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雨。改稿子。这个工作从前天下午开始，到前天夜里两点，再到昨天夜里两点，然后到现在。我对自己说，要对自己狠一点。这个假期就这样要结束了，最忙碌的一个暑假。

间隙里翻《经济观察报》。忽然想看一份报纸，麻烦大家帮我推荐一下，杂志也可以。这份纸媒要满足一下条件：
第一，开本不要太大。不要以为开本跟《人民日报》那样就权威了，也不要以为瘦了一圈就时尚了，其实不是这样。最好的开本是适合我阅读。
第二，最好是橙色印刷。也不要管橙色到底是中产还是娱乐了，反正中产也要娱乐，无产也要娱乐。橙色看起来比较舒服倒是真的。纸张模糊的地摊小报就不要推荐了。
第三，内容是经济观察报以及南方周末还有中华读书报的一个杂交。如果再加上经观以前的那些增刊最好不过。当然，这个杂志是一个有机的杂交，别告诉我把这几张报纸放一起就可以了，那是扯淡。在这点上新京报做的尚可。
第四，这张报纸不是快速消费品，能让我一周买一次就好，价格贵点也能承受。但不要和财富时报那样，5块钱但没有什么内容。也不要跟单一类型的报纸，其实我不是专业人士，一周消耗不了那么多的资料。

如果谁发现了这样的报纸，请你告诉我。如果谁打算办，想烧钱，也跟我说，至少我会订一份的。谢谢。

最后透露一下，某报的记者博客最近集体被封。很是让我悲哀。什么报，自己去猜吧，聪明如读者诸君……

接下来可能还不会离开青岛。要改一下稿子。也就说说闭关继续。

我发现，这么多年，我整一个废了。虽然几年前就说，此后的日子将日渐沦落。但那有些矫情，现在是真的。

有人说我老婆对我那个所谓前言的评价，简直比毛主席还正确。所以，以后我只信仰她，不信仰毛主席了。我要重新做一些东西，所以继续闭关。

从今年开始，不要继续废了。不发牢骚，努力干活。不发飙，积极向上。

——算是前言

很多时候，我都会记起2003年的前后。
那个时候我还是山东某报的一名记者，当然后来离开。离开后，我来到一所学校做了老师。
而有一次，在临沂，原来的部门主任已经是报社的副总，他问我，离开后有没有后悔？
我很诚实的说，有。
但我知道的是，离开一些人，一些事情，似乎时间有些长了。
我所能做的，是写下一些文字，算作我的传媒笔记，有些时候只是做一种个人的梳理，就比如这本书。

上大学的时候，似乎不是一个好学生，虽然老师对我极其的纵容。
那个时候，在一个叫做大学生通讯社的学生社团，度过了四年最为美好的时光。后来，有媒体说我所在的那所大学以考研闻名。但记者所不知道的是，在那个叫做曲阜的小城，至今那所学校的周围还是农田，除了学习，学生似乎没有其他城市学校那种更好的娱乐。
在那座城市，似乎连打工的地方都找不到，虽然到那所学校就读的大多是一些农村孩子。
而哪位记者可能还不知道的是，在那所学校还有一个我们那样的社团，延续着一种叫做新闻的理想。虽然现在，我甚至不敢去回忆那时的日子，以及那种日子里的放纵。而我也一直不明白的是，在那个古城的那所大学，怎么会有人去和一种叫做记者的职业有了某种关系。而我们本来是学师范，毕业后要做老师的。
而我的那些师兄们或者是我的师弟师妹们是有这种关系的，甚至也包括一段时间的我。现在想来，那个叫做大学生通讯社的社团十分的讲传承。这种传承以至于在很多年后，每一个在那里呆过的人都会记起，目前哪些人在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南方周末以及一些地方媒体。很多时候，老师的一个召唤，那些散落在各地的人都可能聚在一起。

