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不詳，提前祝各位讀者端午節快樂！

助理国务卿克雷默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人权讲话

In 新闻与政治

2008年5月29日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 在北京外交学院发表讲话 2008年5月25日星期日 中国北京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默(国务院资料照片) 助理国务卿克雷默：非常感谢你所作的热情洋溢的介绍，感谢你们所有人抽出星期天的时间来到这里，谢谢你们的掌声──甚至在我开口讲话之前就鼓掌，对此我非常感激。 我 非常珍惜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向你们介绍我国政府对人权和民主的看法，以及这些问题在美国总体对外政策中的作用和在我国对华关系方针中的作用。我希望在我们 今天的讨论结束时，能让你们了解美国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一些考量。我还期待在我的讲话结束后，如你们所说，进行讨论和对话，问答，或发表你们想要发表的任 何评论，我确实欢迎今天这个在这里同大家交换意见的机会。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美国代表团、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向在座各位和全体中国人民就四川遭受严重地震灾害表达我们的诚挚慰唁。我们对极其惨重的伤亡损失深感悲痛，但也为参加救援和救灾行动的所有人员所表现出的巨大关爱和勇气而深深感动。 面 对这场灾难，中国政府、国际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团体以及中国各地公民个人的反应确实令人赞叹不已。这种时候让人认识到我们共通的人性──生命是宝贵的， 即使当悲痛以如此巨大的规模袭来时，触及的也是每一个社区，每一个家庭和每一颗痛苦的心。我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仍渴望尽我们的一切所能提供帮助，就像在 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Katrina)给新奥尔良造成洪灾后，中国慷慨地向美国伸出援手一样。正是本着这种友爱互助的精神，美国为紧急援助这次巨 大灾难受害者提供的民间和公共捐赠已达到7000万美元以上。 我和代表团其他成员昨天抵达北京后便前往美国大使馆，将一批送给灾区人民的救援品装箱。这是我们能向损失惨重的灾区人民略表的一点心意。 女士们、先生们，我率领的这个代表团今后几天要在北京同中国官员展开人权对话。今年二月，赖斯国务卿和杨洁篪部长就恢复这个中断六年的对话达成共识。我们认为这项计划是我们两国就人权问题进行有建设性的、相互尊重的磋商的一个重要途径。我想借此机会说明我们未来的想法。 美国在全球努力增进对人权和民主的尊重是围绕这样一个信念，即人人都有内在固有和平等的价值，自由地生活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布什总统指出，自由是每一位男女老少无可争辩的权利，自由是我们这个世界通向持久和平的途径。 美国支持增进人权和民主自由，这体现出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是这些价值观将我们凝聚成一个国家。虽然我们的个人背景就像这个星球上的各种文化一样多种多样，但我们坚信，我们在最忠实于这些价值观的时候有最好的表现。 我们在全世界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的外交努力得到了美国国会的广泛支持，不论是民主党执政还是共和党执政，美国历届政府一贯推行积极的人权和民主政策。在明年一月新一届政府就职后，这一政策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继续下去。 在 座各位中一直跟踪研究美国对外事务各种学说的人，肯定熟知我们在海外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做法在我们国内不时引起的种种争议。几十年来，人们争论的问题并不是 是否应力争实现人权和民主的目标，而是怎样最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事实上，人权和民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对外政策以及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双边关系的一个有机部 分。 然而，我们谋求促进的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仅属于美国的价值观，甚至不仅属于所谓的西方价值观。它们是包含在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中的深刻的人类价值观，而中国在谈判起草该文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普世价值观得到不同国家和文化、不同背景和信仰的人的认同。 我 们看到，世界对人权和民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我们认为，这一呼声来自各地人民要求有尊严和自由地生活这一人类的基本愿望。我们相信，人们无论生活在哪里，都 希望自由地按自己的良心行事，按自己的文化习惯生活，按自己的愿望从事或不从事宗教敬拜，毫无畏惧地畅所欲言，选择政府，向领导人问责，获得司法公正。 我们还注意到，对人权标准和民主原则的支持正在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区域性机构的工作中。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非洲联盟(African Union)、美洲国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及东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等已建立或正在建立有关人权和民主的标准、机构和机制。 我们相信，民主已被证明是能够捍卫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政府形式。我们也相信，民主是最能长期满足公民日常需求的政府形式。 尽 管如此，我们充分认识到，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政府形式。民主是一种建立在人类有决定自身命运的天赋权利这一原则上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体制。然而，我们 人类非完美生灵，我们建立的任何制度必定会有缺陷。因此，为了保护个体公民，我们认为必须有内在纠正机制以及对国家──即使是民主国家──权力的制衡。这 些纠正机制和制衡包括：强有力的公民社会，活跃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于行政权力的立法和司法，以及健全的法治。 让我简要谈谈美国的有关 做法。如同其他所有民主国家一样，美国并非完美无缺。然而，令我国公民感到自豪的是，自从我国建国以来，即使在我们努力纠正偏颇和迎战每个新时代的挑战的 时候，每一代人都在为使民主原则与实践更好地结合而不懈奋斗。美国民主仍在发展。为实现让我国所有人享有自由与正义的道路是漫长的、艰巨的，而且远未终 止。然而，我们的三权分立，我们的新闻自由，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最重要的是，热切的美国爱国人士的公民勇气──例如马丁·路德 ·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等，他们勇于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刻站出来捍卫自己的信念，批评我们的政府，即美国政府──这一切促使我们始终保持我们的建国理想以及我们的国 际人权义务。 美国政府十分严肃地对待自己所作的人权承诺，我们在为履行这些承诺作出真诚努力的过程中，非常重视公民社会和独立媒体发挥 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即使当我们政府受到批评时也是如此。