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这样的数字今天在中国媒体上出现时，是多么轻松的一则国际新闻。拨后时光的机器，这样的一场全球经济强国博弈的大会是在二战之后召开的话，你可以叫做它第二个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大会。只是那场大会用了两年时间筹备，这次大会的筹略时间只有区区数周。

从冷战时期的G7到冷战瓦解后的G8、从面向亚洲的G8+1到面向全球的G20，经济强国俱乐部数量的扩展，表示出这样一个倾向：强国经济话语权的分享正在从传统西方强国向广义的欧洲扩张，欧美的传统经济话语权正在向全球扩展。

尤其在美国金融危机后，受到经济地震重创的美国与欧洲仍然在利用政治与外交的软力量控制全球经济话语权，并通过美国新的总统上任时机，与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一起来解决全球信心问题与欧美的金融恐慌、金融损失。

地理上说，G20正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召开的。欧洲、亚洲、南北美洲、非常都有自己的代表；经济与文化圈来看，中美洲、东亚、阿拉伯地区、非洲大陆、南亚新兴经济体、南美传统势力都有一个代表来共议“球是”。

开放的心怀解决全球化问题，对于那些在心里仍然打着小算盘的国家来说，都是不愿意面对的事实，虽然他们仍然在喊着这样的口号。美国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国家的危机，因为金融全球化的进度，它在直接传染到了欧洲与东亚，间接传染到了全世界每一个市场。

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好像不只是IMF这样的组织年年喊着的口号，对于一个群体性的G20救治组，这是一种共同取暖的行为，也是一个重新分担责任即而分配权力的场合。

流动性仍然是一个技术问题上看，美国与欧洲央行的大规模联手降息，仍然是一种传统西方国家的俱乐部内部行动。在索罗斯看来，这样的救治已经令金融危机见顶。

G20减去7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与印度为代表的国家，他们刚刚发布的经济刺激之举，则是一种全球思维来思考问题之道。G7与另外的一个G13（除去七个西方强国之外的新兴经济国家），在这样一个微妙的时机，互相揣测着对方的底牌，互相小心看护着手中宝贵的现金流，还要就金融危机的全球制度安排获得不可多得一次权力分配。

是这样的。

IMF、世界银行这样的组织就是二战后美国新力量主导下的世界经济秩序的“北美化”，在这样一个新秩序的建构过程中，伴随着英国的话语权失去与此前英磅的边缘化。

2008年的这次G20峰会其历史的背景虽然不能比拟二战后，但美国与欧洲的元气大伤，恐怕不是一时可以恢复过来的，如我在上次的专栏中所说，美国金融危机对于传统由美国与欧洲控制的金融望话语权的一次打破，这是第三次全球化的痛苦前夜。只有这样的一次倒掉，才能够换来一个全球主要强势经济力量共同参与的虚拟经济监管与重建。

在G7时代，欧洲没有统一的货币与市场。历史到了今天，欧元区的形成使意大利这样的国家已经没有货币了，那么它在IMF里面还需要当年分配的权限吗？中国、日本、韩国这样的国家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群体之一，这三个国家处置美国债券的态度，直接会影响到金融危机的下一步发展。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全球经济新发动机，他们如果不刺激内需并任由货币贬值，2009年欧美国家的阴暗经济天气将不知持续到什么时候。虚拟经济自欧美向新兴国家，实体经济发展自新兴国家向欧美的全球对流环节中，究竟谁是关节点。

答案早已写在纸上，写在每个国家的外汇储备、贸易总量、持有美国国债数量、GDP和参与治理全球变暖行动的承诺中，G20的峰会上，新兴强势经济体权限诉求将借此发生，并在未来数年的残局治理中形成基本稳定的格局。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四小龙”这个名词渐渐淡出了历史的视野。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凭借小而灵和国际贸易策略赢得的商业积累，一时折损过半。

2008年又是一次全球金融危机。当台北会谈宣布海峡两岸30年谈判的“三通”一朝成为现实后，当年东亚四小龙的腾飞语境再次改写。台湾与香港两条小龙背靠中国大陆的这条大龙身上时，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上提供的成本支持，都使得这样一个历史举动在大中华区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局部的棋局完全改变。

四小龙面向欧美的低成本外国际贸易中，自1998年后已经转向中国大陆东南沿海无数的小龙，比如广东、浙江、福建……尤其对于台湾经济来说，面对一个腹地深广的文化同质市场，不能“三通”使近在咫尺的大中华经济区的小循环只在内地与香港之间进行。大陆与台湾的资金流、货物流、人流的运动成本，都是反地域经济成本的。在一个庞大的市场中，台湾的经济空间已经越来越小。

