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而告之：我正在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传媒史的梳理和创作，预计年内出版《媒变：1978-2008年的中国传媒》，欢迎曾经传媒人与我联系，也欢迎提供采访线索和资料。同时欢迎出版机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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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们更应该将目光转向那些传媒人。

这年夏天，一个叫做秦朔的河南人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此时，秦朔的女朋友尚在中山医科大学读书，于是，他也来到了这里，到一本叫做《南方窗》的杂志担任记者。
秦朔出生在河南开封，这是一座黄河故道边的城市，这座城市所具有的沧桑和厚重给了他很深的影响。父母都是老师，这也让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让秦朔的人生道路顺畅挺劲。1990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到南风窗杂志社工作，从1997年起担任总编辑，领导《南风窗》实现了向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转型。

这年秦朔刚刚20岁。1990年的广州，虽然全国刚刚经历了一场风波，但这里依旧是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新锐都市，毫不犹豫地接纳了这个大志在胸的中原小伙。14年辗转腾挪，广州予秦朔以极大幅度的包容与砥砺。十年一剑，秦朔最终不负众望，在《南风窗》这个宽阔舞台上，标立了自己新闻生涯的赫赫高度。
后来，秦朔说，“刚毕业时，我一个外地人来到广州，语言不通，没有自己的房子，就住在办公室；没有什么熟人和朋友，女朋友又还在念书。广州是个夜生活很丰富的城市，但好像和我没有太多关系。那两年，可以说，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在中山图书馆度过。这些知识积累当时不觉得什么，它的作用却在工作中逐步显现出来。几年前台湾知识分子倡导“新读书主义”：“自己再累也要读书，工作再忙也要谈书，收入再少也要买书，住处再挤也要藏书，交情再浅也要送书。”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倡导；还有就是心态的调整。我是一个有“归零心态”的人。我说过我从不认为自己很聪明，我常常自省，把心态归零，让自己不断重新出发。我一直把波普尔的那句话作为座右铭：“我所追求的所有知识，只是为了更加充分地证明自己的无知是无限的。”

和秦朔同时毕业的还有一个叫做吴晓波的人。
和秦朔南飞不同的是，吴晓波去了杭州。后来，吴晓波讲起自己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的经历近乎传奇。
1989年后的那一年，毕业的大学生几乎都没有找工作，而选择读研。吴晓波有一次回杭州时，去拜访在新华社杭州分社工作的一位老校友。师伯和吴晓波聊得高兴，中间出去一会儿，回来时候手上拿着新华社的花名册，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人今年退休，你可以来接替他的职位。吴晓波说起来至今仍很得意，“我没有在新华社实习过，新华社一般都要他们的实习生的，我进来的时，还考了经济学。”
吴晓波被分在了工业组，开始了他长达13年的商业记者生涯。再后来，1968年出生的吴晓波被人誉为中国最出色的财经作家。

而一年前，安徽安庆人程益中从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进入了《南方日报》。原本这是一个内向和羞涩的人，一场大学入学的自我介绍甚至让他在在惶惶不安中度过了一周时间。然而，后来这位陈独秀的老乡成为了中国著名的报人。

还是一个安徽人，怀宁人朱德付从中山大学中文系研究生毕业，也被分配到了南方日报社。后来他又被调到《南方周末》。朱德付和其他十几个记者一起成为了素有“中国媒体黄埔军校”之称的《南方周末》的第一期记者学员。
朱德付似乎一开始就是一个极其聪明又不安分的人，他16岁就考进江西大学中文系。后来其被分配到江西上饶党校教书。不安分的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给当地的报社写一些新闻稿。1987年他又考上中山大学中文系，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写作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再后来，他1997年又被调入《南方都市报》参与该报的创建工作，后来担任该报的副主编主管采编。后来，他又受邀他北上办报，创办《京华时报》。

还是这年，后来的知名博客王小峰从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专业，后来成为《三联生活周刊》主笔，他从2004年9月开始涉足博客，其博客“按摩乳”获得德国之声2005国际博客大赛－最佳中文新闻博客金奖。

让我们再看看香港。
这一年，在香港，邱立本从美国回香港加入中文《亚洲周刊》，并在1993年成为总编辑至今。这一年，年由《苹果日报》创办的《壹周刊》。
还是在香港，这年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创立卫视中文台，归电讯盈科集团控股，六年后他把一部分股份转让给了这年刚刚到香港的传媒界奇人刘长乐。
这年，刘长乐来到了香港。两年前，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的他翻身下海。当时，正好有一个海外朋友问我能否拿到中国的出口石油制品，我用了一些时间来打听当时在中国做石油贸易的情况，感到路还能够走通。但他后来说，做记者的那封经历对他后来从商有很大的帮助。再后来，他创办了凤凰卫视。

