履行了必要的程序，也让对方说不出什么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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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不是李玮锋，矛盾会如此激化？

    可是，在处理李玮锋的问题上，中国足协是否履行了相关的手续或事先进行了必要的沟通了呢？

    一个实际情况是：东亚足球联盟换届选举在9月29日和30日在东京进行，中国足协一行9人在9月28日上午就起程前往东京。也就是说，足协的几位相关的领导人都不在国内。尽管中国足协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会把国内联赛中的情况及时向身在东京的足协领导进行通报，但足协完全可以先冷静一下、再作处理。

    因为是直接红牌，中国足协先下发对路姜的处罚决定，然后在决定中捎带一句，诸如“对于与路姜发生冲突的李玮锋违纪行为，中国足协将在作进一步核查之后再予以处理”云云。这样一来，国安俱乐部方面也说不出什么来，外界也挑不出毛病。而在下发处罚路姜通知的同时，以传真方式或者电话方式与武汉俱乐部进行沟通、了解情况，也不会出现武汉俱乐部所反复强调的中国足协处事“草率”之类的问题。

    所以，在整个事件中，中国足协的处理方式是存在着严重问题的。期间，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层“发飙”，大谈中国足球环境恶劣之类的问题，给中国足球添乱。这又给外界造成了一种“印象”，尤其是站在武汉方面，“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国安方面一“闹腾”，足协马上就拿武汉“开刀”。于是，才有了武汉方面随后的“底线说”。

    回想整个事件，我以为，中国足协首先应该从自身进行反思与检讨。面对突发、紧急事件，足协究竟该如何应对？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外界始终不满中国足协的做事方式与方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来，足协诸多处理事情的方式与方法总是为外界所诟病？“悲剧”其实本完全可以避免，但为什么还是会发生？

    换一个角度思考，李玮锋这些年来因为给外界的印象不是很好。假如在京汉之战中与路姜发生冲突的不是李玮锋，而是其他某位球员，又如何呢？我之所以提出这个假设，并不是想说李玮锋的动作不该处罚，而是想说：越是像李玮锋这样的球员，我们对他的要求越是应该严格，但再严格，也应该有一个起码的程序，做事更应该讲究方式与方法，而不能仅凭印象办事。

    这一次，因为李玮锋处罚一事，引发这么大的动荡，特别是武汉俱乐部作出退出的选择，的确不是中国足协所能够左右的，但缘何会最终导致矛盾激化？这难得不是足协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所致？难得不值得足协的管理人员作进一步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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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不能没有武汉  请俱乐部高层三思

    说到这，我突然想起了这样一个比喻。很多人将现在的中国足协比喻为“晚清政府”。不知道为什么，我又联想到了谭嗣同。谭嗣同在就义之前曾说过：“各国变法，没有不经过流血就成功的，现在中国没听说有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是国家不富强的原因啊。有流血牺牲的，请从谭嗣同开始吧。”

    我很佩服谭嗣同，他就义之前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千古名句。我也很佩服武汉俱乐部宣布退出的“壮举”，希望用退出这样的“壮举”来唤醒中国足球。但我只是想说，在目前的环境下，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机制、体制仍将继续存在下去的情况下，武汉足球俱乐部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

    相信很多激进人士会赞成武汉俱乐部的举动，并希望像多米诺骨牌那样，以此来改变中国足球的现状。可是，这么多年的历史与现实都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样的牺牲根本就“不值得”！

    在昨天下午武汉俱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之前，我一直是支持武汉的！之前所写的《中国足协：双重标准，不会办事》一文，已清楚地阐述了我的观点。但对于武汉俱乐部采取的退出的“极端”行为，我并不赞成。中超版图不能缺少武汉甚至湖北，而武汉乃至整个湖北也不能没有足球！站在武汉俱乐部的角度，我很理解他们的苦衷，更理解他们这一次所采取这种“极端”做法的目的和初衷。但如果站在更高的一个高度，即整个中国足球的高度、整个中超联赛的高度，武汉俱乐部这样的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和负面影响却是无法估量的。

    这些年来，中国足球每况愈下，特别是今年国家队在世界杯预选赛20强赛中落败、国奥队在家门口的奥运会上惨败，令中国足球更加雪上加霜。奥运会后，中超联赛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些回升的苗头，在这个时候出现这种事情，是我们每一个但凡还热爱中国足球的人都不希望看到的。