自1988年日本经济出现问题，亚洲经济的火车头停下来了；1998年后，四小龙停下来了，2008年后，美国经济也停下来了。各路的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时：只有中国大陆的经济是这次受美国金融危机打击最小的。台湾因为“三通”的标志性开通，将获得一个全新的发力。航运、旅游、快递这样的三通受益行业是看得见的；两岸的电子产业、农业、金融业对流是看不见的；而对于因为同质文化而减少的庞大经济交易成本来说，是目光短浅的政客更无法意识到的。

跨越一个小时飞程的同质的文化市场，对于东亚经济的大龙与小龙来说，本来是一个交易成本很低的经济合作语境。对于一笔资金的投向选择、一个合同的签订选择来说，同质文化语境更有利于达成经济协议并以最低的成本去运营。这样的文化体理论支撑着欧洲一体化市场、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强大局部对流的经济区。对于东亚的大中华经济区来说，两岸三通一次性地降低了两个同质文化的经济体之间的基础成本。在当前的全球经济危机环境下，尤其对于台湾经济来说，一次性获取如此惊喜的经济成本，无论对于客流还是物流都是看得见的收益。

自1970年代以来，日本台海岸的产品生产带作为一个历史的盛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日本经济将经历一个长期的转型。自198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替代日本拿到了较低成本的外包生产，而重新营造了一个光鲜的龙腾虎跃的时代。感谢全球化，中国大陆东岸的几十条小龙在1990年代后期到现在，已经把西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生产的任务都放到了一个漫长的出口生产海岸线上，这是全球经济的奇观。

两岸三通后，大陆、台湾、香港在地理、经济、文化上的一体互动与交融，恐怕不只是在东亚继续维持一个全球生产带。相比于另一个全球发动机印度，大中华区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的暗象下依然龙腾，可能获取的动力将出乎历史观察者所.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中国的发言权重是没有比利时等欧洲小国高的，这是事实。如果不是美国华尔街这次心绞痛的话，欧美世界话语霸权中的全球化旧框架，就像祖母的老房子一样，还要摇摇欲坠地生存不知多少年。

在哈耶克看来，每一种自然生发的秩序，是资本主义的亘古生命；不过，旧秩序的惯性也是一种生命，非得得到像这一次的美国金融危机后才会把家底全部拦露出来。北京的亚欧会议似乎已经为一种新秩序在舆论上准备了一个语境：全球金融需要重新构建它的秩序。

这样一个宏大的话题，过去在中国的媒体上与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是一奢侈而遥远的问题，好像只有美国《纽约时报》与英国《金融时报》，美国国会里的议员与欧洲的外交家才有权利谈论这样超出他们的地理国度的论题。自911事件以来，这样的情形已经在悄悄改写。西方半信半疑地把中国与印度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就像在1970年代末把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作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一样。即使在2004年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观注达到高潮并开始转向印度的时候，欧美世界仍然是全球化的第一推动力。

礼失于野。在2008年中国奥运会使这个国家的影响力达到高潮的时候，美国金融危机引起的反全球化思考，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市场。美国的金融危机在欧美世界的与东亚发达地区不断传染，全盘否定金融创新与全球化的声音十分强大。极端状态下的观点市场，往往像空想一样短暂。自由资本主义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确实已经终结，我在上期的专栏中念出这样的咒语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已经从理想国撤退，在1980年代是一段最后的尾声。

经济学家张五常的交易费用理论在解释这样的问题时很有说服力，如果国家的手可以低成本促成市场交易，市场万能论就没有市场了。晚期资本主义的这一特征在二战后尤其明显。英国的这次金融国有化运动十分强势，并获得了主流舆论的一致赞扬。美国的国有化在批评声中也步步推进。对于万恶美元的批判和华尔街铜重臭味的指责，令左翼人士在欧洲心情畅快。德国的《资本论》销售在最近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高潮。英国人和德国的学者们都想用马克思的这本经典作品再次阐释21世纪初的资本主义。

历史的这个有趣注解令华尔街看上去很丑陋。这样的发难使全球化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反全球化的小小运动抬头后已经为开明的学者所注意到。

2004年诺奖得主普雷斯科特上周在北京说：“我很担心这种反全球化的进程”。因为商业周期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普雷斯科特，用经济扩张与收缩这样一个辩证过程来解释美国金融危机前后的经济状态。他从语言学上批判了“衰退”这个词语使用的非法性。他得出的最令人震撼的结论是：美国经济不会有衰退。

