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建“意见平台”

——我国报纸言论版的回顾与思考

涂光晋

　　今天的中国报纸评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压力之一来自报纸之外的媒体评论。广播电视评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不仅找到了更能发挥其媒体特色和传播优势的新的评论样式（如广播电视述评及各种谈话类评论等），在舆论监督和意见表达方面也已打造出自己特有的社会影响力；伴随着网络的迅速崛起和大范围普及，各类网络论坛、BBS、个人博客上的网络评论及数量巨大的新闻跟贴，使网络言论所具有的优势日益显现，包括选题的及时性与随动性、议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观点的多元化与开放性、形式的多样性与随意性等等，前所未有的低门槛和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空间，使网络评论对报纸评论形成巨大的冲击；压力之二来自报业本身，扩版热、都市报热带来的报刊市场的激烈竞争和产业化、集团化带来的报刊市场的重新分割，使报纸必须突破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与之伴生的“新闻炒作”的羁绊，寻求一种新的突破，在“独家新闻”变得越来越困难的情况下，寻求“独家解读”、“独家评论”上新的突破；压力之三来自受众，社会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受众参与意识、权力意识的觉醒和报纸“买方市场”的形成，使报纸必须把满足受众多方面、多层次的信息需求，包括获知和表达意见性信息的需求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
　　早在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在报告中就指出，“负责管理交流工具的人应该鼓励他们的读者、听众和观众在信息传播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办法是拨出更多的报纸篇幅和更多的广播时间，供公众或有组织的社会集团的个别成员发表意见和看法。”[1]
　　在以上的复杂背景和巨大压力下，以深度报道和评析见长的报纸纷纷在增加言论数量、提高言论质量等方面下功夫，其中，学习和借鉴西方办报理念和办报手段成为不少报纸的选择，报纸言论版的出现、升温和广泛设置，成为引人注目的做法之一。

 

一、从《群言》到《青年话题》：言论版在中国的起步

 

　　中国大陆地区最早开办的报纸言论版，是1998年9月4日《深圳特区报》的《群言》专版，这个最初设在18版上半版（后移至10版）的言论版设置了多个评论栏目，如《百姓聚焦》、《有话就说》、《百家杂谈》、《针芒》、《新语丝》等，其中《百姓聚焦》的评论类似于时评，《有话就说》是一个集纳式言论专栏，每期发表4篇左右的小言论；《百家杂谈》的文章多为杂文，不强调时效性，写法上更具文艺性特征。
　　作为一个开放式的言论专版，《群言》上的文章基本来自媒介之外人士的投稿，发表时均注明作者姓名、单位或简要住址。在选题上，《百姓聚焦》专栏和每期3篇零散的评论由于作者来自全国各地，关注的视野较为开阔，而《有话就说》主要是讨论深圳百姓关注的话题，与媒体的目标读者在地域上、利益上和心理上更为接近。该言论版主要是一种观点的集纳与呈现，基本不具备“交流与争鸣”的特征。《群言》最初的探索，使我国的新闻评论由耕耘评论“绿地”[2]向搭建言论“平台”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1999年11月1日，《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言论专版与读者见面。这期一共刊登了3篇文章，头条是一篇配有照片的《解剖“恐韩症”》，版面下方是一篇“学者观点”《在民族主义表象的背后》，版面右侧的位置，是移至该版的《冰点时评》，刊载的是时任该报评论员和言论编辑的马少华撰写的《思想的顾客》和《倾听》。在这两篇相当于言论版“发刊词”的文章中，明确提出《青年话题》的基本定位：一个供人们“发表不同意见的场所”。
　　1999年11月3日，在该报第2期《青年话题》上，推出了《不同观点》专栏，发表了高志国的《法官能否有豁免权》，同时发表的还有4篇同一主题的文章，这几篇文章都与“法官” 有关，但并非围绕同一事件或同一主题。这组文章是《青年话题》编辑们组织的一个专题性策划，其最直接的目的，是把“不同观点”引入言论版，引发真正意义上的交锋与争鸣。
　　自那时至今，虽然《青年话题》在栏目设置和版面设计上多次进行调整和改进，但《不同观点》专栏始终存在并成为该版的重要特征之一。其运作方式，是该版编辑在处理日常稿件时，有意识地发现及挑选对包括《冰点时评》在内的往期评论提出不同意见的文章，在《不同观点》栏目中动态刊出；读者在上期《青年话题》上看过的评论，在下期的《不同观点》中就可能受到质疑和批评。言论版编辑的责任，不是有意“挑起”争论，制造“卖点”，而是预估引发不同观点的事件或问题有多大的争论空间，对评论价值中“争议性”的大小做出职业判断，进而主动呈现不同的观点和鼓励不同观点间的交流与争论。《青年话题》这种有意识的探索和实践，使其逐渐成为真正带有交流、讨论和争鸣性质的言论专版。
　　继《群言》和《青年话题》之后，报纸言论版逐渐成为一些媒体关注的对象。2000年11月6日，《工人日报》和《北京青年报》同时推出言论版，其中，《工人日报》在第3版开办了《新闻评论》专版，置于该版头条位置的，是以“社评”名义发表的署名评论员文章《换个视角看政绩，如何？》，社论走进言论版，在我国大陆尚属首次。其他的5篇文章分别刊于《新闻观察》、《杂文钟鼓篇》（配有一幅新闻漫画）、《今日话题》、《午夜直击》4个专栏，涉及的评论体裁包括社论、述评、时评、杂文、编者按语和新闻漫画，在体裁选择上比其他言论版更为齐全。
　　与《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版同一天面世的还有《北京青年报》的《每周评论》专版，该版的作者队伍较为整齐，以媒体从业者和专业人士为主。在首期《每周评论》版上，开设了《观点碰撞》、《前沿话题》、《浮生絮语》、《即席发言》、《读者声音》5个栏目，共发表6篇评论和1幅漫画。该言论版从内容选择到版面设计，都带有那一时期鲜明的“北青报”风格：“浓眉大眼”，醒目张扬。该版开办两年后于2002年10月停办，其原因既与报社领导更迭及办报思路调整有关，也与该版后期的评论篇幅较长、新闻性、特别是时效性不强有关。
　　2001年7月12日，一向以深度报道见长的《南方周末》推出《视点》专版，其主打栏目《纵横谈》是一个类似于《冰点时评》的时评栏目，一些在评论界颇有影响的人士，如鄢烈山、刘洪波等有大量文章陆续在这一栏目发表。
　　从《群言》的开办和《青年话题》的推出，我国报刊言论版开始起步。此后，由于内部调整或外部压力，早期创办的言论版除《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工人日报》的《新闻评论》、《南方周末》的《视点》等几个外，先后停办或时办时停，这一现象既反映了言论版在我国还远未成熟，也反映出让媒介和公众真正了解和接受言论版的形式还需要一个过程。