但是我逃离了我们传承的那种精神，至今还觉得愧对那段时光。
那个时候，作为学生就开始负责一个版面，甚至采写学校的会议，而这些我在成为老师后发现，在很多地方基本是不可能的，但当年我们可以。当年，那张叫做《曲阜师大报》的报纸甚至被称为是一张学生报。
但那张报纸却赢得了老师和学生们的喜欢。
后来，我在做媒体梳理的时候发现，这实际上是一种趋势，追求可读，是不分党报或者生活类报纸的，《南方日报》等媒体都走在了前列，这反而赢得了大家的认可。那个时候的我们亦如是。
但我想，那个时候，李钧老师对我实在是太放纵了，这种放纵让我毕业后的很多年里不知天高地厚，像个书生。
我以为风骨是一个人所最应具备的，那个时候经常去张元勋老师的家里。当年的北大才子，在我读书的那些年里风采依旧，让我们这些学中文的人觉得那才是我们所应该具有的一种精神。
现在我想，所谓的新闻理想，其实是一种侠客的梦想，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而记者的铁肩道义正好与之契合。

在毕业后的很多年里，我还一直去一个叫做传播评论的论坛转转。
虽然那些老人们已经不在了。
白河马做了某报的常务副总，每天要看很多的稿子，而颈椎也累的天天要人“往背上浇点水，然后撒点盐”，寒竹望鹤也要负责两张报纸的采编，天天夜班，虽然位居高层但看起来像个部门主任，而老马则远走广州，做了一家门户网站的总编辑，后来又到了上海……
还有很多人，但他们都很忙，只有我有些闲。但我会一直记着在这个论坛上的新闻启蒙，和他们的帮助。
甚至我在某张报纸见习的时候，还有人不停的晚上给我发站内短信，说我某篇稿子写的如何，在我精神低迷的时候给我鼓励，而这些是一个真正做新闻的新人所需要的。
我知道，发消息的人也在泺源大街的大厦里，甚至他就在我的身边，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有些人到现在很不知道，但我很感激。
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在网上找的我，说要来青岛采访某某事件，想让我帮忙，我总是尽力，因为我知道，做新闻要相互取暖。
所以，我还经常的回去看看。

后来，不做记者了。做老师。但有些时候很怀念当年的日子。
来青岛的时候，我托运了十几箱的书，里面有一半是那张叫做《南方周末》的报纸。我知道此前的种种行迹都将成为传说或在几年后随着故人的远足终至风流沦散。
在一段寂寞的日子里，我开始翻检报章，看我的那些兄弟们在怎样的操练新闻，于是有了所谓传媒观察。有些时候不停的写一些与之有关的文字在一些专业期刊上发表，再后来我干脆写了一个只谈传媒的博客。
渐渐的我想梳理一下这些年来传媒所走过的路程。我告诉自己，只有知道来路，才会走的更远。
有段时间因为某种机缘，还操作过一段时间的杂志。从改版到走上正规，前前后后操练了一遍，这种过程也让我在新闻之外，学习了大量生活时尚类杂志的运作流程。我开始知道，除了所谓的新闻之外，传媒还有更多的未知领域。
所以，更要去探究过去那段日子的秘密。
我把这段日子限定在了改革开放后的这三十年。因为我知道，这三十年里，变化的不仅仅是经济，还有整个社会的风貌，而记者是社会这艘船上的瞭望者，新闻则是历史的底稿。
于是，我想知道我们的传媒人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底稿，而这份底稿是怎样的。我还想知道，这三十年里，我们的前辈和同辈的新闻同行们都度过了一段怎样的行程。
于是，我两年前就开始一头扎进了短暂的三十年当中。等进入后却发现，这三十年实在是波澜壮阔，从文革之后的报纸纷纷复刊到寻求市场之路，再到新媒体大量出现，一直到网络、纸媒、电视的三分天下。中国的新闻工作者甚至走完了西方媒体漫长时间才能走完的历程。而新闻体制也在逐渐的发生着变化。
所以，对于传媒来说，我一点也不悲观。
但这种过程究竟是怎样的，没有人告诉我。虽然一些短小的文章会对某一事件进行阐述，但没有人告诉我一个大历史背景下的来龙去脉。所以我想告诉自己。
一点一点的将三十年里的传媒变迁汇集起来，一点一点的梳理开来，然后寻找一些人来印证，于是就有了眼下的这本书。
虽然我说，这可能是我一个人的传媒笔记。但我相信，每一个关心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人，都有益处。
算是前言。也谢谢读者诸君，听我不着章法的絮叨。