    明明是中国足协处理李玮锋时在程序上、引用规定方面出现了问题、“理亏”，应该是中国足协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武汉俱乐部为什么要选择退出这个“极端”的做法？因为一件小事而把自己逼上绝路，牺牲武汉乃至湖北足球，是否有这样的必要？为什么非要一下子把本不属于自己的责任与矛盾全部都转嫁到自己的身上？

    更何况李玮锋的事情属于内部矛盾，根本就不是“不是中国足协‘亡’、就是武汉俱乐部‘生’”的敌我矛盾。而且，要让中国足协“亡”，现阶段可能吗？既如此，那为什么非要选择这种“双败”的做法？这就好比当年谭嗣同流血了、牺牲了，结果又如何呢？就像明明是中国足协的错误，但我们什么时候见到中国足协认错了？如果中国足协真认错了，中国足球又何至于到现在这个地步？

    不管如何，我始终相信一点：中超不能没有武汉！武汉不能没有足球！不为自己，哪怕是为了武汉与湖北千百万球迷、为武汉俱乐部的那些球员考虑，希望俱乐部高层三思！三思！！

                                                            2008年10月3日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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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足协两份罚单明显采用“双重标准”，处罚马林、却不处罚性质与影响更恶劣的北京俱乐部官员！

●中国足协在处罚路姜的同时，更应该处罚胡言乱语的国安俱乐部高层！

●中国足协完全应该将是否追加处罚李玮锋与处罚北京国安之事区别开来！

●中国足协处理问题如此难以服众、如此纵容个别地方俱乐部，其结果只能是加速中国足球“死亡”！

    后奥运时代的中超联赛稍微刚刚有了一些好转的迹象，却因为中国足协9月30日匆忙之中下发的一张罚单而重新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不，国安那头一天前还在扬言“退出”，次日便否认这一说法，但摁下葫芦起了瓢，武汉这头又在今天(1日)中午威胁“退出”，让国人在国庆之日又一次看中国足球的“笑话”，更令已经惨淡不堪的中国足球雪上加霜。

    我以为，整个事情的起因当然首先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的高层“无理取闹”，但整个过程中，再一次暴露出中国足协不会管理、不善管理的本质。这些年来，中国足协面对诸多突发事件、紧急事件，常常是“简单粗暴”，更令人难以信服的是屡屡实施“双重标准”。

    为什么说中国足协实施“双重标准”？

    也许大家都已经注意到了，中国足协在9月30日开出了两份“罚单”。一份是对路姜和李玮锋停赛8场、罚款8000元的罚单；另一份是辽宁队主教练马林被停赛3场、罚款6000元的罚单。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件，但在处理过程中就可以看出中国足协是在实施“双重标准”。

    首先，在罚单中，我们可以看到：马林之所以被停赛，是“发表与比赛相关的不负责任的评论，违反了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这样的处罚，应该说无可厚非，因为中国足协相关规定中有明确的条文。而且，足协在马林发表讲话之后第一时间便采取了相应的调查措施，并很快作出了处罚决定。这种做法值得肯定，是在维护整个中超联赛的形象与大局。

    但是，同样是这一轮比赛，北京国安队在与武汉队的比赛结束之后，俱乐部高层赛后发表了诸多有关“生存环境恶劣”、扬言“退出”等话语。于是，站在中立一方，我们可以向中国足协提出这样的质疑：马林的讲话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是“违反了中国足协的有关规定”，那么，北京国安俱乐部高层的讲话就是“负责任的”、是“符合有关规定的”？

    中国足协对马林作出处罚决定，是根据《中国足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中的第七十八条“不负责任评论”一款中，“运动员、官员、俱乐部（球队）通过新闻媒体发表与比赛相关的不负责任的评论，蓄意攻击比赛官员，攻击其他运动员、官员、俱乐部（球队）、会员协会、赛区委员会及中国足球协会的，给予下列处罚……”

    在这一款中，中国足协清清楚楚地写明了受处罚的还应该包括“官员”，而且还特别指出“通过新闻媒体”，也就是不管是新闻发布会还是其他场合。那么，马林受到了处罚，为什么北京国安俱乐部高层“信口雌黄”般的讲话，就可以不受到任何处罚？这不是中国足协的“双重标准”又是什么？