 

二、从“南都”到“新京”：言论版掀起新一轮竞争

 

　　从2002年起，报纸言论版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期。
　　如果说，最先在开设言论版上进行探索的是党报、机关报等大报的话，近几年开设言论版最多、热情最高的大多是都市类报纸。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有几十家都市报开设了言论版,[3] 有更多家正在计划筹办，其中很多报纸还以此作为向“主流大报”迈进的形态上与实践上的必要步骤和重要标志。
　　除《北京青年报》外，由《人民日报》主办的《京华时报》，在都市类报纸中最早开设了言论版，该报从2001年5月28日创刊起，在A2版设置了“声音”版。而掀起开办言论版新一轮热潮的当数《南方都市报》，该报在2002年3月4日扩版为88个版的这一天，设在A2版的《时评》版面世；4月2日，又在A3版推出《来论》版，在国内最早模仿西方主流大报设立“社论版”和“社论版对页”的模式，两个版的名称分别为“时事评论""社论”和“时事评论"来论”，每天与读者见面。在版面安排上，“社论” 版每天刊登2篇社评，作者包括社内人士和专门约稿的社外人士。该版还设有《观察家》专栏以及用于转载其他报刊评论的《推荐》专栏等。“来论”版开辟了多个栏目，包括《视点》、《马上评论》、《岭南话题》、《一家之言》、《观点交锋》、《南方论谭》、《第三只眼》、《议论风生》、《众说纷纭》等等，还有一幅专门配发的新闻漫画，平均每期约有5、6篇专栏文章见报。
　　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在与读者见面的第一天，该报分别于A2版开设了“社论/来信”版，A4版（后多为A3版）开设了“评论”版（后改称“时事评论”版）。与《南方都市报》一样，《新京报》言论版主要以西方报刊的言论版为“模版”，不仅在形式上着意模仿西方报刊社论版及社论版对页的模式，而且在办版原则和内在结构上也努力与西方言论版靠近。创刊第一天，“社论/来信” 版刊登了4篇文章，包括2篇社论（其中1篇为《新京报》发刊词），1篇《开版致读者》和1篇《时事评论征稿》。头条位置的该报发刊词题为《责任使我们出类拔萃》。
　　创刊第一天，在“社论/来信”版的《时事评论征稿》中，《新京报》提出对来论的要求，中间有一段文字后来引起不少的议论：“我们要求来稿必须专投本报，严禁稿件在同城媒体一稿多投。我们拒绝杂文和随笔，不欢迎尖酸挖苦、冷嘲热讽的文章。”[4] 此后，有读者对征稿函提出了异议，指出“言论毕竟是言论，新闻言论不能做成红头文件，不能处处透着颐指气使。”[5] 这篇对该报的批评，一周后出现在同一版面上的《社论批评》专栏，这一栏目，与同处于该版的《来信》和《更正与说明》专栏，将《南方都市报》的做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社论批评》“鼓励欢迎读者在此栏目对本报发表的社论文章提出批评、置疑、补充、反对等意见” [6]，为公众与媒体之间提供一个交流、商榷和争论的空间，并将其作为一种机制固定下来；《来信》“将刊发关于本报报道的新闻（尤其是北京本地新闻）以及对本报做法的评论稿件”[7]；而《更正与说明》则与《社论批评》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权力——“更正与答辩权”，它“是传媒的接受者行使的对传媒进行监督的一种权利，它似乎不像其他人权那样显著。但在信息化社会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这种权利会越来越显示它的重要性”。[8]
　　“社论/来信”和“时事评论”版成为《新京报》着力打造十大品牌版面之首，“占据舆论高地，为时局谏言，为民生代言”[9] 成为其坚持的目标。开办以来，该报先后围绕国内一系列重要的、有影响的新闻事件及公众话题发表社论和时评，有关国际问题的评论也越来越多的进入该报“时事评论”版的视野，两个版的评论每天都在10篇左右。
　　近两、三年来，全国各地都市类报纸“言论版热”不断升温，仅以“时评”为言论版名称的就有《燕赵都市报》、《华西都市报》《海峡都市报》、《武汉晚报》、《齐鲁晚报》、《厦门晚报》、《郑州晚报》、《成都晚报》、《重庆晚报》、《都市晚报》、《重庆时报》、《青年时报》、《现代快报》、《半岛晨报》、《新商报》、《外滩画报》、《河北青年报》、《四川法制报》、以及《济南时报》的“天天时评”等等。[10] 还有一些都市类报纸，以“吧”为言论版的名称，如《武汉晨报》的“说吧”，《大连日报》的“新闻网吧”等。
　　2006年1月1日，面目一新的《北京青年报》与读者见面。引人注意的是，消失3年零2个月的言论版《每周评论》，以《每日评论》的名称全新亮相，作为《北京青年报》另一特色的《今日社评》，也移至言论版，成为《每日评论》的头条和主打言论。这一变化再一次印证了报刊言论版在今天新的热度。