早上起床，头开始疼，流鼻涕，我知道，感冒了。

这两天睡眠不好，不知道是因为写作的原因还是其他的什么。半夜很晚才能睡着，有些时候要看半天的书，昨天晚上忽然找来资治通鉴，抱着厚厚的一本，忽然想，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资治通鉴》的，一种是不看的。我决定写完这本书，继续看下去。

青岛这两天太热，办公室没有空调，也没有风扇。不是汗流浃背，也很不爽。非常想找个清凉的地方去写稿子。本来打算去崂山，可这些书和资料不好拿。可有人告诉我，崂山也不凉快。好在老婆给我带来了藿香正气水。虽然我以前喝的时候她都特意看看我喝的难受样，但现在，我还是决定把它喝了。可她怎么那么先知先觉呢？

代朋友发个启事：济南。寻人合租，8月15日起，2居中的1居，月租金300元，青年东路和文化西路交汇处，省实验小学附近。朋友的职业是记者。联系人QQ8263295

经销商致北京三联书店暨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开信

三联书店并中国出版集团诸位领导：

吾等为三联复立以来最忠诚的经销商，一向感怀于三联之文化大义，十余年来孜孜经销推行，使三联之文化产品，传布四方，培植忠诚读者达百千万之众。吾等视三联所出书刊，为当下书店之支柱，以为无三联不成店；我们亦以传播三联图书为荣，以为三联卓立于中国出版之林，端赖其出品之高雅、思考之深邃，以中国文化建设为己任，有侪辈所不可企及者。

近期各界盛传三联“内争”情状，主要为政者取财无道、任人唯亲、嫉贤妒能、恣意妄为，使三联七十余年之基业，有坠隳之虞，宇内一片哗然，我等亦深感痛切。我辈虽以贾书为业，然亦颇以传播文化为己任，私意与三联休戚一体，唇亡齿寒，敢不直言以告？

毁三联者，天下之罪人也。清季以来，中华民族之复兴图强，莫不有赖商务、中华、三联之流砥砺文明、格致良知，虽遭艰厄困顿而薪火不失。尤于“文革”劫后，政府励精图治，有识之士，欲求对话世界，复兴文明，而三联则上下求索，刊布经典，启蒙良知，居功厥伟，天下共知。历十八载，已成我国文明之寄托，天下士林所倚望。然成就三联何其艰难，向为诸公所知；而毁其气血实易如反掌，许在诸公一念之间。恳望诸公深思。

任公曰：学术，天下之公器也。三联，亦天下公器也！故为三联之政者当德、才、识兼备。张公元济，邹公韬奋，叶公圣陶，均一时之贤杰，实难骤得。但以四海之大，国中人才之贮，若悉心求访，何难获致贤能之士？若诸公以三联之现状而置若罔闻，致三联弃思想文化如敝履，甘为劣质教辅盗刊之渊薮，是必有负国人之所，亦难辞青史之所责。恳望诸公再思。