实际上，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要求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社会组织促进对人权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 国内和国际的进步措施，确保人权与自由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与维护。 就美国政府来说，我们将继续听取并直截了当地回应他人对我们自身做 法的关注，包括我们为防御全球恐怖主义对我国的威胁而采取的行动。美国代表团完全预期会听到我们的中国同事在今后几天即将举行的人权对话中可能会提出的各 种关切和不同观点，并会予以回应。我们不认为国际社会中有人对我们的表现发表看法是干涉我国内政，我们同样认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也不应把我们对他们的表现发 表看法看作是对其内政的干涉。这些是正当的国内和国际辩论议题，在这些问题上，我国在国会和行政部门之间，在法院体系中以及通过媒体，都有十分热烈的争 论。这种情况是健康的，能够在可能出现问题时起到纠正作用。 同样，我国代表团也会向贵国代表团提出一些问题，例如我们关注人权卫士被当成我们所说的良心犯、西藏局势、对宗教自由的限制、以及对新闻和互联网的限制等。 认真对话的一个特点，就是能对双方有歧见的问题进行应有而坦率的讨论。我们将尊重彼此的坦诚。 现在，让我来排除一些我在世界各地遇到的有关我国人权和民主政策这样或那样的常见误解。 首 先，我国政府促进人权和民主原则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我们的努力不仅反映美国人民的核心价值观，而且也促进我们的核心利益。帮助扩大稳定的和良治的社会 ──这些社会尊重基于法治的自由，尊重本国人民的权利，满足人民的需要，并且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行动──从根本上符合美国的利益，而且我也可以说，它与 全球稳定息息相关。 第二，虽说我们促进人权和民主的努力并非天真的理想主义，但它也不是要将外来价值观强加于其他国家或企图削弱其他国 家政府。顾名思义，民主是基于被管理者的意愿。真正的民主不可能强加于人，美国也不可能在其他国家建立民主。民主必须是那些国家人民自己的选择，由他们提 出。但是，我们当然可以提供帮助，也确实公开帮助那些努力发展本国民主的人民。诚如布什总统所说："美国不会把我们自己的治理方式强加到无此意愿的地方。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他人找到自己的声音，获得他们自己的自由，走他们自己的路。" 我们认识到，有些国家的政府把我们对世界各地人权和民主的支持视为一种谋求地缘政治影响的无情的零和游戏。我认为，这种看法低估了他们本国公民要求改革的愿望。 是的，我国政府和其他国家的民主政府支持争取和平变革的人民的努力，但我们以透明的方式、以完全符合国际惯例的方式这样做。 第 三，我国政府不能、也不是只追求人权政策而置其他重要问题于不顾──如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促进不扩散或促进贸易关系等。我们谋求在所有这些重要问题 和共同利益上合作。同时，与美国在这些战略领域展开合作并不意味着，如果一个国家不履行对自己人民和国际社会作出的尊重基本权利的承诺，我们会让其放任自 流。这对我们来说是原则问题，我们会表明我们的关注。 第四，我们不认为在全球发展生机勃勃、尊重人权、基于法治的民主体制可以一蹴而 就。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这种努力不容迟缓。我们认为，各国政府不应等到达到某一发展水平后才让本国人民享有基本的信仰、言论、结社和和平集会自由。 我们认为，让公民通过行使自己的公民和政治权利而对社会进行最充分的参与，只会更加促进和保持发展。 中国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经济成就，赢得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尊敬。今天，中国人民的生活，他们的私人生活，有了更大的个人空间，仅仅30年前这都是不可想像的。 我 这是第一次访问北京。我要告诉你们，就在这极其短暂的时间内──我们昨天才抵达──这座城市的蓬勃生机、繁荣和它的活力令我多么赞叹。我知道，北京不一定 代表整个中国，就像到我居住的华盛顿特区参观并不能让人了解美国的全貌一样。但是，我希望在今后的访问中能够看到这个庞大国家的其他地方。 我 们知道，贵国政府提出了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是，政府要努力听取和回应公民的关注，例如对腐败的关注，与此同时，政府在努力把中国的新财富进一步扩大 到农村地区。尽管如此，我们认为，中国公民在行使国际公认的言论、宗教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方面仍然面临限制。即使是在政策事务上，允许不同观点及其自由 表达其实是形成最佳政策的一个途径；让公民抒发不同观点、甚至反对意见，能够使公民有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且感到他们与国家的前途利益相关。 第五，我们并不是宣称民主必将自然到来，也不是说通向全面民主的道路笔直平坦。但我们确实相信，民主肯定是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途径。途中肯定会有障碍和挫折，但前进方向是明确的。赋予公民更大的自由??从而使他们有能力￥└正那些妨碍走向更好未来的偏差。 第 六，促进人权与民主自由并没有任何秘方。每个国家最终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然而我们认为，一个真正自由的国家具有三个基本而且相互作用的要素，它们是我们 公开地在全世界努力帮助促进的具体目标，即自由与公正的选举程序及经竞选产生的各级政府，法治下的各种应责机制，以及一个包括非政府组织和独立媒体在内的 强健的公民社会。 一个开放、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帮助让选举以及当选的正直公民为国家的良好发展发挥作用。同样地，限制非政府组织和新闻媒 体的政治空间会给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长期发展造成限制。我们希望，贵国政府在奥运会前宣布的对外国新闻媒体放宽限制的政策，会在奥运会结束后继续下去， 并更加放宽。 在今天这样一个日益相互关联和联网的世界里，各国面对的问题十分复杂，即使像中国和美国这样在军事、经济和技术上非常强大的国家，也无法单独处理。 我 们在美国取得的经验是：公民社会以及思想与信息的自由交流对解决从贫困到污染、从传染病到自然灾害等一系列问题带来的挑战具有关键作用。非政府组织在我国 卡特里娜飓风救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我们只需看看中国个体普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正在四川省作出的英勇贡献；而大量涌来的自发性援助──例如人们排着长队无 偿献血──展示着普通人民的正直与无私以及他们为帮助国家处理因地震造成的国难的坚定决心。中国拥有像你们这样的公民，真是非常幸运。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我与你们分享的这些对人权与民主问题的想法贯穿在我国政府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关系的处理方式中，它也将贯穿在明天我们与尊敬的中国同行举行的人权对话中。 我们认为，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一个互利合作关系，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必须是相互尊重、理解对方的观点──尤其是在我们存在分歧的事务上──以及有愿望找出能够合作的领域。 我希望我今天的讲话以及对话将增进理解，并有助于展现未来共同合作的各种可能。再次感谢你们今天上午来这里听我讲话，谢谢你们的盛情接待，谢谢你们愿意听取我的观点。我们开始对话吧。