    站在辽宁俱乐部、辽宁媒体的角度，他们完全可以对中国足协的这个处罚提出异议，甚至召开新闻发布会，质疑足协的这种处罚“不公平”，是“欺软怕硬”。而抓住这一点，中国足协连个“屁”都放不出来，因为中国足协在这个事情上的处理就是自己“理亏”了！更进一步，一旦以后各家地方俱乐部都搬出此事，中国足协又何以收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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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武汉俱乐部的“怨气”这么大？

    京汉之战原本是一场很普通的比赛，路姜的红牌、赛后受到纪律处罚也毫无问题。但是，因为北京俱乐部高层赛后莫名其妙的“发飙”，甚至扬言“退出”，中国足协第二天在处罚路姜的同时，又把武汉队的李玮锋也捎带进去，一起进行处罚，同样站在中立的角度上，特别是站在武汉俱乐部的角度上，就很容易令人产生：中国足协是迫于北京国安俱乐部的压力，才对李玮锋连带实施处罚的，是为了“平息”国安俱乐部的“怨气”。于是，武汉方面对足协“满腔怒火”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么说，并不是要袒护李玮锋，也不是说路姜在推倒李玮锋之前、李玮锋的动作不应受追加处罚。问题在于怎么处罚、何时处罚？

    任何一个足协对比赛中的红黄牌追加处罚都很正常。以京汉之战为例，当值裁判对路姜的举动出示红牌，足协追加处罚路姜，没有任何争议。而且，鉴于国安高层赛后“发飙式”的胡言乱语，足协更应该加重处罚力度，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在英超赛场、意甲赛场上，各国足协经常对教练员的言论作出罚款和停赛处罚的屡见不鲜。

    一般而言，足协都是根据裁判报告、比赛监督报告来作出纪律处罚。对于李玮锋的动作，当值裁判以及助理裁判都没有在第一时间看到，当场没有作出任何处罚，也属于正常，这与“黑哨”、“官哨”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没有看到，裁判也不会写入赛后报告。在这种情况下，足协完全可以召集纪律委员会相关人士，研究录像，并根据录像作出纪律追加处罚。在这方面，国际足联有明文规定，即各国足协在纪律追加处罚方面可以根据比赛录像来推翻当值裁判的判罚(仅限于纪律处罚)。

    例如，1994年美国世界杯赛上，意大利队战胜西班牙队的比赛中，最后时刻，意队的塔索蒂给了肘击西班牙队的恩里克，令后者鼻子鲜血四溅，当值裁判并未看到，也未有任何处罚，但FIFA根据录像作出了追加停赛塔索蒂8场的处罚。而两周之前，切尔西队长特里的红牌也被英足总取消。

    说到底，还是足协不会处事！

    换而言之，中国足协完全可以在先处理完北京队路姜以及俱乐部高层“发飙”之事，以此警告北京国安俱乐部，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执法裁判们工作的一种支持。之后，再专门召集纪律委员会的相关人士，研究录像、讨论是否追加处罚李玮锋的问题。

    这样一来，辽宁俱乐部不会认为是中国足协在偏袒北京国安，而其他各俱乐部的教练员、官员甚至队员，在以后的中超联赛中至少不敢再随便“胡言乱语”、从而诋毁整个中国足球的形象。

    其次，在处罚完马林与北京国安俱乐部之后，再专门讨论处罚李玮锋的问题，一旦作出了追加处罚，武汉方面也说不出什么来。至少，在外人看来，中国足协处理事情是很有条理、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与影响，是相对独立的。

    但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足协把路姜与李玮锋的事情一并处理，而马林受到了停赛处罚、国安俱乐部高层也不受任何处罚。于是，站在武汉队、辽宁队这样的“弱势”俱乐部角度来考虑，便很容易产生这样一种“印象”：“会闹的孩子有奶吃！”于是，武汉俱乐部在今天(1日)中午同样威胁“退出”也就太正常了，这是国安“发飙”之后的一种延续，中超联赛不失控才怪呢。