顷闻三联十四位贤士，深惧三联传统之割裂，不计个人得失，集体上书，告以所忧，令我等深感钦佩，愿与同心，以护所爱。

兹不揣浅陋，特闻上达，望诸公慎思之，明辨之。苟直言苦口，请为天下饮；既执思想之公器，自当为天下而图谋。诸公一念，实当天下之重，我辈谨以此翘首以待！此颂

　　公祺！2004年4月21日

　　联名者：
　　北京万圣书园　上海季风书园　广州学而优书店　贵州西西弗书店　晓枫书屋　当当网上书店　席殊书屋全国连锁店　上海天地新书总汇　深圳兴晨艺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国林风图书中心　北京厚博图书发行公司　北京风入松书店　上海鹿鸣书店　重庆精典书店　上海企鹅书店有限公司　南昌青苑书店上海心平书店　山东致远书店　石家庄春风书店　三联书店杭州分销店　新疆文史书店　山西尔雅图书中心　长春学人书店　哈尔滨精华书店　北京北图书店　北京明燕缘图书发行公司　北京方舟书苑　柳州市志远书店　天津南开书香缘书店　合肥爱知书店　青岛汉京书店　新疆一心书店　广州红枫叶书店 泉州华文图销售公司光合作用书房　湖北社科书店　上海博雅图书有限公司三联书店南宁分销店　昆明经济书店　西安天德书屋　四川弘文书局　南京世纪书店

宋按：这是余世存写的，我打算用在2003年的开头。我还把这年称作是“南方之年”。这一年里，南方真是多灾多难，乌呼哀哉。今天写作间忽然心乱如麻，不知道是否因为要写到孙志刚先生之故。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骄堂。城市天之骄子不可登，登则世间不平人心伤。孙志刚先生以27岁的青春风华，屈死于这人世的不义之中。他在人间行走，于2003年3月17日被收容，三天后被打死。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孙志刚先生背乡离井，寻找生活的自由。他以身检验了中国城市跟农家生活一样贱质，他以死逼迫着每个人发出最后的吼声，他庶几减免了我们生者的罪责和耻辱。古人曾说，一言而为天下法。孙志刚先生可谓一死而示万民耻，而替百姓罪。古人又说，死生亦大哉。孙志刚之死虽谓之夭，却可谓得其大，后人临墓祭祀，可解其中至痛者乎？

愿仁慈的地母接受孙志刚先生的灵魂！愿孙志刚的冤魂化作碧血上冲霄汉，化作厉鬼下穷黄泉地狱复仇清算 。

直到今日，余世存的这段文字读起来依旧是血脉贲张。

我不关心王菲，也不关心李亚鹏。转过这个帖子是因为，原来李亚鹏不是第一次打记者。我转来的这次是在2001年。

在当年的圣诞平安夜，《射雕》剧组刚收完工，“郭靖”、“黄蓉”等剧组成员就直奔歌厅包厢，李亚鹏在出房与母亲打电话时，一位醉酒客人一下子就认出了他，非让他签名，为此百般纠缠，李亚鹏忍无可忍，终于挥出了冲动的铁拳……警车和记者闻讯而至，一经报道，全民哗然。

可是没过多久，又有报道称“李亚鹏与被打者李伟已握手言和”，被打者李伟是李亚鹏的忠实影迷，与李亚鹏的哥哥李亚伟只有一字之差，反而因此结缘，现在彼此已成好友。这小伙人挺好的，后来李亚鹏既给他签了名又和他合了影。——你说荒诞不荒诞？娱乐圈净出这种“黑色幽默”。

 宋按：再转。这是长平写的当年《外滩画报》的改版词。可现在又成了一个轮回。外滩画报不复当年旧风仪。立此存照。最后一句写的真好，“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如你所见，我们改版了。
　　编辑让我在这里写几句话，交待改版的理由。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适逢邓小平百年诞辰，本期做了一个专题，主题自然是谈改变，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改变之一，即中国的改革开放。
　　其中最值得一读的是周瑞金专访。
话说当年，中国改革开放前途迷茫，老报人周瑞金组织同仁以“皇甫平”为名大声疾呼思想解放，力主市场经济。
　　抚今追昔，他说，中国今天面临新一轮的思想解放，那就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邓小平早就说了：“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想到哈耶克。
　　这位二十世纪最了不起的自由主义学者，他用观念拓宽了人类自由的边界。
　　而他的思想历程发生过有趣的改变。
　　当他因为经济学的成就而摘取诺贝尔桂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从纯粹的经济学家转变为政治哲学家。
　　他认为经济活动发生于整个社会关系之中，其解决之道在于包括政治在内的信仰体系。
　　他说，学术讨论“从长远看会影响公共舆论，进而决定未来某个时代的实际政治”，而知识分子对国家的影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大”，“他们是通过公众舆论发挥着这种影响”。