 

三、目前报纸言论版的意见整合方式与存在的问题

 

　　通观我国各类报纸的言论版，可以发现，近年来，在办版思路、版面结构设计及意见整合方式上，各报存在一些明显的不同，具体表现为：
　　在办版思路上，有的报纸将其视为一个言论“园地”，供专家与公众自由表达自己对各类事件或问题的看法，编辑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呈现这些观点；而有的报纸将其视为不同观点交流、碰撞与争鸣的意见“平台”，交流与争鸣及由此形成的“场效应”才是言论版更为看中的效果。
　　在版面结构上，有的报纸采用社论版与来论版（多称为时评版）相互对照与呼应的形式；而有的报纸只设置一块言论版，版面上以权威栏目的言论为主打，其他言论按主题或栏目适当集中。有的言论版是单一的时评版，除个别栏目外，大部分时评只以简单的线条加以区隔；而有的言论版由多种体裁、多个栏目、多类作者的稿件组合配置而成，显示出较强的编辑意图。
　　在意见整合方式上，有的言论版重在公众间不同意见集纳式或追踪式的交流与争议；而有的言论版重在编者与读者间的批评与反馈，社论观点与来信（论）意见间的商榷与更正。
　　此外，各报在追求时尚、追求差异的同时，风格却有趋同的势头——复杂、浓烈、花哨正在被简洁、庄重、大气所取代。尽管各报新闻版或其它版面在设计风格上差异较大，但各报的言论版却与西方大报的版面风格上越来越接近。如《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一度曾同时使用多种字体，版面显得较为活泼而富有朝气。2004年6月1日改版后，在将言论版由8版移至2版的同时，版面设计也变得更加清晰简约。
　　言论版的出现和普及，是我国新闻评论、新闻传媒乃至社会民主化进程中一个可喜的进步；它的发展不仅影响着传播理念和功能的变化，也正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我国报纸言论版迅速升温的同时，也暴露出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是稳定、广泛的作者队伍尚未形成。
　　作为意见性信息的直接表达方式，新闻评论队伍吸引着新闻传播业内人士及社会各界精英人士的加盟，这支队伍的数量和质量将直接关系到未来报纸言论版的基本水准。而“放下身段”的新闻评论又拥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群众作者”，这批人更多是出于兴趣与需要自觉加入其中。
　　目前，“精英评论”（新闻业内人士、各领域专业人士及部分“意见领袖”的评论）或以社评、观察家评论等形式（不署名或以特约评论员的身份）发表，或以专栏文章的形式在个人专栏或集体专栏中发表。虽然我国各个领域的精英人士为数不少，但真正成为评论作者的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这部分作者因此成为稀缺资源。对于普通公众而言，在报纸上发表言论远比在与网络论坛、个人博客乃至新闻跟贴中发表言论的要求要高、要严，而这部分更能代表公众舆论的作者，无论在范围、数量及水平等方面，距离形成广泛而稳定的作者队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原创性、高质量的评论稿件相对稀缺。
　　与各个报纸言论版对评论需求量的大幅攀升极不协调的，是大量选题相同、角度雷同、观点趋同、议论空泛、语言枯燥的评论文章的比比皆是。言论版的纷纷上马，使本来稀缺的评论稿源更显供不应求。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经常发表评论、并形成一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评论“写手”不足400人，在报纸言论版之间、言论版与网站评论频道、论坛之间的评论稿源争夺战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评论的一稿多投、“变脸”、克隆等现象普遍存在，不少评论文章或似曾相识，或老调重谈。言论版上刊登的“读者来信”，也因稿件质量的原因采用率较低。而当评论失去应有的深刻理性与新鲜创见时，其价值必然打折。
　　言论版的开辟虽然使报纸评论在数量上得到大幅度的提升，但深刻性与可读性兼备的评论作品所占比例并不理想。
　　三是存在形式大于内容的现象，可读性与阅读率不容乐观。
　　在报纸言论版成为一种“时尚”的今天，真正办出特色、办出个性的言论版为数不多；从话题选择、版面编排、栏目设置到文章内容，很难明显感觉出彼此的区别。同时，评论版面的固定和评论文章的集中，在形成“观点超市”与“意见平台”的同时，“相关报道见某日某报某版”的常见做法，不仅给读者带来阅读、理解上的某种障碍或不便，也使独立于新闻报道版面之外的新闻评论与相关报道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空间上被人为区隔。
　　在评论版成为许多报纸提高竞争力与影响力的主要做法之一的同时，言论版的可读性和阅读率是一个应该引起重视的问题。根据笔者对《新京报》的主要读者群之一——在校大学生的一项随机调查显示，更多的学生对言论版的阅读方式是“标题浏览→兴趣选择→重点阅读”，除对极少数感兴趣的文章通读全文外，大部分评论的阅读率很低。一些报纸的言论版虽意在着力打造“意见平台”，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阅读率较低带来的影响力打折，使言论版在被业内人士“叫好”的同时未必“叫座”；在专门设置的“公共空间”里，公众的参与度、意见的代表性与影响的到达率都难尽人意。
　　在“信息爆炸”的今天，意见性信息传播的“到达率”，是媒体更应追求的目标。报刊评论究竟是“分版设置”还是“专版整合”，是“栏目化生存”还是“版面化生存”，尽可以由各报自主选择。关键在于，报纸评论——这种最具传统，最能体现新闻评论逻辑思维与逻辑推理优势的传播子系统，应该在实践中以及与广播电视、特别是网络媒体的竞争、融合中，不断探索与完善意见传播的恰当方式与有效途径。