持同样立场的还有中国经济学家樊纲，他在10月29日招商证券论坛上说：全球经济危机是有的，但全球衰退是不会发生的。因为全球央行联手行动，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步调一致，这样的举动不会让1929-1933年那一幕重演。因为那时，欧美还是纯粹的自由资本主义，还没有凯恩斯主义。

美国金融危机是我们研究全球化的一个好案例。虽然有各种关于全球化的说法，比如从达·伽玛开始全球化就开始了。不过，这个由西方世界发起的运动从来都是单向的，一直到这次华尔街受到重创为止。

英国工业革命是第一次大规模的全球化，原因是铁路、电报与工业品的传播，这个时候的全球化是商品的跨国流转。这一亚当·斯密式的资本主义是古典的自由民主派怀旧的思想家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第二次全球化，以全球服务的与价值观的跨国传播开始，电视、娱乐、文化的单向传播一直到1990年打倒冷战对手苏联与东欧为止。这一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在1980年代在经济哲学上达到了完美状态。第三次全球化是1990年代以来的金融加速度创新与互联网的全球传播，使资本主义的工具性得到极度提升，对冲基金利用IT技术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工具，可以对全球任何一个开放的市场发起不间断的狙击，在过去十几年里，这一行业呈现一种病毒式的繁荣。这是第三轮全球化的高潮。

以美国为例。对冲基金在2004年时已经达到了5000多家，那些从哈佛与耶鲁等名校毕业的学生，除了微软与谷歌这样的公司外，更愿意自己在华尔街做一名对冲基金经理，这是年轻人的新梦想。几天前，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说，一名汽车分析师分明在电话里听见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在流泪。

流泪的岂止是对冲基金经理。发生神话的地方与出现梦想的地方都是泡沫重重的地方，美国金融危机给这种滥用美国强势金融话语权与美元工具的汽球系统击出了一个大洞。修补工程已经注定是一个全球工程，中国与印度这样的国家掏钱参与一个心理治疗的话，就要求在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的重建中拥有足够与自身力量相符话语权。

“西方已经终结”、“欧美已经终结”这样的论断有一些隔岸观火的味道，一个新的全球金融秩序重建无论对于美国、美元、IMF都要提出条件，北京举办的亚欧论坛已经传出了这样的声音。很多新话题等待新规则：破坏性金融创新的监管、杠杆的使用、投资银行的对冲基金化、CDS市场的规模与门槛、柜台交易市场的透明化、美元的货币地位与全球义务、做空机制的管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

就你普雷斯科特所说的一样，全球化促进了美国的增长，中国的效率提高促进了全球的效率提高。对于建立在信息传播“地球村时代”的全球金融交易体系，将在这样一场痛苦的前夜里重获力量。

本文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认识一个新问题的时候，悲观者总是比乐观者多。在2008年的岁末评价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悲观者的力量至少在媒体上比乐观者要强大。

就像我们几个月前分析过的越南金融危机一样，多数人人的偏见来自于媒体的偏见；多数人的信息封闭与常识缺乏反而发生在知识抹平的互联网时代。本期的专栏在谈中国经济的走向时先要加上这样一个说明。

二季度的中国GDP是10.1%，三季度的GDP是9%，平衡递减的常识错觉让大众往往产生这样的误判：到了2009年-2010年，中国GPD是不是就到了4%-5%了？确实，已经有国外的投行给出了这样的悲观预期。

何况，在这样一个悲观的结论出现前，还有一个悲观的全球金融危机语境。美国金融危机的恶化正在传导向欧美的实体经济，在看待全球化的问题上，阴影比阳光要强势得多。投行的报告可以给出的证据有：美国的需求放慢，欧洲与日本的需求放慢；整个西方世界进入一个衰退期了，中国的出口将遇到将有力的挑战。尤其是中国的华南模式，也许将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影响而终结。

华南模式的打击实际上并不是明年的出口预期，而是此前的人民币升值、新劳动合同法、中国从紧的货币政策造成的。至少在2008年春天之前的全球经济语境是：中国希望用人民币升值来给经济降温；新劳动合同法使华南的劳动力关系出现了一个生产游戏规则之外的参数，也可以说是节外生枝；同样因为中国的经济强大原材料与能源需求，使全球油价赌博的杠杆找到了一个支撑点，石油价格在过去的一年里，一度升至近140美元。