    × × × × ×

    中国足球每况愈下，根源还是要追究到2004年地方俱乐部的“造反”，而那次“造反”的始作俑者就是北京国安俱乐部。当初，中国足协缺乏一种勇气，不敢对北京国安俱乐部“下狠手”，导致现在的全面“失控”。而这一次，同样又是北京国安俱乐部带头“闹事”。事发之后，国安俱乐部同样没有受到最高管理部门的任何处罚。站在其他俱乐部的角度，既然“中超”已经成为了一个公司，各俱乐部都是平等的股东，中超联赛都是大家共享的一个舞台，作为最高管理者的中国足协处理问题时如此无法令人服众、如此“纵容”个别地方俱乐部，其结果只能是令中国足球加速“死亡”。

    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发生了，也没有什么。但现在，所有人都在看着，看中国足协下一步将如何应对！当然，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以中国足球的“大局”为重，切记、切记！！

                                                              2008年10月1日下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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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卸任东亚联盟轮值主席、升任名誉主席。
●南勇代表中国足协出任新一届东亚联盟副主席。

    尽管谢亚龙本人已经远离人们的视线，但“谢亚龙”这三个字似乎始终没有让人们忘记。这不，就在数天前，又有人“恶搞般”地忽悠，引用“权威人士”的讲话说，谢亚龙要“升官”了。第二天，马上又有人辟谣说不可能。但在9月30日于东京召开的东亚足球联盟换届选举代表大会上，身为轮值主席的谢亚龙倒却是是“升”了，在卸任之后成为了东亚足球联盟的“名誉主席”！

    从东京传来消息，说在9月30日的东亚联盟会议上，谢亚龙正式将东亚联盟轮值主席一职移交到了日本足协手中。根据东亚联盟当初成立时的规定，主席一职一直由中、日、韩三国足协的领导人兼任。日本足协这次委派其负责国际事务的小仓纯二担任轮值主席。小仓目前是日本足协副主席、国际足联执委会委员、亚足联执委会会员。

    在这次换届选举会议上，与会代表经过研究之后决定增加一个副主席名额，副主席总共有三人。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和韩国足协秘书长贾三玄、香港足总主席康宝驹当选副主席。同时，与会代表们提议，鉴于谢亚龙担任东亚联盟轮值主席期间为推动东亚足球运动所作的贡献，提议谢亚龙担任东亚联盟的名誉主席，获得了一致通过。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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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你真的很难理解其中的原由。譬如说，我的一位同事跟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说重庆前几天搞一个张国荣演唱会，因为主办方的缘故，导致众多赶赴现场的歌迷们叫喊着“退票”。但喊着、喊着，突然之间有人冒出了一句：“谢亚龙下课！”于是，全场近万名歌迷就一致高呼“谢亚龙下课”……

    听罢，我只能是哑然失笑。给一个早已经去世了的歌手搞纪念性演唱会，跟体育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与中国足球也挨不上边，更与谢亚龙何干？非要弄出个“谢亚龙下课”来，为什么？我不知道，谁也说不清究竟是谁“变态”。

    事实上，回顾奥运结束至今，无论是报纸上还是网络上的很多似是而非、围绕着谢亚龙所写的小结性文章，一看就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是断章取义、偷换概念，有的明显就是在“扯淡”，但人们依然乐此不疲。而且，只要沾上“谢亚龙”这三个字，看的人就多，网络上点击率就很高，甚至根本不问是与否、对与错，然后还不忘点评几句、挖苦几句。

    这一次，谢亚龙从东亚联盟的“轮值主席”变成了“名誉主席”之后，我不知道外界又会如何评说。我想，继续“恶搞”估计是少不了的，而且大概不外乎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是模仿谢亚龙的语气，发表所谓的“感言”。

    其次，猜想这是谁的主意。肯定有人会说，韩、日足协大概是了解到了谢亚龙目前在中国国内的处境，出于对谢亚龙的安慰等考虑，提议安排这样的职务，让谢亚龙“光荣”引退。

    第三，更有甚者会继续“恶搞”，譬如分析其岗位津贴问题。当初，谢亚龙担任东亚联盟轮值主席期间有岗位津贴，此番出任名誉主席之后，“恶搞者”肯定会继续就此问题“恶搞”。

    ……

    足球是社会的缩影，足球场上所折射出的问题其实是整个社会的问题，即所谓的足球“民族性”。而如此毫无目的、不分场合地折腾“谢亚龙”，其实反映出来的何尝不是一种社会的“病态”呢？