 

　　(此文发表于《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7期)

 

注释：

[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289页。
[2]参见谢宏：《关于〈今日谈〉》，谢宏主编：《今日谈精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1版，第4页。
[3]资料来源：http://bbs.cnhan.com/dispbbs.asp?boardID=10&ID=114054。

[4]《时事评论征稿》，《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A2版。
[5]王辰：《言论何必成“命令”》，2003年11月18日《新京报》“社论批评”。
[6]《时事评论征稿》，《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A2版。
[7]《时事评论征稿》，《新京报》，2003年11月11日，A2版。
[8]陈力丹：《更正与答辩──一个被忽视的国际公认的新闻职业规范》，《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5期。
[9]《〈新京报〉杀入北京》，资料来源：http://www.qianlong.com/2955/2003/11/11/47@1704953_1.htm。
[10]资料来源：http://bbs.cnhan.com/dispbbs.asp?boardID=10&ID=114054。

 

　　新的一年开始了。我终于浮出水面——其实没在“潜泳”，而在岸上“晒网”。

　　一个多月来，经历的事情太多，几乎来不及回忆。

　　12月上旬去上海出席了两个新闻教育的学术会议，在第一个会议上简要地对我国新闻学硕士生培养情况做了一个调查汇报，也了解了其他几个专业（如传播学、广播电视、编辑出版等）研究生培养的基本情况——先后上马的几十个硕士点和十来个博士点继续源源不断地“生产”着越来越难于进入日益饱和的实践部门的高学历人才。而在第二个会议上听到了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教育的共同困惑：新闻传播人才需求与培养的对口与错位；新闻的社会责任面对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压力做出的思考与挣扎 ……不由得感触良多。

　　12月下旬，作为组织者之一，参加了方汉奇先生80寿辰和从教55周年的研讨活动。在主持上午后半场活动之余，更多时间在品味那些真诚地表达感激之情的学界、业界的同仁以及这次研讨活动的主角——方先生的话语；站在会场的不同角度，观察那些熟悉或不尽熟悉、年轻或不再年轻的面庞 ……不由得感慨良多。

　　新年将至之时，与30年前的大学同学们一起走进演播室，共同回忆“恢复高考30年”。当年的准考证、每学期的课表、班级自办的手写报纸、毕业前的合影与留言，每个人都带来自己小心珍藏的记忆 ……不由得感念良多 。

　　从岁末到年初，无论是“2006年度影响中国”的十大国内及国际新闻的揭晓，还是2006年度值得世界回忆的“身影”的评说，乃至2006年度影响中国法治进程事件的总结 ，充斥版面、荧屏和网页的几乎都是“回顾”与“盘点”，其中，也有我个人以投票、接受采访或“推荐感言”等形式对十大新闻、“三农人物”、“感动中国”等评选做出的评价或选择 ……不由得感想良多。

　　伴随着2006年的结束，一场久盼的瑞雪飘然而至。只是这场雪下得晚了点儿，我已提前“卧倒”，像很多最近患上感冒的人一样，高烧，浑身疼痛，剧烈咳嗽，大汗淋漓 ……不由得感悟良多。