蘋果日報  邁克2008-05-25克社會 我施捨故我在   

這年頭當電影明星真不簡單，你看在康城大鑼大鼓做國難騷那位，不但自編自導自演，末了還要落手落腳自己報道，少一點精力、才華和腦汁都幹不來。可惜一番熱情在勢利的娛樂圈並不受落，無動於衷的闊佬不懂得欣賞翻生孟小冬的演技，支票簿沒有乖乖從阿曼尼西裝口袋掏出來不特已，還送她難堪的冷肩膊。向來善於表演生擒功而且通常手到拿來的她，怎麼受得了這種殘酷的打擊，一時衝動起來，近兩年新學會的上流社會禮儀一下子拋到爪哇國，眼淚鼻涕齊飛，時鐘不必敲響十二下，即時打回罵街潑婦的原形。這些衣冠楚楚出席一級電影盛會的大爺大娘太不給面子了，人家說到底是東方崛起大國的當家花旦，這麼一鬧，小心事無大小洶湧表態的網民群起圍攻，將歇斯底里化成方塊字在電腦上散發。不過話說回頭，這位小姑娘也真是的，戲都拍了這麼多年，傍着有名有姓的男友周圍去，場面可想也見過一些，怎麼還挑這種又儍又天真的角色來考驗自己？各家自掃門前雪呀，何必跑到別人的地頭博取廉價同情，搖着尾巴自取其辱？國際友人如果自動伸出援手，我們不妨大方接納，不同舟而共濟的情操十分偉大，拒人於千里之外反而不禮貌。然而募捐不成立即化作滾地葫蘆發難渣，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不解溫柔的同胞還嫌你丟光了國家的臉。你有你大鳴大放，遊山玩水的陌生人素昧平生，憑什麼要義務配合你的主旋律當佈景板？又或者，前天他已經將半副身家送了去緬甸，今天看完《我們在故我在》，聽麥當娜話把剩下的悉數救助非洲愛滋兒童，正為晚飯的着落發愁哩。