现在，正是这个年代毕业的新闻人在书写着和记录着中国的新闻事业。

昨天晚上，走的很晚，海边的雾气很重。就象最近沉浸的这些年。看不清方向。

这些天里，一直在八十年代行走，终于到了这一年。这一年里，共压缩报纸190种，社科期刊503种。力度何其大也。而在前些年，媒体一片狂欢，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报人们就是拿媒体当作产业来做的，只是他们没有说出来而已。

在最后的一年，崔健唱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这最后的一年里，诗人海子把自己的头颅放在了冰冷的铁轨上，留下的只有他的梦想，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的这句诗更像是给人文主义的一份悼词。人文，更像是河殇里所称的黄色文明。这条路已经很远了。

在这有雨的下午，我开始走进九十年代。我看见各色人等粉墨登场。

早上，买了份报纸，发现一张照片和我昨天拍的是如此的相似。当然了，这个世界上相同的事情多了，我用得那台相机是尼康D100，不知道这张照片是用什么拍出来的。大家帮我鉴别一下，我现在是老眼昏花，看不出来了。后一张是我拍的，这篇新闻在某网站上可以出现。我还没有看到青岛其他媒体，说不定也有重合的。这个世界巧合的事情太多了。

最近这段日子很忙，所以只顾及了自己，所以也多少的让一些到这里的游客感到了失望，至于最近有采访对象打来电话，说我写出了他的前半生，我一点也不欣喜。因为我不知道这种写作中有多少误解。近来，我越发觉得媒体的大道理其实怎么说都没有用，就比如说法制建设，其实国外看起来比我们更加合理的条文多的是。问题是，这些条文能搬过来用吗？媒体也是一样，空谈无益。

广而告之：我正在致力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传媒史的梳理和创作，预计年内出版《媒变：1978-2008年的中国传媒》，欢迎曾经传媒人与我联系，也欢迎提供采访线索和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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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关注的是王鲁湘，还有那部叫做《河殇》的政论片。我看了《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写下的文字。然后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只是转载了过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用了无数个笔名，潜入水底，那个时候他是海洋文明拥抱者、“全盘西化论者”，如今身着唐装，在电视上讲传统文化

　　被打捞出来的王鲁湘
　　本刊记者 安库雷 发自北京

　　做回王鲁湘
　　2002年的国庆节，王鲁湘记得非常清楚。这一天，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在京广大厦护照受理站递上了自己的申请表，这一回，他的材料没有被直接扔回来。
　　“我当时就觉得有戏了，”忐忑与兴奋之中，他听到窗口里的女声对他说：办好了护照，是你自己来取，还是直接寄到你们家啊？
　　很快，他作为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的秘书长去了韩国。
　　那是他第一次出国。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消失”的，他用了无数个笔名，“随便起一个就用”，有点像十八变的孙悟空。很少人知道那是他。更多的时候，他甚至没有名字。
　　他在京北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度过了9个月，那段时间，看书是唯一的生活。
　　接着，他迎来了有光但近乎窘迫的日子，他和妻子靠着他70%的基本工资过活，“只有几十块钱”——即便在19 90年代初，这也是不高的收入。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气氛开始有了变化。人们敢找他帮忙了。他脚跨两界，在电视圈，他帮朋友们撰稿、策划节目，在美术圈，他写评论、组织演出活动。
　　生活有了好转，但他仍然不是“他”。
　　199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20周年。一直潜伏的他，隐约觉得，是时候把头露出来了。央视一个大型纪录片，作为总撰稿的他，这次要求署真名。央视为难，去请示上级。
　　当时中 宣部的常务副部长白克明听说后，颇为吃惊，回话：当然应该署真名啊。
　　一句话，让王鲁湘做回了王鲁湘。