半年前的语境是降温，半年后的语境是升温。

这个情形多么像2004年时的中国经济。上半年怕CPI越过4%的红线，下半年又担心通缩到来。2008年同样是冰水两重天。

一热一冷，乐极生悲。悲观是悲观者的墓志铭。我可以找出更有说服务力的谨慎然而乐观的理由。

一、1997年时，中国GDP为保“8”努力过，10年过去了，今天的经济问题不可与过去同日而语，这样一个战车能有7-9%的增长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况且此前的10%确实太热了，确实需要冷下来。

二、美国的这次经济危机首要伤害的是华尔街，然后是实体经济。美国的经济需求70%来自房地产和汽车。这样的需求结构与中国的出口有很大错位，我们的机电产品、纺织品，玩具等是低层的基本需求，这样的需求受经济衰退的打击要远远小于汽车与房地产这样的周期性行业。

三、美国学界判断这次金融危机对美国的影响小于1982年的那次衰退，大于1991年的那次衰退。1982年里根政府后期，美国经济有一次突进，1991年后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经济同样有一次突进。这是美国经济的辩证法，也是中国出口市场的辩证法。这次的金融危机后，欧美世界的市场可能会有一个重构的过程，长远看，会通过一个新金融秩序的形成带来经济突进。

四、中国国内是一个巨大的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人民币没有贬值，中国通过工业与基建投资的硬刺激，为后来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基础；这一次，中国完全可以通过社保、农村建设的软刺激，为下一次的突进打好基础，这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如果在社会保障（保障性住房、教育、基本保险、医疗等）问题上有突进，是双重的收益，国家和社会同时受益。

五、目前，全球油价、原材料价格已经双双下降，国际油价已经从高峰时130多美元跌到现在的60多美元，使中国经济的外在不可控成本会有一个可观的下降，这正好可以补充刺激内需时的总成本。在刺激国内市场时，对于汽车等周期性行业来说，又何尝不是一个好消息。

这是作者是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美国金融的心脏快要衰竭的时候,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授予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教授。就在他获得诺奖消息前，还在《纽约时报》上撰写了一篇名为《布朗是此时的英雄》的专栏文章，盛赞英国近万亿英磅的空前救市计划。

美国金融危机给克鲁格曼在2008年的声望也注入了极大的“流动性”。一个声名堪比弗里德曼的自由主义者，在这样的时候，自己戴上“新凯恩斯主义者”的帽子，猛批美国共和党的经济政策，使这个性格耿直的人，个性的光芒超过了学术的光芒。

每年的诺奖总要有一些盛赞的文章，如果回头看过去几十年，留得下名的诺奖得主才有几个？哈耶克、弗里德曼、科斯、纳什……成器的经济学家一定是经济哲学家，上面的名单里还没有超出这一判断外延的人。克鲁格曼也将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他们，像中国的隐士一样，在面对这样的荣誉时，都是平静而可爱的一群人。我在克鲁格曼的博客上看到他的当天的文章只有一句话：A funny thing happened in this morning(今天早晨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看得出，他觉得好玩又开心。

经济学最迷人的地方莫过于预测，宗教上的因果报应与学术上的洞悉生死都是自身合法性的基础。弗里德曼对于美国化币史的研究结论至今仍然是各国央行运营的理论支撑；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为现实中法学进步提供了强大支撑；克鲁格曼由因为预测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一次的美国金融危机而出名，不过，用他自己的话说，这都是最浅显的经济理论都可以解释的事情。

《流行的国际主义》8年前就在北京出版。这本薄薄的书里面，有一章关于亚洲经济的狠狠批评，在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发表于1994年美国《外交》杂志）这一章里，克鲁格曼用把新加坡的国家动员的高增长与苏联的高增长对比，得出的结论是：他们是一样的高投入高增长模式，后果也将一样。亚洲四小虎都是一群纸老虎，这就是克氏的结论，其方法也十分简单：一个国家的经济竞争力评估主要看它是否提高了效率，效率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对于神话般的亚洲经济，他有两句结论：一句是，亚洲的成功并不意味着西方自由主义的失败；另一句是，亚洲增长的秘密就是为了获得未来的收入而放弃眼前的享乐。后一句说的是儒家文化价值观。今天回头看，亚洲四小龙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基本上都找不到方向。日本队在1989年的自我制造的神话中到现在仍然没有重振，又二度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打击。中国是一个繁荣的经济体，但华南的神话也正在走向终结，未来成败取决于美国金融危机后的是否继续能找到一个正确的经济战略与方法论，其中包括一个艰苦的产业转型与升级过程。

诺奖给克鲁格曼的评语是他建立了独特的贸易理论模式。在《流行的国际主义》中，克鲁格曼批判了美国的重商主义思想，在2003年中美、中欧的贸易战中，这样的声音是多么难能可贵。