——
迈克对于章子怡的评价很刻薄，但公允地说，也说在情理之上。

检索了中文娱乐记者的报道，章子怡在戛纳自发组织的募捐活动中几度落泪，责怪老外丝毫不了解四川震灾，对于她的赈灾捐款呼吁更是漠然冷对。至于她的募捐方式，有报道称她跟男友商议要成立基金筹集善款获肯首，还有香港媒体报道说她现场向明星嘉宾介绍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赈灾捐款信息，看来娱乐报道都是闹着玩的，章小姐梨花带泪是大新闻，章小姐如何想方设法打动别人募捐则是次要的。我甚至还有一个结论，拿就是娱乐圈世态复杂，冷暖阴凉更让人看破红尘。章子怡一直表现很努力，或许不输于姚明，为什么姚明能发动他的NBA糙哥捐款，而章子怡却在衣着光鲜彬彬有礼爱意充盈人文关怀的文化娱乐人群中败阵下来？

按照我的理解，西方对于慈善事业的理解与我们大不一样。譬如比尔盖茨从微软引退后，要将后半生的精力花在卫生及教育慈善事业上，他们要考核每个项目的公益性；在与政府的合作中，专业的慈善基金更注重理念倡导；至于开支的公开透明，更是对每一类慈善基金的最基本要求。

章子怡虽然傍得好莱坞大款，似乎不懂得这样的规则，看来虽然很努力也难于融入西方社会，或者说，原本欧美明星名流对于红色中国成见太深，章子怡这个时候越是表现"爱国愤青"（此处非贬义），而未能成功组织专业的慈善募捐，越可能遭遇西方人的冷眼相待。莎朗斯通引起中国网民渲染大波的一番言论，与章子怡热情募款遭冷眼而哭哭啼啼的场景，恰成鲜明对比。

章小姐不必气馁，如果有心公益，还有更多的场合和资源可堪运用，不妨向李连杰壹基金的专业精神学习，壹基金在此次地震募捐活动中反应神速，民众也是一呼万应；当然起步阶段都有难熬的时候，需要向公众陈述你的理念，解释如何负责任地使用善款，而不是当甩手掌柜，转手将善款送给贪婪的中国红十字会等吃人机器。还有，慈善事业向来考验耐性，不着急在一时一早，章小姐你虽然这次受委屈了，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放不弃，他们也终会理解你的苦心和坚持。

这封呼吁信说明了什么？

动员起来，抗议蒙昧的宣传，我们需要直抵人心的叙述，需要有力道的行动能力。"A good newspaper, I suppose, is a nation talking to itself. "by Arthur Miller 1961.据说报纸是一个民族与自己的谈话，当公众对于主流媒体的话语都失望的时候，怎么办？


人民告慰人民

也许，你看够了电视中领导接见受灾群众的镜头。也许，你不再对做秀感到新鲜。也许，你厌烦了多难兴邦的说词，广场上没完没了的宣誓。也许，你在大汗淋漓地做着救灾义工的工作。也许，你已经捐出了你可以捐的一切。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写一封信，写些给灾民的窃窃私语吧，把这封信夹进你的捐助中，或者交给我们，这封信会送到沾满灰尘与血迹的手中！

 也许，你的孩子压在劣质工程倒下的教舍而死去，你难以抑制愤怒与无奈的悲伤。也许你在水泥柱的重压下中苦等了一百多个小时，靠雨水活了下来。也许，你刚刚截完肢正在抬往医院的路上，也许你是一个为班上的孩子久久哭泣的老师，曾梦到未能救出的孩子在梦中呼喊，也许你是一个孤独的老人，全家在午睡中前去天堂，而闲不住的你因为在田中劳作而幸免，也许你是一个失去心爱人的男人，也许你是失去顶梁柱的女人。

  你会收到一封信，是远方的一个陌生人写给你的，他与你同悲哭，他与你同承受，他日夜不安！

 今天，我写信。这不会让我安宁。太多的生命逝去了，还有生命在去天堂的拥挤路上

。书写，改变不了灾难，书写无法慰藉我的良知。但是书写，能告诉你，我爱你，那把你心撕碎的痛也在切割我的心。

   呼吁：发起一万封信行动，让人们给灾区写信。老百姓给老百姓的信。

 人民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个个体。人民这个词被上千张肥嘟嘟的嘴提到。被一张张报纸所代表。今天我们却仍要用这个庄严的名词。人民是老百姓，是老乡，是大娘。是你，是你，是你。

让人民告慰人民。

提议：大家用手写信，不要用复印机与印刷机，每一封信都是唯一的，每一个生命也是唯一的。

我们不写虚假的甜言蜜语，我们不写谎言，我们不写那空洞的民族国家大团结。我们只写真言。我们是良知的共同体，空气中的腐臭不能侵蚀我们的心灵，灾难也不会让人心麻木，妈妈，你不要呆呆望着孩子的尸体，你回来，生命是值得留恋的，因为生命永不停息，没有一个生命是汪洋中的孤岛，我们的命运早就注定在一起！