                                                              2008年10月1日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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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处京城，但始终搞不懂北京国安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年年喊着“争第一”，年年拿不到第一。而周期性的“发飙”更是让人看不懂。这不，昨晚又传出了北京国安俱乐部扬言“退出”的消息。因为观看了整场比赛，所以，国安俱乐部发出的“退出”声音更令人感觉莫名其妙！

    怎么又是裁判的“过错”？

    印象之中，这似乎已经不是北京国安俱乐部第一次高喊着要“退出”了。2000年4月30日甲A联赛第8轮，国安队员小王涛因被红牌罚下，俱乐部方面第一次闹“退出”。2004年10月2日中超联赛第14轮，国安队因为被判罚一个点球，上演了中国职业联赛中的第一起“罢赛事件”。四年“折腾”一次，国安队的“周期性并发症”又开始了。此番在1比1与武汉队战平后，又扬言裁判如何不公正，声称“如果中国足协觉得国安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生存，那么可以提前告诉我们，国安可以选择退出。”

    其实，看过比赛的人都没有看出这场比赛中裁判有什么大问题。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也只是技术性的，从比赛的录像中清楚地显示：执法主裁判当时并没有看见李玮锋的动作，仅仅看到的是李玮锋被路姜推倒之后躺在场地上的镜头，而且助理裁判也已经跑过去，然后再返回。在这种情况下，主裁判向路姜直接出示红牌，并没有什么不妥。任何执法裁判，都是以自己看见的为基准。即便是李玮锋在倒地之前真的用小动作激怒了路姜，裁判没有看见、不出示红牌并没有什么过错。国安对李玮锋的动作有异议，完全可以凭借录像向足协提出申诉，足协再根据录像，对李玮锋实施赛后追加处罚。这也符合国际足坛的惯例。

    那么，这与所谓的“黑哨”有什么关系？而且，从整场比赛来看，裁判的执法尺度并无什么不妥。至于国安方面认定的“应该判罚点球”的球，难道非要按国安认定的来判罚才算是“公正”、才是“适合国安生存的环境”？

    即便是要找理由与借口退出，国安也该换点新鲜的说法，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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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不起请主动“走人”！

    更进一步，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国安三次扬言“退出”全部都是以裁判为借口？如果“玩不起”，完全可以“主动走人”，为什么非要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国安俱乐部方面的说法与做法，不得不令人产生其他联想。

    譬如说，“永远争第一”的国安每年都扬言要争冠军，但职业联赛以来这么多年，国安就从没夺取过冠军。去年拿了一个第二名后，今年初允诺要加大投入、一定要夺冠。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1比1战平武汉队后，除非是“傻子”，几乎没有人相信国安还能夺冠。于是，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俱乐部是不是以“裁判不公”为理由“闹腾”一下，从而转移人们的视线，为本赛季最终无缘夺冠而打下“伏笔”？

    而且，今天(29日)，中国奥运军团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庆功会。选择在这个时机“闹腾”，国安俱乐部的真实目的和用意究竟是什么？至少，我个人绝对不相信是因为裁判“执法不公”而促使国安俱乐部方面作出这样的选择。至于真实的意图，恐怕只有俱乐部高层心中最清楚。

    问问全中国的球迷，恐怕没有人相信：北京国安队这些年来所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是所有中超队伍中最多的。那么，为什么国安俱乐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发飙”、“闹腾”呢？

    根本原因，我想还是在于：2004年闹“罢赛”的时候，中国足协心不狠、手太软，对于“罢赛”如此性质恶劣的事件，阎世铎缺少了当年处理“甲B五鼠”时的勇气，也没有了“斩立决、杀无赦”的决心，对国安俱乐部仅仅罚款了事，导致了随后的俱乐部“逼宫”与“造反”，更直接影响到了随后参加世界杯预选赛小组赛的国家队。恰恰是因为认准了中国足协“软弱可欺”，仗着自己的后台更“硬”，才敢如此肆无忌惮。

    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年上半年国安队参加亚冠联赛时的情景。面对被日本鹿岛鹿角队以9比1和8比1两次“血洗”的泰国泰京银行队，国安队耻辱性地以3比5输球、丢中国足球的脸、丢中国人的脸的时候，怎么不见俱乐部官员站出来，扬言“亚洲足球环境不公平”、“如果亚足联觉得国安不适合在这样的环境中参加亚冠联赛，那么可以提前告诉我们，国安可以选择退出。”前后的反差，究竟说明了什么？