　　影响，改变，是我们，每一个新闻人的梦想。我们的每一次改版，都希望离这个梦想更近一步。
　　方向更准确，方法更正确。
　　因为有不变，所以要改变，是我们的方法论。
　　下面两句是对这个方法论的阐释：
　　不变的是我们的头脑：如若没有批评，赞美则无意义；
　　改变的是我们的目光：如果没有赞美，批评则无根基。
　　这句话抄袭自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那里每天印着一个法国作家说过的一句话，一个朋友把它翻译给我，那就是——
　　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翻译朋友提醒我说，《费加罗报》是一份右派报纸。
　　我引用了这句话，而且改变了说法，这就是我们的方法论了。我的意思是，作为一个大众传媒，我们要在中国的现实土壤里成长，在时代的现实空间寻求改变。
　　西方的左右之分，在我们这里没有可比之处。
　　他们保守的右派，往往是我们激进分子的榜样。
　　他们自由的左派，往往是我们因循守旧的借口。
　　甘阳先生“将错就错”，很中国地引用了《诗经》来谈论左右：“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并总结说，该左就左，该右就右，君子无可无不可。

　　我们未必是君子，但我们是新闻人。
　　我们未必分左右，但我们看事实。
　　观察，然后报道。
　　批评，而且赞美。

　　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改变不需要理由，改变本身就是理由。

 宋按：不知道谁写的，反正挺有意思，我转过来就是对我有用。你们看不看不管我的事。

西安报业竞争，在中国赫赫有名，与成都、广州、南京等地统属中国报业大战的发源地和主要战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西安报业大战的硝烟渐渐消散之后，人们发现，战场一片狼籍，流下的只有空荡的回音。

审视西安报业发展的历程，探讨西安报业竞争的得失。也许，这份来自西安报业大战直接参与人员的报告，或许会对我们了解中国报业在运作过程中尚存在的缺漏有所启发。

市场：独木桥上面挤热闹
1997年7月1日，陕西省归国华侨联合会主管的《华商报》改版，原《三秦都市报》副总编张富汉在自己经过充分考察和调研之后提出的“学习《华西都市报》，改造《三秦都市报》”等种种设想，难以获得陕西日报社委会的认可和支持的情况下，停薪留职，率领刘东民等人操持这份已经几起几落的行业报》，全面改版，进军西安综合类市民报纸市场，坚持为市民服务的办报宗旨，突出市民化、都市化、生活化和通俗化，以贴近市民生活的风格、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的态度冲击市场。经过两年的运作，一举成功，到2000年，发行量达到45万份左右，并首创了“发行量公正”的“手段”；广告营业额则达到1，8亿元。其超常规跳跃式的发展速度被众多媒体称为“中国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