写信吧，把信夹进一切可以送到灾民的物品中，他会用颤抖的手拿着索索作响的信纸，他的泪水是上苍悲悯的雨……一封信没有多少重量不会占据我们宝贵的救灾份量。

但信就是信，信守我们救助到底的诺言。信就是信，生命会重新获得尊严的信心。信就是信，信仰真实与同情是挽救民族的唯一之路。

 

                      （翟明磊５月２２日起草，供一万封信行动呼吁）

台灣大學對新政府的建言 外交兩岸篇
文∕張亞中（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一、前言

自1949年起兩岸分治，「外交」與「兩岸」自然成為競爭的場域，迄今從未停止。2008年3月22日開啟了新的契機，副總統蕭萬長在「博鰲論壇」中提出「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胡錦濤也在4月的「連胡會」中提出「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馬英九總統對於這兩項十六字箴言都給予高度肯定，認為這是開啟兩岸關係新頁極為重要的方針。

1992年兩岸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下開啟協商，1999年李登輝提出「特殊國與國」，兩岸關係再度陷入停滯。之後，兩岸在外交上互撒金錢、烽火相見，台灣並藉民主的選舉機制與舉辦公投來強化台灣主體性與大陸的「異己認同」，兩岸除了民間交流持續外，兩岸關係幾無改善，台灣也因為八年的執政無能而在亞洲四小龍中敬陪末座。

兩項十六字箴言可以「擱置爭議、經濟優先」為代表，從馬英九總統競選白皮書、內閣整體佈局與海基會的董事長人選來看，台灣準備以「九二共識」為原則，重建兩岸經貿交流秩序，外交上準備「外交休兵」，為兩岸塑造一個和平發展的前景。

就短期政策而言，新政府的兩岸與大陸政策非常務實，值得高度肯定。然而，站在建言與期許者的角度，希望在大方向上為未來的兩岸與外交政策提出若干淺見，以供新政府參考。

二、原則性的問題

（一）兩岸可否永遠地「擱置爭議」與「維持現狀」？

歷史是不斷地前進的，「維持現狀」只是一個概念性的名詞，在真實的世界裡從來不存在。兩岸自1949年起分治，從中國歷史來看，政權間的「雙贏」幾乎不存在。從歷史的發展來看，「人民」或許可以「雙贏」，但是兩岸政府的存廢最終一定會有一個結果，或是統一，或是台獨。不論結果為何，絕對不是目前現狀的維持。因此，如果「維持現狀」並不一定利台灣，那麼在國家的整體戰略設計上，我政府應該積極尋求創造有利的條件。

（二）我政府目標是「求贏」還是「求和」？

冷戰時期，我政府於兩岸競爭仍有「贏」的企圖，期望「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但是隨著台灣民主化、政黨政治的發展，「台灣主體性」已經成為主流認知與朝野政黨共同接受的立場，與中國大陸的「離」（分離）與「和」（和平相處），成為兩股主流民意，「維持現狀」為朝野的最大公約數。反觀中國大陸，「和平統一、一國兩制」仍是對台政策的主軸，以「和」為手段、「統」為目的。

在兩岸未來的進程中，中國大陸有「贏」的企圖，而台灣最多只有「和」的目標，而已無「贏」的打算，甚而缺少「贏」的信心。換句話說，台灣目前僅求「偏安」，僅有「經營大台灣」之心，已無「躍馬中原」、「建立新中原」之志。

「觀念決定目標，目標決定戰略，戰略決定戰術」。兩岸「一方求勝、一方求和」、「一方進取、一方防禦」，彼此目標不同，自然影響到兩岸與外交的戰略選擇，因此，蕭萬長與胡錦濤兩人十六字之間雖然有些文字上相同之處，但是其內涵、精神與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三）「雙贏」的定義應是甚麼？

如果接受兩岸不可能「維持現狀」的邏輯，那麼就應該接受兩岸最終會分個勝負的論述。首先界定「贏」的定義，在21世紀的今天，應該把「贏」界定為整個中華民族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而不是狹隘的「主權統一」、「領土統一」或是哪一個政黨（共產黨、國民黨、民進黨…）的勝利。前者才是「雙贏」，後者只是某個政權的「單贏」。

在這個原則下，台灣當然要追求「雙贏」，而且要有「雙贏」的策略。不論台灣自我界定為世界的一員，或是中華民族的成員，對於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而言，台灣應該有與中國大陸進行「制度」與「價值」之爭的情懷與使命，讓中國大陸的社會更開放、自由與公義。

但是持平地說，這幾年來台灣不僅早就沒有「統一中國」（單贏）的雄心，也喪失了「雙贏」的格局。「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原本是台灣引以為傲的成果，但是從1990年代中期以來，我們將「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做為防禦性的工具，而不是進取性的訴求，「民主制度」與「生活方式」只是成為政治人物拿來凸顯與中國大陸之別、之異的理由，更用以作為「台灣主體性」的立論依據，為「異己認同」的依據。