作为一个学习致用的人，克鲁格曼把自己的学术见解写在《纽约时报》每天有上百万读者阅读的专栏文章中，向公众布道他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这一点与已故的弗里德曼十分相似。弗里德曼曾经在《新闻周刊》写作专栏，推广自由式主义学说。美国的很多评论说，他是弗里德之后，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克鲁格曼的专栏确实在影响美国的社会精英阶层价值观。在最近 的一期文章《布朗是当下的英雄（Brown is hero of the hour)》中，他表扬了英国的果断而有远见的政治救市计划。这篇文章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他获奖的消息传出后，英国《卫报》、《金融时报》都发表了赞扬的社论。

这是一个经济学家的荣耀，也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美好情怀。在《纽约时报》为他建立的博客（krugman.blogs.nytimes.com）取名是这样的———《克鲁格曼：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的良知》。

这是作者是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最新一期专栏

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的恩怨故事继续讲述。

美国雷曼兄弟破产后，就有了美国动用7000亿美元救市场方案。这个国家一向是实用主义当家的，但总在一些特别的时期像一个没有风度的胆小鬼。肯尼迪时期，苏联的卫星上天，他们曾经有过十分恐慌的航天计划；这一次，又恐慌抛出7000亿美元救市案一样。

这就是市场，7000亿美元救市案那张牌没有打出来的时候，可以用威慑力换取时间；一旦方案通过，市场信心的恐慌很快就会将这个小小的筹码压下去。7000亿美元救市案通过后，美国股市以下跌回敬了人们。这一张牌打完后，美国手上还有多少牌呢？

现在，金融危机已经传染到了欧洲，现在正在向SARS一样传向亚洲：10月8日，日本东京股市狂跌9.38%，创21年之最；印尼股市下跌10%，完全跌停；韩国股市下跌5.8%，创近两年来之最；中国台北股市大跌5%；俄罗斯股市一度关闭两天。这样的快速传染式金融恐慌在全球历史上是没有出现过的。

7000亿这张牌打出后，美国联手全球央行在10月8日联合降息，这样的统一步调更是历史罕见。美联储终于挺不住了，降息50个基点，随后欧洲央行、加拿大、瑞典、瑞士、澳大利亚、阿联酋、中国、中国香港几乎在周一时间宣布了降息方案。

不能想像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是一个怎样的一种恐慌；在一个金融全球化的新型语境下，美国的这场金融危机破坏力从总量上和波及幅度看，要远远超过那一次。这就是全球化，承认不承认，我们每一个人已经是金融危机的参与者与关注者了。中国央行的降息、A股的大跌、中国持有的巨量美国国债、四大银行持有的雷曼债券出口的放慢，这些事实组成的网格总能捕捞到每一个中国老百姓。中国还是一个有防火墙的市场，对于欧洲与亚洲一些发达经济体来说，美国的危机就是任何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否则，这一次东京的股市不会有9%的历史罕见跌幅。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1930年代的金融危机首先是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2008年的这场危机是无法逃避的金融全球化之祸。这样的一种全球性投资者心理恐慌同样建立在一个全球性的即时传播的资讯系统之上。在一个互联网与手机构筑的小小地球村里，信息完全遗超越了白天与黑夜，对于市场的判断与反应同样也在同一个时间中同步做出。这样一个地球村式的交易游戏规则与操作方式，深刻地改变了市场的心理共识达成的方式。一个恐慌会带来N外恐慌，一个惊喜会带来N个惊喜。

美国金融危机伤害了这个国家的心脏。虽然国家只是一人利益主体，但这样一个预料不到的事件，在道德上给每一个全球经济成员同样一个伤害。金本位倒台后，美国信用、美国民主、美国力量支撑的美元是纸做的黄金，但如果有人疯狂地开动机器印刷这样的纸黄金，让全世界来买单的话，其后果是这样的生意只有一次。美国金融危机就目前影响来说，已经打碎了美元神话与美国神话。美国在经济上变成了一个普通国家。911是美国政治上的转折点，它打碎了美国政治与国土安全的神话，金融危机打碎了美元经济与美元的神话。这样一个迷雾一般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几天前，吴敬琏在广东接受媒体采访时同样讲到了凯恩斯主义。今天，欧洲、亚洲和全世界的金融恐慌令金融凯恩斯主义重新抬头。这样的应急之举已经频繁地成为晚期资本主义解决问题的时间药箱，但就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来说，伤害却是无可估量的。美国的国有化“两房”、政府掏钱救市、美联储直接向企业发债注入流动性、禁止卖空交易这样反自由市场的举措，在有着它实用性一面的同时，也伤害了它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基石功能，这样的国家哲学观的损伤其后果，恐怕是现在无法做出评估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美国和它所代表的经济制度，确实在内心动摇了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合法性的信心。