    如果“玩不起”，国安可以主动退出，没有必要找理由与借口，不要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孱弱的本质。我很同意当年联赛部主任郎效农在“罢赛事件”发生后所说的那句话：“来，欢迎；去，不强留！”所以，请国安俱乐部先自重。如果真要退，那赶紧就行动，也让人相信：国安人都是真爷们，说不“玩”就不“玩”。否则，只能让更多的人看不起你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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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超环境净化该从自己做起

    这些年来，中国足球环境每况愈下，中国足协作为最高管理机构，确实要负主要责任。但是，“职业足球”作为一个行业，国内其他领域、其他行业中，恐怕没有像地方俱乐部那样的企业或公司敢于如此胡作非为、诋毁自身的整个行业。

    稍有印象的人都还记得中国足球职业化后，那么多搞足球俱乐部的企业、公司一旦“玩”不下去或者不想“玩”的时候，总是采用同一种“技俩”——扬言中国足球如何“黑”，动辄就是“黑哨”、“官哨”如何。而这些俱乐部背后的企业、公司在自身所涉及的领域(如汽车、房地产、烟、酒等等)中，一旦“玩”不下或不“玩”时，从来就不敢说自身的领域是多么地“黑”、多么地“脏”，反而只是老老实实地一走了之。

    那么，为什么这些公司、企业的老板敢在中国足坛“肆无忌惮”地胡言乱语？这种现象难道正常吗？这些老板们胡言乱语，难道不是把中国足球往“死路”上逼、给中国足球雪上加霜？中国足球走到这一步，难道跟这些俱乐部的管理人员、老板们没有关系？

    我想，现在的中国球迷也越来越成熟了。一次、两次，外界或许会相信。时间长了，恐怕没有人再一边倒地相信了。国安是不是把所有球迷都当成了“傻子”？请不要侮辱中国球迷尤其是北京球迷的智商！

    北京奥运会后，在中国足球全面跌入底谷之际，中超联赛慢慢在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作为关心和热爱中国足球的人，尤其是现在的从业人员，更应该珍惜目前的形势，让中超联赛稳步发展。一个良好的大环境，首先应该是每一个亲身参与中超联赛中的人自己先做好，才有可能使得整个大环境得到改善。否则，一切都只是空谈。

    对于这次国安的“威胁”，我以为中国足协根本就没有必要理之。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如果国安队永远都拿不到冠军、不想“玩”了，敬请自便。中国足球并不会因为国安说不“玩”了，天就塌下来了！

                                                             2008年9月29日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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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过瘾！！

    在刚刚结束的中超第18轮一场比赛中，鲁能队凭借着近期的“绯闻男主角”韩鹏的两个进球、一次助攻，上演了近些年中超赛场上难得的大逆转，以4比2战胜了辽宁队。因陕西队在下午提前进行的一场比赛中，主场1比1被广药队逼和，这个结果使得鲁能队以4分的优势开始独舞积分榜。

    快——没有料到的“经典之战”

    必须承认，这是一场事先根本就没有想到的一场经典比赛。称之为“经典”，当然是因为鲁能在落后两球的情况下以4比2反败为胜，但更重要的是，辽宁队作为一支保级区的队伍，在与冠军热门队伍的鲁能队交手时，上演了一场难得好看的对攻战，至少在今年的中超联赛中还是第一次。

    说好看，首先就体现在双方比赛中的攻防转换节奏之快。长期以来，中超联赛缺乏足够的吸引力，缺乏高水平的外援带动、国内没有涌现出更多的“星”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为主要的，我以为还是大多数比赛场次攻防转换节奏偏慢。即便是当年鼎盛时期的鲁能队，整个队伍的转换节奏也显得较为缓慢，来回倒球、控球，从而丧失了进攻的好机会。而世界足球发展的趋向首先就是追求一个“快”字，不仅仅是绝对速度快，更重要的是全队的由攻转守、由守转攻的速度与节奏快，场上一人动而全队动。因而，当年鲁能队提前六轮夺冠时，我就曾在博客中提到过一点，就是希望鲁能为中超树立一个榜样——加快攻防转换节奏。