近年來，「台灣主體性」成為朝野的共同語言。但很遺憾地，這個「台灣主體性」並不是建立在經濟繁榮與榮耀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敵視中國大陸這個「他群」之上。在媒體與政客的操弄下，台灣已經失去了對於中國大陸人民的關懷，取而代之的是輕蔑與敵視。

政治人物自陷於選舉的迷失，以「台灣優先」或「愛台灣」導引人民的認知，這種幾近於民粹式的訴求，更進一步窄化了台灣人民的格局。「格局決定結局」，台灣如果不改變對於中國大陸的心態，不僅沒有「雙贏」的機會，更無贏過中國大陸的可能。

三、觀念上的選擇

（一）戰場在「國際外交」還是「中國大陸」？

國際政治是強權政治，是主權與國家利益的競逐場域，依靠的是實力。傳統上，外交工作是捍衛與爭取國家的主權。

兩岸關係特殊，既非國際關係，亦非國內關係。另一方面，中國大陸目前無論在政治與經濟實力上均超越台灣，是個崛起中的大國，因此，選擇與中共在國際間競逐並不利於台灣。台灣主流民意的另一個思考是希望能夠獲得美國的支持，但由於美國也是將自己的國家利益置於首位，因此台灣的前途必須取決於美國國家利益的思考之下。因此，如果台灣將「外交」做為主要的戰場，是犯了戰略性的錯誤。這幾年，無論是「烽火外交」、「衝撞外交」、「迷航外交」，均讓台灣未蒙其利反受其害。礙於中國大陸在國際政經上的影響力，美國協助我突破國際活動空間的功能也將受到侷限。

縱觀全局，對於台灣最有利的選擇就是將中國大陸做為兩岸競逐的戰場，如果戰略正確，十三億人口可以成為台灣的支持者。在兩岸事務上，「權力」變得更多樣化，而非如國際間多以政治、經濟或軍事做為權力的衡量標準，影響兩岸權力最大的就是「人心」。誰能夠得到大陸的人心，就得到了真正的「權力」，能夠在兩岸競賽中獲勝。

因此，如果將「兩岸」與「外交」比喻為一輛前輪帶動的車輛，那麼，前輪應該是「兩岸」，後輪是「外交」。李登輝政府後期與陳水扁政府八年，在戰略場域選擇上所犯的最大錯誤，就是將「外交」做為主戰場，而忽視在中國大陸戰場上「人心」爭取的重要性。

（二）「追求安全」還是「創造和平」

幾乎沒有人會否認國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像二戰後芬蘭的例子所示，基於地緣政治與經濟的考量，其做法是追求「和平」而非「安全」政策，以「謹慎自制」的態度面對蘇聯，等待蘇聯的和平演變。

對於兩岸而言，如果兩岸的互信不能建立，軍事安全並不能真正地確保國家安全，依賴美國的軍購將永無止盡。因此，嚴格地說，「軍事安全」這個對於一般國家是想當然爾的觀點，其實無法作為台灣應有的戰略思維。

「和平」對於台灣而言，不僅應該是一個道德的訴求，更應該是一個戰略的選擇。如果將兩岸問題帶入國際間的權力政治，台灣問題就必然在國防、美日安保等架構下思考，其結果是台灣安全無法真正地受到維護，因為只要兩岸衝突一起，全球化下台灣的資金將快速移走。如果兩岸戰端開啟，武力完全不能確保台灣，因此，以政治手段來解決兩岸問題不僅重要，而且對台灣而言可以說是必要的選擇。「兩岸和平」應該是台灣要用盡一切辦法追求的目標，在這個問題上要避免權謀的操作，而求務實真誠地推動。

（三）「擱置爭議」還是「尋求共識」

國人近年來多在討論如何建立兩岸「信心建立機制」（CBMs），以求取得互信，但是如果兩岸在核心問題上無法建立共識，「信心建立機制」是無法建立與運作的。戰後東西歐能夠建立「信心建立措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1975年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簽定的議定書解決了二次大戰對於領土主權的爭議，在主權與領土問題得到共識後，東西歐的和解才真正開始，西歐也才得以運用交往來和平演變東歐。

兩岸最核心的問題是主權問題，「擱置爭議」意指兩岸回到「九二共識」，對台灣而言，「九二共識」的核心為「一中各表」。所謂「一中各表」，大陸表述「一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台灣則表述「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如此的表述有兩個因素的發展不利於台灣，第一、中共在全球有160個以上的邦交國，而我政府只有23個，長久下去，「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愈來愈像是個一廂情願的說法；第二、參與國際組織是國人共同的願望，但是我們目前在國際組織中並不能夠使用「中華民國」國名，最多使用「中華台北」（ChineseTaipei），因此，每參加一次國際組織，其實就是「去國家化」、「去國名化」的一種「宣示」，長久發展也不利於台灣。

在中共看來，「擱置爭議」也非長久之計，時間愈長，「台灣主體性」愈強化，「台灣主體性」與「台獨」的界線愈來愈糢糊，中共統一的成本愈大。因此，「擱置爭議」的主張也是不太容易得到中共的長期信任。