　　在诸多感觉与不觉中，新的一年已经来临。　　

　　这几天，不断收到“生日快乐”的祝福，但说真的，虽然生日来临，但并不觉得“快乐”——55了！好吓人的年龄！记得前些天浏览同事们的博客，在胡百精的博客留言中看到这样一段，大意是：连涂光晋都开博客了，是否也动员童兵开一个？一看就是一位过去的学生写的。有趣！
　　虽已“年过半百”，但从心理年龄来说，我一直认为自己才30多以至20多岁。并不是因为总想“老黄瓜刷绿漆——装嫩”，而是因为一直当老师，一直在与20多岁的年轻人打交道，所以，岁月虽如白驹过隙，可我一直把自己当年轻人看待，无论心理上，还是身体上。当然，这与我的性格也有一定关系。
　　记得10年前，我招收的第一位硕士生毕业前要赶往接收单位面试，情急之下，我用自行车带着她从人大东门赶往西门，路上恰被一位同事看到，事后吃了一顿批评：“哪有你这样的导师，给学生当车夫！”
　　其实，这样当“车夫”的何止于我。若干年前，我的一位师妹去拜见导师方汉奇教授，那天方先生正蹬着一辆三轮车往新家搬书后空车返回，师妹要帮忙，“会骑三轮车吗？”导师的一句问话就把师妹难住了，“那就上车吧，总比走着快些。”人大校园里，白发苍苍的老教授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女博士生的这一幕，恰巧被一位副校长看到了，于是，一年多后这位领导碰到我时还“质问”道：“你们这些学生是怎么当的？！”
　　生日那天收到不少短信，其中一个是我的导师方先生发来的，老先生祝我生日快乐！我急忙回了一个短信，除表示由衷的感谢外，还提前给导师祝寿——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方先生的80大寿了。没想到，立即收到方先生的回复，短信中是一个如今年轻人才用的笑脸“:-D”，既让我忍俊不禁，又让我感慨良多！
　　这几天因公被“关起来”无法上网，今早才得以查收电邮，发现生日那天方先生还以他和师母的名义给我发了一封邮件，除祝贺与勉励外，还在附件中送了我两束“鲜花”—— 一束粉红的玫瑰和三支同样是粉红色的百合——应该是方先生本人的摄影佳作。于是，一种莫名的感动再次涌来。自从29年前父亲辞世、16年前母亲离我而去之后，我一直把导师与师母当作自己的亲人，还有那些一直关心我、帮助我的老师们！尽管我已当了25年教师，但我一直以他们为师——在学识上如此，在为人上同样如此。
　　另一封邮件来自地球那一边的美国，我的一位中学同窗不远万里发来她的问候，其中一段话令我回味良久：“设想如果我们都如人瑞那样可以长寿至110岁，那么我们还有55年不亚于过去岁月长度的美好时光，那么六七十岁是青年，八九十岁是壮年，百岁才是老年，我们为什么不忘记过去，珍惜今天，憧憬明天？让我们珍惜今天的每一缕阳光，每一息空气，每一滴清水，每一寸时光……”

　　实在太忙了，这阵子就像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连个“泡儿”都不冒。虽然如此，心里总觉得有点儿不太“仗义”，于是，20天来，就像到别人的博客作客一般，稍有空闲我就到自己的博客上“瞄”一眼，看看有没有必须回复的留言，免得显得过于失礼。
　　半个多月前，初次见面的南师大王少磊老师在聊天时说：“涂老师的博客更新的不太快呀！”我连声道：“惭愧！惭愧！”没想到这些天来，几个学生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提出的问题都是：“涂老师怎么没更新博客？”甚至连我的婆婆和小姑子昨晚都说：“你可有日子没写博客了！”……看来，博客既是心甘情愿给自己安的“电子探头”，也是一条很难靠岸的“贼船”。不过，想到有这么多好心的朋友以至亲友通过这个虚拟的客厅关心着自己，又不免生出一种莫名的感动。
　　更让我心生感动的是刚刚结束的福州之行。此行是应福建电视台新闻中心之邀去讲电视评论，再三推托不过，只好前往。谁知那天傍晚刚刚走出福州机场的候机厅，迎面就听见有人高声招呼：“涂老师，我来接你啦！”原来，代表电视台接我的，是12年前曾担任我两门课程课代表的一位91级的学生，如今，他已是厦门记者站的副站长，今年6月还拿到了经济学博士学位。来到下榻的宾馆，一位88级的女生已经点好了特色饭菜。接着，又有85、86和94级的三位学生陆续赶来，虽多年未见，仍能一眼认出是人大新闻学院的学生。席间两位远在外地驻站或出差的福建籍同学与我通了电话，其中一位已毕业21年，但电话那头的声音仍让我觉着耳熟。
　　第二天上午上课，午饭后，离登机还有几个小时，师兄弟们商量后，由其中两位专程陪我登了一趟鼓山。据说，鼓山顶峰有一巨石如鼓，风雨交加时如闻鼓声，故而得名。作为福州乃至福建著名的风景区，迄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
　　鼓山以寺庙、题刻及泉水闻名，主要景区的道路两旁题刻林立。首先吸引我驻足观看的竟是军阀孙传芳所书的“霖雨苍生”，笔法的流畅老道出我意料，当然其最终之于苍生的是雨露还是洪涝，世人及后人自有评说。往前走上十余步，文天祥所书的“忠孝廉节”赫然而立，四个大字从右至左，有分有合：“忠孝”二字并肩题写，数米之外，“廉”“节”二字分别刻在立面呈钝角状的石壁两侧，似分似合。据说，人们上山时抬头见“廉”，暗喻走“上坡路”时不忘其廉；下山时回头见“节”，暗喻走“下坡路”时不失其节。这两幅题刻虽远不及山上涌泉寺内喝水岩下（喝令之“喝”而非喝水之“喝”）朱熹雄健硕大的“寿”字，以及绝壁上蔡襄浑厚端庄的“忘归石”三个字有名，但其蕴意颇令人回味。
　　坐在喝水岩边清幽的茶楼里，品味着山泉冲泡的铁观音，终日忙忙碌碌的我感受到一种久违了的恬淡与清净。谈话间，我戏称此行是“文化游”，两个“导游”却遗憾道：“这次时间太紧了，以后来福州，一定要多待几天！”
　　除了由衷的感谢外，我想起他们几个前一天晚上反复说过的话：回过头来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恐怕没有比学校里师生间、同学间的关系更单纯的了！