这是7000亿美元救市案后更坏的局。

这是作者为< 国际航空报>写作的专栏

本文是作者是为香港《亚洲周刊》写作的专栏文章，请勿商业转载。

在即时传播的全球村语境下，华尔街这次的金融危机几乎像一个游戏和充满了娱乐的味道。2007年下半年的次贷危机的后劲如此之强，几乎将所有的常识判断打倒在地。

今年夏天，本已判断为故事尾声的次贷危机突然反抽，等到第五大交易商贝尔斯登倒下后，市场开始变成了一个快速跳动的心理投票器；及至“两房”国有化后，骨牌开始疯狂推倒，雷曼突然破产、美林瞬间被收购、高潮部分是高盛与摩根斯坦利坐着时光的机器，回到了胡佛当总统的1930年，成为控股银行。

这就是过去几个周内的震惊世界的美国金融危机。

太阳每天升起，游戏突然混乱。对于我们来说，需要拉出将近一个世纪历史镜头，才能给美国的国家金融危机给出一个基本的关照。

哈耶克死后，经济哲学在美国的市场价值观中开始式微。确实，自1980年代后期里根和撒切尔退出资本主义世界的阵营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哲学遇到了Global-warming（全球变暖）式的语境的挑战。

这是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历史的学者们所忽略的：一边是极端的后现代金融模式，一边是国家主义渐行渐进的强大身影。用这样的仪器观测这次的美国和欧洲金融危机，可以发现有趣的历史天象。

我们用一个“后现代金融模式”的概念，是因为次贷危机是美国极度泛滥的金融衍生产品体系瞬间窒息的结果。而在此前十几年里，带有强大杠杆式功能的金融创新产品已经与传统的金融业务失衡，华尔街投行群体以他们掌握的最高话语权粉饰了这样的极端利益冲动。

美国自1990年代以来，对冲基金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多只，不断专业化的投机套利手法和快速扩大的规模，令纽约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变成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的道场。对冲基金掌握的强大后现代金融工具，是一种金融创新，但也是一种疯涨的物种。这样的物种入侵与繁殖已经令原有的金融生态紊乱，最终在一个不登时宜的时点上垮塌。

物种入侵如果只是在华尔街，还是一个可以控制参数的系统；一旦连衍生金融产品都进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资本主义主义的式工具性手段，将会倒逼出社会主义的极权式解决方法。经济问题完全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保尔森从他的口袋里掏出火箭筒的时候，屁股已经改变了脑袋。高盛出身的保尔森知道高盛的游戏不可能成为国会的常识，美国的资本主义正是在这个临界点上发生了深深的改变，看得见的手正在搬开自由市场的哲学基石：看不见的手。

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有96家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所申请了反卖空保护，除了金融机构外，竟然还有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禁止卖空的做法在雷曼破产前已经在市场的恐慌积累中制定出来，随后英国也出台了同样的规定。杠杆式卖空是对冲基金最后求生的诺亚方舟，但这样一只船已经无法从哈得逊河出发，也无法逃离泰晤士河。

禁止卖空的紧急金融法令是中国儒家式的实用主义在美国的胜利，作为一把剑，它又伤及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石。游戏的最高潮是摩根斯坦利和高盛这些华尔街的代名词，在运营了75年后，反金融分工理论而重新回到了古老的银行传统运营体系中，它们用美联储可能的信贷支持与银行吸纳存款的触角来增加流动性。求生的冲动必然带有降低精神需求的妥协，对于流动性的渴望令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样优秀的公司回到历史起点。这种可以比喻为“见利忘义”式的做法正在考验自由资本主义哲学。

1933年的大萧条是青壮年时代的资本主义成长的代价，但正是那样一个语境使凯恩斯主义抬头，并成为集权国家主义从西方搬到的法宝。1960-1990年代，哈耶克、弗里德曼改变了西方的经济哲学后，这一次，已经不是金融凯恩斯主义了，而是完完全全的反资本主义行为。引术这么多的主义（-ism）像在编辑一本冷战时语汇辞典，然而正是冷战的结束，终结了柏林墙两边的历史。它为这一次次国有化、国家出手、国家干预、国家管制等一系列手法埋下了历史的伏笔。就像英国《金融时报》几年前的社论号召一样，这样的口号看起来有一些残酷：年轻人人，资本主义在东方，到那里去吧。