就現階段而言，「擱置爭議」的確有利於打開兩岸從1999年以來的政治僵局，有其重要性。但是由於兩岸對於「一個中國」的定義仍是各說各話，兩岸想要建立真正的「互信」是非常困難的。

因此對兩岸而言，如何從「擱置爭議」過渡到「尋求共識」，對雙方均是有利的。

（四）「追求主權」還是「爭取權力」

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傳統的國際法與國際政治中，「主權原則」是國家存在的重要基礎。毫無疑問地，我國際法人格並不被大多數國家所接受，因此，如何獲得我國的主權地位自然而然成為外交工作的重要目標。

從1993年以來，我政府將外交主力投入加入聯合國，拉攏友邦在國際組織為我聲援提案，其結果是將多年累積的友情耗損殆盡，卻無實際效果。執政黨更利用公投來凸顯主權議題，遭致外國友人的質疑與不滿。將「追求主權」視為外交目標的結果，看似「應該」，其實是一個錯誤的戰略選擇。

在傳統國際關係上，主權是一切權力的基礎，但是在全球化的今日，不僅跨國公司、國際傳媒，連非政府組織都參與了「全球治理」，由主權而得到的國際法權力只不過是眾多權力中的一環而已。我政府應回到務實的外交與兩岸政策，「外交」工作不在於在海外與中共進行「零和遊戲」，而是加強與當地國家的各種經貿交流、文化互動，其目的是厚植台灣的經濟實力與國家形象。在對外援助方面，避免再有金錢外交的情形，而做到「外交工作慈濟化」，讓我國成為世界尊敬的國家。別忘了，國際形象也是一種國家的權力。

「水到渠成」是國家在外交與兩岸工作上累積國家實力的必要思維。科威特是聯合國的會員國，仍然遭到伊拉克的入侵，蘇聯是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聯邦仍然瓦解。主權並不表示國家不會消亡，也不代表權力不會喪失，「外交數目」也不等同於國際活動空間。務實地追求國家各方面的權力，唯有足夠的權力，才可以在未來的兩岸互動中取得平等的地位。

獲得權力的方法，除了在經濟上壯大自己，在文化上提升自己，也需要在兩岸與國際事務下，提出以下進取性的藍海策略。

四、進取性的藍海策略：

（一）不挑戰民族主義與「一個中國」

今年3月22日大選結束，中國大陸的網站上出現一篇文章「這一夜，我們都是台灣人」，對於台灣的民主選舉推崇倍至、心嚮往之，並引以為中國人的驕傲。試想，如果3月22日是主張台獨的謝長廷當選，大陸網友是否還會認為「這一夜，我們都是台灣人」？他們會如何看待台灣的民主？

「認同」是一個深層的感覺，如果大陸人民認為台灣已經背離了民族主義或「一個中國」，那麼兩岸就成為「異己關係」或「敵我關係」。在這種關係下，十三億人民幾乎不可能成為台灣與大陸競賽時的同盟對象。
換言之，如果台灣在民族主義或「一個中國」的立場可以為大陸人民接受，台灣的民主制度、開放社會、公民價值才有機會與空間展現其影響力，大陸人民也才願意將其做為要求中共政權改革的訴求。簡單地說，台灣的民主開放、社會多元、文化與社會公義必須在民族主義或「一個中國」這個框架中，才能夠有效地產生力量。

中國大陸目前的政治經濟實力在國際間均大於台灣，因此，台灣如果在「主權」、「領土」或「民族主義」上挑戰中國大陸並非正確的策略，而應該把兩岸之爭導向制度與生活方式之爭。不挑戰「民族主義」與「一個中國」，台灣才能掌握住戰略的制高點。

（二）從「一中各表」過渡到「一中同表」

如前所述，「一中各表」對於開啟兩岸僵局有益，但是長期存在並不符合兩岸雙方面的利益，從「擱置爭議」到「尋求共識」的方法，就是兩岸共同地對「一個中國」進行雙方均可以接受的表述。

由於「一個中國」四個字本身有其語言上的限制，所謂「一個中國」到底是指兩岸哪一個中國，一方如果為真，另一方就為假。因此，首先兩岸應將「一個中國」還原其本意為「整個中國」（WholeChina）。「整個中國」的主權屬於兩岸全體人民，領土為兩岸現有土地之總合，兩岸各在其領域內享有完整的管轄權，任何一方均無權在國際間代表他方，兩岸是「整個中國」內部的平等政治實體，兩岸是「特殊關係」，但不是「外國關係」。

兩岸可以在「兩岸和平協議」中確定「整個中國」原則，雙方均保證不永久分裂中國，在兩岸事務中，兩岸彼此的定位為「北京中國」（PeikingChina）與「台北中國」(TaipeiChina)。此一名稱的使用，更確定兩岸均是中國的一部分，為代表治權的名稱。