　　被逼出书斋
　　2001年，王鲁湘加盟凤凰卫视，并很快被一些“新锐”媒体封为“中国第一知道分子”，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本人根本不知其意。
　　他说，自己很感谢那段岁月。
　　“首先就是把我从体制内逼出来了，第二就是把我从书斋里逼出来了，三就是把我从书本里逼出来了。人是有惰性的啊，没有这个逼迫，我可能还会在体制里赖着，在书斋里待着，在书本里耗着。”他自称一直缺乏生存技能，蒙上帝照顾，才没有经历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求人的“艰难生存”。
　　“从来都是事情来求我，我从来没有去求过人，这使我一直能维持某种清高，某种骄傲和某种自尊。我虽然被逼到了社会上头，但没有真正进入社会的底层，仍然可以读书思考，仍然可以四海之内皆兄弟。”
　　现在，他担任李可染艺术基金会秘书长，并且指导中央美院一个山水画高级研修班，他会在讲座中探讨中国国画的命运，并不吝为赞美家乡城市泼墨挥毫。不过兼做电视人，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文化大观园》和《凤凰大讲堂》两个栏目上。
　　2006年开播的《文化大观园》，每周日下午5点首播，周一上午9点重播，用王鲁湘的话说，这是“最垃圾的时间”。在这个文化人都不大有空的时段里，节目的收视率稳定在前20名，“有时能冲进前十，甚至前五。”
　　王鲁湘不能忍受节目“不好听”或者“不好看”，他拿登山家和摄影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定要“到达”，一定要“ 拍到东西”。下一站是洛阳。作为十三朝古都的洛阳，在地上已经消失了，动身前他还在琢磨，去那里能拍到什么。
　　“做节目都是拍脑瓜子决定的，只是我们(凤凰)拍得快，拍了就做。”连轴转早就是凤凰的招牌，节目周日下午播出，周日上午还在剪片子，这早就成了常态。
　　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很严重，糖尿病很严重，每次出远门都要带胰岛素，而胰岛素必须冷藏。他听说有一种便携的冷藏包，想买来——有了这个，他就能出更远的门了。
　　起初的时候是他们找选题，现在是选题找他们，“很多地方找上门来”。一方面因他宣称“不搞批评报道”，一方面也因为他是王鲁湘。那些地方官员，不少人当年都看过《河殇》，知道他的大名。他去很多地方，颇有些“天下谁人不识君” 的感觉。

　　“摇身一变”的背后
　　他也要为自己辩护。
　　他曾经为自己代言的某个品牌说了不少好话，后来他对媒体解释，我是真的觉得那个牌子可以减少伤害，现在我已经戒烟了。
　　他一手打造出来的《纵横中国》，最后变成了收费栏目，口碑与收视率刷刷地往下掉。“我当时做的时候为了确保节目的独立性，是绝对不向地方收费的。2005年底我不做了，我以为这个节目也要停了，没想到被广告部接过去了……可惜了。”
　　还有，当年的海洋文明拥抱者、“全盘西化论者”，如今身着唐装，在电视上讲传统文化，也有人觉得不适：这算不算“摇身一变”呢？
　　他的解释是，《河殇》的文化立场被很多人误读了。他承认，这与《河殇》的措辞有关。
　　“现在回过头来看，《河殇》最主要的问题在于表述方式。我们的措辞是非常激昂的，我们的很多用词甚至是故意为了达到一种片面的深刻，其实我们当时讨论过这个问题，比如说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是狠了？但我们有意这么做，我们不要那种周全的浅薄。”
　　“你没有经历过‘文革’，没有经历过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等一系列思想搏斗，你想象不到旧观念对历史的束缚。”
　　他带着湖南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顿，音量极大。

这两天基本放假了，在办公室写稿子。日进万言，很是欢欣。不高兴的就是老婆没在身边。白白浪费了这满目青山。

过几天，可能要去浙江、然后是广西以及贵州。有这些地方的朋友，可以准备接待了。其实接待不接待倒是无所谓，本人向来不喜欢场，人生原本寂寞，何苦来着。不过，在杭州应该能见史帮主。

有问题，说一下。
一，最近青岛新闻网上出现了几个帖子，分析青岛报业的。有些人问是不是我写的，我先声明下，不是我。但基本能猜得大概是谁写的。这位前辈文笔确实了得，不是现在这些记者能有这样的笔墨的。我已经很久不评价青岛媒体了，有些人心胸有限。

二、遇到了一个问题。《知音》杂志曾经在1986年被停刊。但我一直没有找到相关资料，有知道这段历史的麻烦告诉我一声。

1987年4月25日《人民日报》第4版《姑娘相亲看门楣》。全文如下：

不久前，安徽省萧县业庄乡所里村女青年崔兰，经人介绍与本县杜楼乡权洼村的小伙子朱新辞联姻，她提出来要到小朱家里看一看。 

这天，小崔真的到小朱家来了。谁知小崔不进屋，两眼却盯着门楣上边发愣，看了一阵，脸上渐渐失去了笑容。小朱悄声问姑娘：“你刚才在门前发愣，是不是看房子盖得不满意？”小崔说：“房子好坏俺不嫌，俺看你家门口没挂‘文明守法光荣牌’，俺们家都挂了，守法不守法，可是件大事呀！”小朱一听，恍然大悟，心里的那块石头落下来，忙解释说：“俺家也被评为光荣户，只是俺村还没发牌子呢！”姑娘一听，喜上眉梢，俏皮地说：“我还以为另有原因呢。”小朱会意地说：“放心吧，俺家也懂得守法致富。”小崔心里很高兴，带着歉意地说：“刚才怪俺太冒失，请多多谅解。”