《华商报》以及张富汉个人的成功，大大地刺激了西安业内人士的神经：同吃一碗饭，为何你吃肉来我喝汤？于是，西安报业大战由此拉开序幕。1999年是“热身”，2000年，“大战”正式拉开序幕。这一年，西安的报纸如“疯”了一般大规模挺进“综合类市民报纸”的市场。面对《华商报》后来居上咄咄逼人的态势，1996年创刊，有着良好声誉和市场份额的原先陕西报业“老大”--《三秦都市报》急了，更换主编，改版扩版；同属陕西日报社的《劳动周报》也开始扩张，1999年更名为《劳动早报》，由原先的行业报转变进军综合性日报市场，随后又在2000年9月25日更名为《今早报》并变为日报；陕西省政协主办的《各界导报》2000年也开始在一家企业的资金支持下，招兵买马，大刀阔斧进军日报市场；《企业信息报》则从宝鸡移师西安，“想入非非”，更名为《西安商报》，名为“商报”，内容则仍然主打综合性新闻；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经济新报》，他的前身是原隶属陕西省国防工办的《军工报》，2000年更名为《经济新报》，划转陕西人民出版社。《经济新报》并不新报经济，而是专报社会娱乐等综合新闻；原隶属陕西省卫生厅的《卫生报》在报刊整顿中划归未来出版社，更名《百姓生活报》，原《华商报》副总编和森率领部下20多人，全力以赴打造另一个《华商报》，在西安人称“小华商”……在2000年，西安报业市场上，共有10家日报在混战厮杀。就连陕西日报社“另出新招”将多获殊荣的《星期天》改版为《当代女报》后，也竟然“不守女规”，挺进综合性报纸的领域。

“西安报业大战”的威名由此而昭示华夏神州。

这么多的报纸争相在“综合性市民报”上面下工夫做文章，自有其目的，那就是“以《华商报》为榜样，紧紧盯住《华商报》碗里面的肉，你能吃两块我也能吃一块”，众多报纸都企图借助市民综合类报纸“读者面广，影响大”的优势来取得广告、发行上面的优势，都希望在这个“大蛋糕”里面切割一块。于是，在报纸的定位、办报思路方面，也都是全力模仿《华商报》和《三秦都市报》，或者互相模仿，甚至抄袭。于是，从栏目设置、内容安排、题材操作等等方面，西安报业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每天诸多的日报，几乎都在重复着相同的“故事”。有一个未经核实的“内部消息”：面对《华商报》的逼人态势，老对手《三秦都市报》社里面有人提出，将报纸从对开变为四开，从而在形式等方面与《华商报》“拉开差距”。但这个建议最后被否定，理由是，《华商报》已经让读者养成了看对开报纸的习惯，改动风险太大，还是跟着《华商报》安全。由此窥一斑而可见全豹。

但种种美好的愿望在残酷的市场面前显得有点幼稚可笑。定位以及办报思路的惊人相似，使得其他报纸在市场上面并没有多少“魅力”可言--既没有差异化的内容和形式，也没有比《华商报》更多的信息量，已经占据“先天优势”的《华商报》“先入为主”地成了西安乃至陕西读者的“唯一的选择”。与此同时，大量报纸运作资金的匮乏、难以到位与《华商报》背后雄厚的资本支持、已经实现良性循环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比。《华商报》凭借既得市场和充裕资金，在西安报业市场上“肆意横行”，甚至斥资收购报摊上面新创办的《百姓生活报》等，限制和惩罚零售商经销其他报纸。这样，直接导致其他报纸在进入市场，争夺市场份额时的成本和门槛进一步增高，于是乎，这成就了西安报界的一句名言：《华商报》每天开回来一辆奥迪，而其他报纸每天在烧一辆奥托。西安其他报纸可能在全国也是罕见地出现了无一例外的亏损。《百姓生活报》预计投资1200万元，结果打了水漂，以总编和森养病撤退，日报变成周报保刊号而收场；《各界导报》连续两次更换投资方，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终于将日报变成了周报；《经济新报》亏损巨大，连续更换负责人，均难见明显效果；《三秦都市报》、《今早报》欠下印刷厂巨额费用，一度连编辑记者的工资都不能正常发放，就连《西安晚报》竟也出现了亏损……一时间，西安报业白旗飘飘，如今投资媒体成了“现代四大傻”之一。