　　今天傍晚，已硕士毕业3年的苏芳和李峰来我家，送来了他们一同毕业、并共同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的7位同学的论文集《中国电视实践论文选》。两年前，他们有了把自己的硕士论文公开出版的共同心愿，并找到我为他们的论文集作序。当时，我以各种理由再三推辞，因为觉得自己实在没有什么给人作序的资格，此后类似的事也都婉言谢绝并“转嫁”他人，但这次没有逃过（个中原因“序”中有所提及）。记得当时我正准备去香港授课，行前他们再三催要，并以出版社合同已经到期、如不交稿可能违约等为由相“要挟”，我只好“缴械投降”。该书于 2004年12月出版，今天看到，很是欣慰！
　　李峰还同时送来了自己新近出版的大作《李峰说台湾》，书的设计很是精美，粗粗翻了一下，内容也很丰富。作为《海峡两岸》的资深主持人，她主持该栏目的这6年多，正是台湾政局及两岸关系风云变幻最为剧烈的时期，如今，她把自己积累的实践与积淀的思考写了出来，让我更是欣慰！该书的最后部分是她硕士论文的浓缩版——回想2003年她硕士答辩时，正赶上“非典”肆孽，那时学校封校，小区住宅楼也禁止“生人”入内，我只好在楼下的咖啡屋与她一次次地讨论论文，提出修改意见，幸亏当时咖啡屋生意清冷，我们可以故意磨蹭着“品”饮料，一谈就是一两个小时。一晃3年多过去了，真是岁月如梭啊！
　　感慨之余，把这篇两年前的“序”发上，虽然深知“作序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既已出版，就不怕见笑了。今天的博文也以此序的标题为题，尽管只是一点浅见。

　　7位同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并获得硕士学位的同学，7位同时供职于中央电视台的同仁，以他们各自10年以上新闻传播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以他们重入校门后对新闻传播理论与知识的重新认知为支撑，以他们所从事、所关注、所思考的现实问题为对象，进行了一次艰苦而愉悦的思想跋涉与学术耕耘。
　　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中国新闻界、特别是中国电视界的变化之快、之大，绝不亚于她所报道、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本身。据2003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统计，截止到2002年底，除港、澳、台地区外，全国共有电视台358座，县级广播电视台（转播）1375座；电视开播节目套数为2080套，平均每日播出电视节目22260小时。全国城乡拥有3.7亿台电视机，电视观众达12.17亿，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达94.54%。这意味着，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也是拥有最多电视观众的国家。
　　尽管在今天，网络媒体的崛起对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但是，对于大多数被“数字鸿沟”阻隔在网络世界之外的普通中国受众来说，电视仍然是他们了解外部世界和获得休闲娱乐的“第一媒体”。
　　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电视已走上“数字化”之路。在经历了无线电视、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的发展之后，如今电视同样进行着网上生存与网络延伸。
　　电视面临着现实的挑战，电视又向电视人提出挑战。
　　电视人以自己的方式应战了：从优秀节目精粹，到名牌栏目专辑；从节目创作体会，到栏目创办经验；从主持人的成长之路，到决策者的理性思考……。近年来，惯常使用声像符号传播信息的电视人，开始大量使用文字符号进行回顾、反思与节目内容的二次传播；其种类与数量，大有超过报刊同仁之势。
　　与许多有关电视的书籍不同的是，本书的7位作者并不是来自同一个栏目、同一个部门或同一个频道；出版此书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宣传。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多年实践后“加油”、“充电”的迫切需求和“热运转”后“冷思考”的由衷渴望。而让他们共同出版此书的基础，是10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实践，3年的研究生学习和半年以上的学位论文写作。这些论文不是经验层面的总结，但源于多年实践的探索与积累；不是理论学习的感悟，但赖于相关理论的滋养与启迪。
　　歌德曾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依此类推，反映与记录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的实践，同样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而常青的实践之树，理应结出丰硕的理论之果。本书亦可证明这一点。
　　书中收录的7篇论文，或瞄准电视研究的前沿课题，分析我国电视的媒介生态状况；或抓住电视新闻传播中的焦点、难点，探讨电视新闻直播节目的问题与趋势，研究对台电视评论的传播环境与策略，评析电视新闻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或紧扣电视产业发展的热门话题，分析我国儿童电视市场的运作、电视剧市场的构成以及电视娱乐节目的产品形态和市场销售。由于这些作者既是研究者，更是实践者，因而，他们的研究少了些“为学术而学术”的虚无缥缈，多了些“源于实践、高于实践”的真知灼见；他们直涉现实的理性思考，更具针对性与建设性。
　　大约3年前，我曾与这7位作者所在的研究生班相处了一个学期，虽然他们都是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上课时间大多是在周末或晚上，但他们的到课率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听课的认真态度、讨论的热烈程度与作业的完成质量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比未出校门的学生更爱学习，也更会学习。
　　追溯的更远一些，7位作者中有3位早在近20年前即与我相识，有2位的硕士学位论文是由我指导的。这种千丝万缕的渊源，这份绵绵不绝的友情，也是我虽自知不是合适人选，但始终无法拒绝为此书做序的原因，虽然以上文字实在说不上是序言。
　　面对浮躁的社会心态与强势的电视媒体，也许今天更需要的，是这种大胆实践之余的理性思考，理性思考之后的付诸实践。