过去二三十年里，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的二十年中，失去对手的资本主义正在越来越明显表现出晚期的特征，国家成为救急的官僚系统，成为一个实务问题解决者，哲学意义上的政治冲动在资本主义年华的流走中越来越清淡。全球化这个参数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究竟是一致的利益，还是对立的利益？至少，在电子资讯支持下的全球化，已经令国家竞争完全进入经济战场。这样的博弈已经修改了贸易游戏规则、这一次将修改金融的游戏规划，直至政治游戏规划。

福山在面对柏林墙倒塌时说：历史已经终结。但他没有看到还有后来的911事件。全球金融业核心游戏规划的修改已经开始，这可能使纽约和伦敦面临将来远东的一个城市强有力的国家金融主义挑战，也许面临中东石油资金原始控制方式的挑战。在一个个伤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社论的感叹中，我们确实不能说华尔街和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完全终结，但后面的随即到来骨牌可能会上前述命题更为确定。

对于华尔街来说，过去的将近20年里，只有雷曼公司破产才算得上是震撼。这样的消息又发生在美国刚刚纪念完“911”事件后，很多观察家越来越看不清美国金融生态圈的真相，雷曼兄弟破产后，华尔街真正的臭氧空洞究竟有多大。

这是一个金融与资讯全球化同步表达的时代：雷曼破产后，全球的央行做出了惊慌的反应；全球股市作出了暴跌的回应。9月16日，中国内地投资者刚刚渡过了八月十五的月亮夜晚，就眼睁睁看着A股在盘中一度砸穿2000点。香港恒生指数则在一天内狂降1000多点。

这是1987年的纽约股市一幕吗？目前看来不是。这是1929-1933年的一幕吗？只要读过《光荣与梦想》的人也会否定；这是1989年日本股市泡沫破灭时的萧条状态吗？答案也否定。这三个支点，可以帮助我们画出雷曼破产案后美国金融生态图：美国次贷危机在政府国有化了“两房”之后，随着雷曼的破产而达到最高潮；作为华尔街的辩证法，次贷危机这个讲了将近一年的故事也将在最后的恐慌过去。

雷曼破产的教训是看得见的，以中国视角去总结更有意义。

一、2008年的金融动荡仍然是中国追赶战略的绝佳时机。
对于中国来说，历史的语境与1997年何其相似？那一次，欧美的对冲基金借泰国的房地产泡沫打垮了亚洲脆弱的金融体系；这一次，同样是对冲基金，借美国的房地产债券泡沫，将华尔街打倒在地。第一次危机，中国手举凯恩斯语录，开足马力刺激内需，几年内，就改变了亚洲的经济格局，及至2003年，中国已经成为与美国并提的经济巨人和“世界工厂”。
2007年的次贷危机延续到今年已经达到高潮，华尔街需要给它的心脏做手术的时候，正是中国再度追赶的时机。完全可以确认的是，中国央行在9月15日突然宣布降息、降存款准备金率，是一次对冲雷曼破产的冲击波而采取的果敢举动。金融动荡一旦传导到实体经济，将像“911”一样，牵绊美国和欧洲数年的精力。这是中国实体经济二度追赶的绝佳时机，不光是要放松从紧的货币政策，更要重启庞大的国内市场。

二、在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上小心再小心。
内地舆论目前纷纷把中国的楼市与美国的楼市做对比，其实是毫无道理的。美国的楼市出的问题并不在圈地盖楼，而是次级债这样一个连所有投行都看走眼的金融衍生产品。正是它的杠杆效应，突然将问题放大，即而变成危机。华尔街的历史不是亘古不变化的历史，对冲基金的真正的风起云涌是1990年代的事情、大规模金融衍生产品创新也是过去十几年的东西。但这样的创新一旦变成加速度后，就会把坏的一面以杠杆般的力量放大。
投行的高级金融游戏在一个特定的条件下尚可控制，如果这种极端资本主义产品在向普罗大众销售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政治问题，而一旦像美国绝大多数家庭成为次级债冲击波的受害者时，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就会成为社会悲剧。
对于中国内地的资本市场来说，面对一个到今天也没有拿下政策市标签的股市，一个到今天也没有通过制度安排来解决效率低下的银行体系、一个平均就职400多天而言必称价值投资的公幼稚的公募基金经理群，是不能盲目发布金融衍生产品的。这样的保守主义作风在特定的时期，有它的年利见摸得着的安全边际。
比如内地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我一字一句读过了它的中报。这样一个QDII产品在设计的时候，完全绑死在雷曼身上和雷曼的产品体系中的，这就像诸葛亮赤壁火攻铁甲连环船一样，面对雷曼的破产，华安也许只有败走华容道。