人才：胜利大逃亡西安报业竞争的闻名全国，也让西安的媒体人才成了“香饽饽”，甚至一些地方“定向招收”，“挖”人才只要成都、西安的“从业人士”；西安报业竞争的日益惨烈以及随后出现的“一枝独秀，整体畸形”的状况，使得西安新闻人才感觉压抑，难以畅快地“自由呼吸”，甚至出现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状况，人才终于开始了大规模的“胜利大逃亡”。

陕西省政协主办的《各界导报》曾经雄心勃勃，大刀阔斧进行变革，广纳人才挺进日报市场。原《三秦都市报》社会新闻部副主任张军朝由《劳动早报》新闻中心主任的位置上率领一部分“英才”进驻担纲操办，但资本和权力的纷争终于使得一夜之间“天下大乱”。张军朝“率众出走”，加盟《西安商报》。广州某媒体将张军朝及其部下由此称为“张家游击队”。随后，《各界导报》社长张魁又从深圳聘请了一位并没有媒体操作经验的朋友严伟民担任常务副总，在业务上面，则依赖于总编助理，原《三秦都市报》经济部主任兼《金周刊》主编李宏刚。但报社内部的复杂人际以及办报定位的摇摆，使得李宏刚不长时间便愤然辞职。随后被太原《都市生活》重金“挖走”，担任执行总编，全力改造和操持这份号称“在太原零售量第一”的刊物。随他而去担任总编助理和部主任的也是原《三秦都市报》的主力干将李勇鸿等人。紧随李宏刚之后的是原《西安商报》广告中心主任、《各界导报》的社长助理曾志毅，也北上太原，担任《生活晨报》的广告总监。不久，原《华商报》发行干将王安民也加盟《生活晨报》，担任营销总监。同样出身于《三秦都市报》的原《西安商报》新闻中心主任师涛则担任《生活晨报》常务副总编。一时间，西安的新闻人才让沉寂的太原报业开始“狼烟四起”“激起千层浪”。

在广东，原《华商报》特稿部主任张弓惊南下担任《信息时报》的执行总编，操持这份“发财狮子”。随后，《西安商报》的骨干也随之南下加盟；原《女友》副总编李军在担任一段时间的《社会与法制》总编之后，加盟广州《家庭》，担任副总编；原《三秦都市报》副总编刘春生加盟《深圳晚报》…

在云南，《华商报》一部分骨干“主刀”《云南信息报》；在辽宁，《华商报》和《三秦都市报》的干将操作《华商晨报》……就连香港的《凤凰周刊》，其主编也是原《女友》的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统计从西安“胜利大逃亡”的新闻从业人员有多少，但有一个数据也许可以让人们“窥一斑而见全豹”。截止2001年5月份，原《三秦都市报》经济部主任兼《金周刊》主编李宏刚率众北上太原时，他已经是自《三秦都市报》1996年创刊以来培养出的第19任副总编以上职务的人员。至于在全国担任部主任的西安新闻人才，用西安业内的话说就是“不计其数”。
　　现状：空谷回荡一人音人才的“胜利大逃亡”，以及众多报纸挤在“独木桥”上面的肉搏厮杀，终于使得“陕西冷娃”在西安报业混战之后发现，偌大的古都竟然“活不下几份报纸”。


　　《各界导报》、《百姓生活报》等报纸开始缩减为周报；原《经贸报》变更而来的《美报》，原《陕西人口报》变更而来的《人生导报》等都已经处于休刊状态；原《西北工商报》变更而来的《城市经济导报》被整顿……


　　现在在市场上看看，西安当地的报纸在报摊上“露脸”的，就剩下了《华商报》、《西安晚报》、《三秦都市报》、《今早报》，其他的报纸似乎销声匿迹。而据内部消息，鉴于《三秦都市报》和《今早报》同属一个类型的报纸，在市场上“亲兄弟自相残杀”，而且负债累累，陕西日报社开始考虑两家报纸合并，将其中《今早报》一家变更为行业专业化报纸。如此一来，有着千年历史近千万人口的古都西安竟然就剩下区区几家真正面向市场的报纸，而其中只有《华商报》没有亏损。其他所谓的市场化报纸能坚持多久，不得而知。这样的结局，又怎能不让人扼腕长叹？