 　　　　　　　　　　　　　　　　　　　　　涂光晋
                                               2004年12月于中国人民大学

 

　　昨晚，我第一次真切的体会到什么叫“插翅难飞”！
　　下午4点多，接我上课的司机师傅已等在我家小区门口，为怕上课迟到，我把北京日报通常5点钟接老师的规矩改了。今天学校有事，骑车急匆匆赶回家，取了笔记本电脑和讲课的“家什”，上车后的第一件事，仍是与司机商量选择哪条路线最节省时间。
　　此前，四次去北京日报上课变换了三条路线：第一次走北三环转东二环，那叫一个堵，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第二次走西四环转地铁路，出奇的顺畅，提前45分钟就到了报社，只好在空无一人的教室中“卖呆”；第三次照方抓药，可在第一个掉头处就排了20多分钟的队；第四次换成西三环转长安街，又原因不明地在京西宾馆前堵了20多分钟，险些迟到。大概是北京日报司机多，每次派人都不同，因此每次都要总结上次的经验教训，选择正确的行车路线。
　　昨天仍走长安街，一路不断有些小堵，但还不错，5：35已过了人民大会堂，眼看东单近在眼前。谁知，“噩梦”就此开始。
　　不知为什么，天安门西侧的红绿灯好像一直没变，车子原地趴了20分钟未挪一寸，眼看上课时间快到了，我心急如焚！汽车终于动窝了，但前进速度可与蜗牛爬相比，从天安门西侧到东侧不足1000米的路程，连同刚才拥堵的时间在内，蹭蹭停停居然走了40分钟！
　　眼见左手边由东向西的汽车呼呼开过，畅快得很；耳听交通台《一路畅通》的两位主持人谈笑风生，其间播报的“爆堵”路段竟一直没提这一段，可能是塞在这条路上的人们光顾生气没想起来发路况信息。总算听到了一句“长安街由西向东方向车速缓慢”，如此轻描淡写，真把如“困兽”般的我气得够呛！于是很快录了条短信想报告真实情况，待发送时才发现不知该发到哪个号码。郁闷！真想大片中直升飞机从天而降的镜头此刻突然出现在眼前，可睁眼看看前后左右密密匝匝并排挤在四、五条车道上的汽车，怕是有了直升机也只能空中停车后用绳梯把我吊上半空才行。
　　汽车爬到王府井时，交通台传出最新消息，我身后的龙尾已延伸到了复兴门。忍无可忍之下，我几次提出要下车步行，司机师傅和蔼地劝慰我：“快了，前面好像松动点了！”
　　终于过了东单十字路口，车上了辅道，起了点儿速。顺着主路向东望去，由红色尾灯组成的“银河”依旧一眼望不到头，长安街成了名副其实的停车场。舒了口气的我问司机师傅：“这么多车是去通州吗？！”师傅很实在地说：“不会吧！”
　　平时30多分钟的路程，今天足足走了1小时50分钟！
　　是大力发展汽车工业的过？大力提倡购买家庭轿车的过？还是道路设计不合理、交通管理不到位、交通素质不够高的过？
　　北京人太多、地方太挤了。可香港挤不？新加坡挤不？伦敦挤不？纽约挤不？这些地方我都去过，道路不比我们的宽，车子也不比我们的少，可照旧开的挺顺挺快。百思不解之余，套用葛剑雄教授一篇评论的标题并改动两个字：“北京离‘国际大都市’还有多远？”