在國際事務上，容許台灣以「台北中國」名義參與國際組織。由於兩岸已有「不分裂整個中國、互為平等政治實體」的「和平協議」，台灣參與國際組織，並不會造成「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認知或事實。台灣也可以以「台北中國」的名義參與「東協加一」或「東協加三」。

兩岸對核心問題達到共識，互信才有可能真正的建立，台灣也才能有機會展現其民主制度與社會價值優勢的影響力，進而以「軟權力」主導兩岸的未來。

（三）相關事務成立「兩岸共同體」

「兩岸共同體」的建立，對於兩岸而言均為有利。對於台灣而言，由於大陸的經貿實力日益超過台灣，台灣與大陸經貿互動愈深，對於大陸的依賴也愈重。如果沒有一個機制保護台灣，而任由現在方式的兩岸經貿交流，最後中國大陸可以憑藉其經濟吸力，達到「和平消化」台灣的目的。

二次大戰後的西歐，荷比盧三個小國也面臨到台灣現有的困境，如果不與法德等大國經貿交流，經貿不可能有市場，但是如果完全依賴，三小國將完全受制於大國。因此，歐洲的菁英創造出政治上雙贏的「歐洲共同體」，透過這個超國家與跨國家的組織，小國的利益得到確保。

以兩岸農業交流為例，由於台灣的資金、技術容易流動，大陸的土地與市場相對是固定，因此，兩岸農業交流愈深，台灣農業被掏空的可能性就愈大。但是，如果兩岸由雙方政府平等協商共同成立「兩岸農業共同體」，建立可有效運作的制度，那麼，兩岸的農業就可以在這個制度中雙贏地運作。「共同體」就像是個「主權銀行」，雙方將一些主權存放進去，但是可以從中得到他方主權的利益。目前國際關係學者已多承認，「共同體」對於小國一方的利益是大於大國的。透過歐洲共同體，荷比盧與中東歐等小國取得了與歐洲大國平起平坐的地位。

而這對中國大陸的利益在哪裡呢？對中國大陸而言，兩岸目前存在的問題是，台灣人民對於中國大陸的認同並沒有因為經貿交流增加而擴大，反而「贊成統一」者愈來愈少，其原因就在於沒有一個機制幫助兩岸人民建立同是「中國人」的認同。「共同體」在法律人格方面的意涵是參與雙方「各有主體、共有主體」，透過兩岸共同體的運作，台灣人民無論在政治與經濟上都能得到安全感，也將會感受到「兩岸統合」對於台灣人民的有利性，兩岸的共同認同會深化，符合中共追求「和平統一」的原則。

簡單地說，兩岸共同體的建立可以彌補「經濟優先」所可能帶來的政治弊端，也可以強化兩岸邁向統合的進程，符合兩岸和平發展的大原則。

（四）建立全球華人公民社會

面對中國大陸，台灣應有一使命，即幫助中國大陸走向一個重視公義的開放社會，而一個開放、公義與成熟的中國大陸，才是兩岸和平發展的最佳保障。

因此，台灣除了要自我提升文化、公義、多元、開放以外，也要大量鼓勵大陸年青人來台灣留學，開放台商企業大陸籍幹部來台受訓深造，加強兩岸非政府組織等各項交流，也就是全面開放大陸人士來台，讓他們接觸一個同文同種但是具有不同價值的社會。

在對外工作上，「外交」、「僑務」在全球各地也應該與中國大陸各方人士全面接觸，即使是駐外人員也無妨，舉辦相關論壇、活動，共同傳達公民價值，共同促使中國大陸走向「善治」。

如果不能促使大陸人民對台灣感到友善，再多的國防經費也是徒然，如果能夠將國防經費大幅轉移到兩岸文化社會交流，用以改變大陸的社會與民心，兩岸和平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

五、結論

「擱置爭議、經濟優先」、「外交休兵」、「積極參與國際組織」，「以軍購維護國家安全」，目前看來是政府在兩岸、外交與國防政策上的重要方向。

「全球化」與「區域整合」是當前國際關係的兩大趨勢，台灣不可以在這個趨勢上缺席，「兩岸」、「外交」與「國防」三者並不是一個正三角形的關係，有其優先主從順序。同樣地，兩岸「政治協商」、「經濟交流」、「社會互動」雖然也有優先性，但是三者也有其不可或缺性。以「擱置爭議」為由，刻意不碰觸政治協商，專注經貿事務、輕忽社會價值與文化交流的影響力並不符合兩岸人民的需要，也可能遲誤台灣的戰略選擇。

在兩岸、外交與國防的戰略思維中，如果我們要採取的是一個「進取性的戰略」，那麼無論在人選與政策上，都有必要跳脫單純以國內因素為主的考量，而將中國大陸的可接受性、國際政治的現實性同樣納入思考。格局、方向、策略如果都能面面俱到，新政府應該可以為台灣與兩岸共同開創一個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