　　更让人叹息的是，西安报业经过一番鏖战和几次报刊整顿之后，留给市场的刊号资源已经“弥加珍贵”，能够面向市场的除过前面提到的11家报纸外，大约不到3家。而陕西的邻省山西，报纸市场化的程度远远没有山西成熟和具有“知名度”，但目前在市场上经常露面并且赢利的就有将近20家，还不说“藏在深闺”中的许多报号。同时，西安众多雄心勃勃的市场化报纸在惨遭市场屠戮之后，让众多有心进军报业市场的人士和资金开始不寒而栗。刊号资源的紧缺，人才的大量“出走”，以及进入报业所需资金的进一步抬升，都将使得西安报业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人大唱独角戏”，“空谷回荡一人音”。


　　未来：空间巨大需新招西安报业这种状况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讲，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西安的文化底蕴太厚的缘故，大量的办报人才骨子里、做法上都充分地表现出了文人的做派。看到别人办报成功了，五子登科了，文人的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开始蠢蠢欲动了。你这样做可以，那我这样做也肯定可以。与此同时，文人的想象也开始大展才华，在运作上是一心为办报而办报，认为将报纸办得精致了，招聘几百个发行员往大街上一站，或者将报纸摆放在零售摊点上，再做一份夸大的发行量数据报告，就会将广告商的钱包打开，就会有大量的广告和银子哗哗地流向口袋，还会有一批又一批的读者疯狂地订阅。结果，市场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而一旦实际情况与自己的想象有所出入，于是，急功近利、气急败坏等当下传媒界的病根便充分暴露。举一个在西安十分常见并不是最典型的例子：《三秦都市报》在2001年决定出版5个周刊，其中《金周刊》、《彩票特刊》、《球周刊》、《新青年》等被主编等人寄予厚望，“本届领导班子认为”：西安有50万球迷，一半的球迷购买《三秦都市报》，就有20多万；彩民有将近100万，有三分之一的人阅读《三秦都市报》，就会拥有读者将近40万；西安的股民有100多万……如此，《三秦都市报》的发展速度将会是多么的惊人和喜人。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到半年时间，系列周刊无疾而终，部主任平均每月更换一次。《各界导报》、《劳动早报》、《经济新报》、《西安商报》也都有同样或者类似的故事发生。


　　跳出西安的圈子，回过头来看西安报业，你就会发现，西安的报纸，无论一流的，还是三流的，在内容、形式等各个方面，在全国而言，都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将这些模样俊俏长相相象的“俊男俏女”们集中在一起，一般的人不晕才怪呢！糖多了不甜，醋多了不酸，面对差异化不明显的报纸，人们的厌烦出现了，人们有点无可奈何地选择着那个个子高的“美女”，因为这样的选择不累，简单。这就是为什么说西安报业赫赫有名而实际整体情况雪崩、“一枝独秀，整体畸形”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安报纸并不是太多，而是结构不合理：并不是市场容量有限，而是方向目标太一致，一条“道”上必然太挤：也不是经济发展落后，广告少，而是没有去拓展，运用全新的思路做大“蛋糕”；并不是报纸已经符合市场需求，而是缺乏差异性和新鲜感……

每一种报纸都是一种精神产品，具有一定的商品属性。如何确定自己的特定读者群，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丰厚的性价比，让自己的特定读者面对繁多的选择而对自己情有独钟，是处于文化底蕴丰厚、报业竞争激烈的西安报界每天都应该苦思冥想的问题。

最终一句话，在西安投资、发展报业，其前景，回报等丝毫不容怀疑。关键是，谁能选准切入点，拿出自己的勇气，运用独特的思路，打破目前的格局，走出一条自己不同寻常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