　　16日晚的一期《新闻调查》改了栏目包装，傍晚时分，该栏目的制片人张洁发来的短信预告了这个消息，使我没有错过观看的机会。
　　节目又是涉及医疗卫生行业的：2004年7月至2005年9月，连续9名患地中海贫血症的孩子，先后在广州珠江医院儿科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后死亡。节目同样秉承了《新闻调查》的一贯风格：从疑窦丛生的事件结果出发，循着事件的发展过程一步步进行追踪式调查，通过对一个个当事人和相关者的深入访谈，逼近隐秘的事实真相，揭示潜在的利益链条，也触动着人们心灵深处最为柔软的部分。节目开头，是头戴博士帽、穿着博士服的东东的照片（那博士服与人大的博士服很相象，这是首先令我一震的地方），7岁男孩儿天真顽皮中透出的些许斯文，让我几乎可以想象出他长大后的模样；节目结尾处是东东生前的一小段DC影像，他不安分地在镜头前晃来晃去，然后把小脸凑过来，轻轻地说了声“Hello”……
　　《新闻调查》悄悄地变了：没有了原先节奏强烈的音乐伴奏下醒目的片花，换之以快速切换的几幅画面短暂的闪回，并专门处理成放映电影老胶片时所特有的斑驳闪烁；包装的基本色调从冷峻的蓝色变成了的黑、灰、白色，如黑白老照片一般深沉、厚重，唯一跳动其间的是一个小小的红色箭头，曲折穿行中，三角形的光标留下的一段段细细的、醒目的红线，犹如辗转寻觅中通向深不可测的未知之处的调查路径；也没有了节目结束前主持人的归纳与评述，使这个经常在调查性报道与评论性节目之间摆宕的节目，在走过不寻常的10年之后，其“调查性”特征得到进一步凸显。这个新的包装似乎更能体现栏目的定位与个性，我喜欢。
　　电视新闻类节目发展到今天，经历了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虽然观众或学者中的批评之声经常多于表扬或肯定，但这不是他们给予关注、怀有希望的另一种表达吗？
　　我已多次把去年11月《新闻调查》有关哈尔滨天价住院费的那期节目作为讲课中的案例，该事件及此前被曝光的深圳天价医疗费事件等，已被很多人认为是引发去年以来广受关注的医疗卫生系统公关危机的直接导火索之一。而这期节目给我的感觉，除“震惊”外，还有身为人母自然感受到的一种心灵的震颤！我想，我会把它作为一个新的案例加进课程的，医疗卫生或是新闻传播今天以及明天的从业者们，从中可能会引发出一些思考吧。

　　昨晚照例去北京日报为专接本的学生上课，下课后照例是先生来接我，照例吃着专门为我买的肯德基，也照例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这个时段直播的互动谈话节目《新闻观潮》——如今除了坐车外，已很少听广播了，近两三年广播着力打造“伴随式”媒体，也主要是盯上了“有车族”及“打车族”——当然这些是题外话。
　　昨天的节目讨论的是：对江苏溧阳一家农耕文化园国庆黄金周期间推出的“当一天地主”的体验项目怎么看；请进演播室的两位专家一位研究心理学，一位研究法学。一路听下来，我听得有些着急，搞不懂为什么谈话内容老是“回归”到9999元一天的价格是否有人消费得起，以及是否“物有所值”上来。这个活动颇受争议的原因是价格太高吗？大概是为了增加“争鸣”的气氛，主持人公布的第一条手机短信是“我也挺想当一天地主的”。
　　此外，嘉宾中的社会学者担心这一项目对某些人阴暗心理的满足，这个意见对我有些启发；而那位研究法学的学者担心的是合同中服务项目不够细化可能引发的法律纠纷，以及扮作仆人的服务人员可能受到的人身伤害——如同电影《甲方乙方》中假扮的黄世仁他妈拔下簪子恶狠狠地扎向自讨苦吃的“顾客”一样。但我更关心的是，明明是一个让你随心所欲尽兴体验的项目，为什么非要贴上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群体的社会政治标签呢？其实，对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来说，往事不堪回首或不愿回首；对没有经历那一时期的人来说，当“地主”和当“上帝”（我们不是常说“消费者是上帝”么）恐没什么分别，只是个称谓而已，但为什么非选“地主”不可呢？
　　当然，据专家所言，这一体验项目目前没有触犯相关法律，但以此为界，是否已退到退无可退的社会“底线”了——因为法律就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底线，大量无法用这一底线规约的社会存在都是“合理的”吗？
　　如今的社会的确是开放了，越来越多的人不仅比过去更加“敢想敢干”，也愈发敢于表达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有些“离经叛道”的观点，而观点多元是价值多元的必然结果。舆论本来就无法强求一律，今天更是如此。
　　但新闻传播似乎不能仅仅停留于是否“合法”的底线上。就像有关这件事情的讨论，我倒更想听听权威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们的观点。专家们也最好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如我刚刚在课上提到的一篇评论《专家渐多，知识分子渐少》中所指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担负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而非“知道分子”。
　　从操作层面来说，对于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媒体所需要的不是从业人员自己的“包打天下”，而是知道到哪里找到最为合适的嘉宾，以及基于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人生阅历、不同价值取向、不同视角之下的不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