    在今晚辽宁队与鲁能队的比赛中，辽宁队并没有因为对手是夺冠热门而选择保守，而是从比赛一开始就大举进攻。进攻中的速度很快，像攻入的两球，就是就地反抢之后的快速反击结果。同样，鲁能队在丢球之后也是快速反击。因为双方的攻防转换节奏快，因而整个90分钟比赛看下来，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比赛怎么这么快就完了？”这就是辽鲁之战的魅力！

    观看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的中超联赛多一些这样的比赛，参赛队都能够主动在比赛中加快攻防转换的节奏、给中超联赛“提速”，不要多，只要有一半场次打出像辽鲁这样的水平，中超联赛的水平何愁不提高？而整个中国足球的水平又何愁不能水涨船高呢？

    妙——没有想到的“图式换人”

    0比2落后，相信很多球迷特别是鲁能球迷会想到“小胖”。因为王永珀的缺阵，多少影响了鲁能队的排兵布阵与战术安排。但是，恐怕没有人会想到图拔会在下半时一开始就换上韩鹏和卢西亚诺。

    在王永珀缺阵的情况下，图拔或许是因为客场作战的缘故，显得有些求稳，还是采用常规战法，派出刘金东和周海滨出任“双后腰”，以442的打法与辽宁队周旋。图拔此举，很大程度上恐怕还是因为对辽宁队有所顾忌，因为图拔之前就承认过：辽宁队是一支最令人难以琢磨的队伍，你不知道它(指辽宁队)什么时候会在场上突然“发飙”。而上半时的比赛，多少又验证了图拔的这个说法。

    但中场休息之后，图拔主动求变，用韩鹏换下米利安、用卢西亚诺换下刘金东，改用菱形站位。虽然辽宁队下半时开始之后进一步扩大了比分，但图拔的这个换人意图很明确，就是进一步加强进攻。很快，鲁能队便得到了回报。先是韩鹏进球。随后，刚刚替补出场的王晓龙助攻，韩鹏梅开二度。再之后，韩鹏助攻，卢西亚诺将比分反超。而王晓龙的最后一粒进球，锁定了胜局。

    从整场比赛来看，图拔不拘一格的换人，是本场比赛鲁能队上演大逆转的关键。这也显示出了图拔在破釜沉舟之后，是有神来之笔和惊人之举的。

    忧——别让鲁能又“一支独秀”

    站在鲁能队的角度，鲁能球迷肯定是高兴的，能够上演这么一场大逆转，并凭借着这场比赛的胜利，不仅继续领先积分榜，而且还将领先优势扩大到3分。

    但站在整个中超联赛的角度，我又有一些担心。这倒不是说鲁能队不应该取胜，而是担心：以鲁能队近期显示出来的状态，很有可能在后面的中超联赛中一骑绝尘，而其他各队眼见鲁能队势不可挡，便放弃追赶或者阻挡的步伐，从而让鲁能队以遥遥领先的姿态问鼎今年的中超。

    整个中超联赛水平要有所提高，应该是争冠集团有两三支、三四支队伍，只有在这种的竞争中，整个联赛才更有意义，也才能让更多的人在来关注中超。所以，我们每一个球迷特别是鲁能球迷，应该希望其他队伍像陕西队、上海队等能够加紧追赶的步伐，从而使得中超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我们的目的是最终促进中超联赛水平的提高，只有在高水平的竞争中夺取冠军，鲁能夺冠才更显英雄本色。

    以中国足球的名义，站在中国足球的高度，让我们一起为中超联赛助威！

                                                            2008年9月27日晚于北京

    从吉隆坡传出最新消息，亚足联悄然之间又调整了竞赛体系，迫使中国足协不得不被动地作出应对。不过，尽管中国足协的应对是“被动”，但在客观上却起到了促进国内青少年足球发展的效果。

    亚足联增设U22锦标赛

    据了解，亚足联将在2010年创办首届亚洲U22青年锦标赛。早在去年11月份，日本国内就已报道，称亚足联将创办一项全新的赛事——U22青年锦标赛。这项赛事是亚足联为了进一步完善青少年赛事体系，借鉴欧洲青少年竞赛体系而专门增设的。