昨天晚上，在青岛的某个小酒馆里，与《城市画报》的陈蕾以及仇敏业聊天。我忽然想，是不是我们这些年一直在受南方报业的影响？

深度报道我们会选择《南方周末》，人物报道我们会选择《南方人物周刊》，娱乐报道会看《南都周刊》，社会新闻会看《南方都市报》，连生活情趣也会去选择《城市画报》。这让我觉得太可怕了。原来我们这么多年，都是在南方的旗帜下成长的啊，真不简单。这样对比一下，北方是不是在缺位？当然了，有人说北方有《财经》。其他的呢，《新京报》？那不也有南方的血液？

也是昨天，跟半岛的张总聊天。说起他们涨价。其实我觉得不如干脆到1块算了。找回的那2毛钱也麻烦。这些钱还可以提高报纸质量，拉开距离，这样才能显得卓尔不群。因为都市报发展到现在，普遍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报纸看的人少了，很多成了“民工报”，我当然没有贬低民工的意思，但是对于广告商来说，他们是没有多少购买力的，而广告商所看好的社会中坚们，都开始选择了网络，这成了对于都市类报纸的盛世危言。而提质是他们的一种出路。关于都市报的盛世危言，我可能过两天仔细说说。感兴趣的可以交流。因为都市报是随着中国城市化而兴起的，但现在他的历史使命到了一个转折点。我写传媒三十年，也是这样的观点。所谓物质决定意识。

顺便说声，最近将要出走南方。大热天的，去广州、深圳可不是个好时候。呵呵。

上午，去拿了快件。上午见到齐鲁晚报发了头题。上午看到山东新闻网上的帖子忽然就没了（后来这个帖子在文宝的关注下又出现了，但不知道是谁删除的）。上午半岛张总说昨晚忙坏了，本来要今天发……我只能说谢谢自己的朋友。其他的说什么呢。

不过，我倒不是一个刻薄的人。我仅仅是想维护一个消费者的权益。我上午的时候，又给他们公司电话，我说了，我只要求你们给我送来。如果不的话，我可能要起诉。其实很简单，一家快递公司，把物品送到客户手里，这是一种锲约关系。如果你违约在先，并且态度还很不好，那么不好意思。其实后来我想，他们可能把我当学生了，但对一个学生也不能这样啊，毕竟这是一家依靠服务来生存的公司啊。

上午，这家公司的上海总部给我来了好几个电话。于是，我就作罢。我要的仅仅是一种对于消费者的态度。其实这个世界上谁都不容易。我的观点一直是要设身处地。但这个词语是要彼此的。否则没有任何作用。就比如我的一些评论，虽然有人不高兴，但我相信自己基本都是客观的。没有中伤的意思，如果没有这种肚量，远离也罢。

总之，这件事情，我要感谢很多人。再次感谢。

好几年不写社会新闻了，没想到这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哎，什么世道啊。建议大家不要用这家快递了。

快递公司不但递错还要“自取”
用快递邮寄包裹遇到窝心事 宋先生质疑快递公司服务

本报7月2日讯 人们付更多的钱使用快递，看中的就是其方便、迅捷的服务。但岛城的宋先生却让申通快递给彻底伤了，快递公司不但把该投递到青岛科大的快递投递到了青岛大学，而且还要自取货品。
7月2日下午，宋先生收到了一个短信，通知他“到青岛大学东部校区邮局领取申通快递”，并留下了联系电话。这个短信让宋先生感到莫名其妙，他以为自己在网络上填错了信息。但是经过一番核对后，这个单号为268524339028的快件的确为宋先生的物品。
宋先生拨打了申通快递上海总部的电话，上海总部给了宋先生一个青岛公司的联系电话。接电话的林小姐告诉宋先生，这个快递确实应该发往青岛科技大学，因为公司刚刚有人辞职，所以没有人来给宋先生投递，如果宋先生想要这个快递，就必须去青岛大学自己去取。并且，林小姐还表示“没有补救的办法”。记者从上海申通快递公司网站上查到，宋先生的快递件跟踪记录显示，快递件6月30日由广东深圳公司发往山东青岛公司，7月2日，快件到达青岛，网站显示，山东的派件员小代正在派件。
当记者打电话到该快递公司的青岛公司询问时，接线员告诉记者，必须要自己去取，是因为负责科技大学的派递员突然不干了，找不到顶替的。“你着急也没用，我也不能过去给你送，因为不知道路。”这位姓赵的小姐告诉记者。而该公司投诉的部的一名负责人则是另一种说法，“我们送往高校的快递都是送到一个固定地点自己去取的。”而宋先生则表示，从青岛科大崂山校区到青岛大学有大约十公里的距离，当初选择快递，为的就是能够方便快捷的收到自己的邮件，没有想到这些快递公司不但把自己的物品投递错了位置，而且还要“自取”。他提醒广大市民，选择快递公司一定要选择有实力的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