    目前，亚足联有U16亚少赛、U19亚青赛，而且这两个赛事都是在世界U17少年锦标赛、U20青年锦标赛的前一年举行，亚足联的这两项赛事同时也是亚洲区的预选赛。此外，还有由23岁以下球员参加的亚运会足球赛。但由于亚洲足联与亚奥理事会之间的关系一般，加上亚运会是每四年一次，与每两年一届的U16亚少赛、U19亚青赛无法更好地衔接。因而，亚足联决定创办一项单独的U22青年锦标赛，每两年举行一次。

    去年11月，亚足联曾设想在2009年就创办这个赛事，甚至建议把这项赛事与奥运会预选赛结合起来。今年4月份，亚足联决定将首届赛事推迟至2010年举行预选赛阶段比赛，在2011年进行决赛阶段比赛。这样，首届赛事的前三名队伍参加伦敦奥运会也就显得更为合理。以后，逢单数届赛事即为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

    但北京奥运会前，欧洲俱乐部在放与不放球员参加奥运会的问题上发生争执，根本原因在于FIFA并没有将奥运会列入竞赛体系时间表内。于是，亚足联担心将U22青年锦标赛与奥运会预选赛结合起来，会给参赛队征召在海外效力的年轻球员方面制造麻烦。因而，亚足联还是决定将奥运会亚洲区预选赛与U22青年锦标赛分割开来。

    U22利于青年球员成长

    仔细分析，这项赛事的创办其实是对各国与地区进一步抓好青少年队伍的培养与建设是相当有利的，而且利于队伍的稳定。

    以刘春明所执教的89－90年龄段国青队为例。这支队伍在2007年参加的是亚青赛预选赛阶段的比赛；2008年参加是亚青赛决赛阶段比赛；如果能取得前四名，2009年将代表亚洲参加埃及U20世青赛。至2010年首届亚洲U22青年锦标赛，这支队伍的球员年龄是21岁，先参加预选赛；2011年参加U22决赛阶段比赛。而至2012年，这支队伍正好是23岁，符合参加伦敦奥运会足球赛的年龄要求。奥运会后，一些优秀球员就可以去参加2014年巴西世界杯赛，从而完成一名球员从青年到国家队的转化(具体如下表)。

   附：89－90年龄段队伍赛事
18岁  2007年  11.06－11.14   亚青赛U19预选赛阶段小组赛
19岁  2008年  10.31－11.16   亚青赛U19决赛阶段比赛(进入前四)
20岁  2009年  09.25－10.16   世青赛U20决赛阶段比赛(埃及)
21岁  2010年  02.01－02.14   亚青赛U22预选赛阶段小组赛
                             (另有奥运预选赛)
22岁  2011年  07.10－07.24   亚青赛U22决赛阶段比赛
                             (另有奥运预选赛)
23岁  2012年                 伦敦奥运会
25岁  2014年                 巴西世界杯赛

    而91－92年龄段的队伍，在2009年参加下一届亚青赛预选赛阶段比赛；2010年参加下一届亚青赛决赛阶段比赛；如果进入前四名，则参加2011年世青赛；至2012年，这支队伍参加第二届亚洲U22锦标赛预选赛；至2013年，参加U22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部分冒尖的球员也可以参加2014年巴西世界杯赛。以此类推。

    这就是说，U22锦标赛的创办，使得一支青年队从组建第一天开始，奥运年龄段队员连续6年、每年都有洲际赛事任务；非奥运年龄段队员连续4年、每年都有洲际赛事任务。这也就可以在客观上促进青年球员向成年球员的转化。而且，也就不会出现过去非奥运年龄段(如91－92年龄段)队伍一旦未能在亚青赛中出线就宣告解散的情况。相反，为了参加下一届亚洲U22锦标赛，队伍还需要保留。

    亚足联这个赛事的创办在客观上是促进各会员协会重视各个年龄段球员的培养，对于现在中国足球存在着的四年一个周期的“奥运战略”、“全运战略”是一大冲击。因而，对中国足球是一个“福音”，某种程度上是在“救”中国足球。来自亚足联的“外力”，在某种意义上冲击着国内现行的青少年球员的培养体系与机制。

                                                          2008年9月24日凌晨于北京

    奥运之后，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这以央视重新开始直播第17轮中超联赛为标志。从奥运期间的“恶搞”中国足球，到现在的“恶搞”中国足协新任主席，外界似乎乐此不疲。但悄然之间，仔细观看中超赛场，其实关心和关注中超联赛的人依然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