三、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又一次好时机。
那些今天仍然在抱怨中投购买黑石、摩根斯坦利的批评家，这一次找到了更好的理由反对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出手。这种持有A股小散户式投机心理的人，往往在市场走向最坏的时候离开了市场，但主权财富基金的决策者如果也是这样想的，那么这样的战略投资机会将白白从他们手中流走。
那些曾经投资了美林、花旗、瑞银的新加坡、科威特、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并没有后悔，虽然他们在去年12月的高价位时买下了全球头牌投行的股份。问题正在于如果不是次贷危机，我们可能永远也不能如此便宜地染指摩根斯坦利的股份。雷曼破产将美国的次贷危机推向最后的心理恐慌高潮时，将美国的金融资产整个市场估值在调低，无论这样的资产是银行、保险商还是其他金融机构。
这正是主权财富基金果断出手的时候。
此前，雷曼曾经与韩国产业银行和中国的一家券商谈过，因为雷曼要价过高而终结。那时，雷曼仍然没有想到自己会倒下。主权财富基金的辩证法就在这样微妙的时候，如果我们心目中盘算也许有更大的底要去抄；美国投资者也会遵守彼得·林奇的格言，期望美国金融市场长期向好是一个“更大的局”。

四、雷曼破产了，游戏规则不能破。
作为158年的百年老店，过去40年来，雷曼因为在美国的抵押贷款债券市场上具有垄断性地位而名称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第四名。它躲过了1929-1933年的美国大萧条，但在过去的半年中，它和贝尔斯登一起从这五大的名单中消失。这在美国金融史上是罕见的。在上次接手贝尔斯登而受到严厉的舆论批评后，美国政府本周咬牙放弃了对于雷曼的拯救。
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赢得了全球投资界的尊重。欧洲和美国的报纸在这一点上，都给美国政府一个积极正面的评价。英国《金融时报》的社论认为，这是一个极具勇气的决策。政府出手是一个美国式经济伦理禁区，虽然次贷危机已经持续近一年，但那些坚持自由市场与自由经济哲学的的守望者仍然是华尔街的人；国政府不出手拯救雷曼是对华尔街全套游戏规则的尊重，也是理智的投资者所乐见的。
在当下这个风起浪高的金融危局中，美国政府的做法对于中国来说具有多么重要的借鉴意义。金融安全不是所有金融机构睡在国家怀抱里的借口，也不是政府怕地产商绑架银行而出售普通大众购房利益的动机。雷曼兄弟这样担保着6000多亿美元债券的百年老店都可以关张，对于政府而言，是坚守游戏规则的公正，不恰当的比喻可谓”舍身取义“。

本文是作者为《国际航空报》写作的财经专栏。

从高盛走出来的保尔森，终于宣布用国有化方法论（nationalization)治理已经陷入绝境的美国两家最大的房屋抵押债券商——房利美和房地美。

从量子基金走出来并致力于开放社会推进的索罗斯，不断发表的美国经济悲观论在互联网上的海量传播，就像一个美国资本家在敲打一家中国农夫的窗户，告诉他们美国的问题有多么严重。而在十年前，索罗斯曾经以自由市场为哲学与话语基础，将东南来的金融体系几乎打垮。

为华尔街建立了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经济哲学体系的弗里德曼，世间已无此人。1962年，在冷战高潮的时期，他的《资本主义与自由》这本小册子面世的时候，对于美国资本主义不只是经济学理论的支持，在一个特别的冷战语境下，弗氏的这本书几乎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哲学大纲，它在第一章中就把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划上了一种逻辑关系。今天，美国政府强力介入次贷危机并宣布国有化“两房”时，反证了弗里德曼的推论:要不是美国政治错了，要不是他的经济理论错了。

我们拿出这三个人作为历史符号是想说明，“两房”带来的关于美国经济的哲学困惑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形而上的枯燥问题。

作为人类现代史上最强大的国家，在话语霸权的强盛时期，美国的任何做法总是那么完美；而在自911发生逆转的时间以降，又有那么多的破绽与不应该。

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美国次贷危机包藏的危机比中国投资机构与学界观察到的要严重得多，这是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接管“两房”时，美国媒体使用的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国有化”这一词语。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词语都是美国意识形态对峙阿拉伯与非洲的民族主义运动、冷战时期的集权国家时常用的语言武器。这一次，轮到了华尔街自己。

对于私有制的“两房”，政府和全美国的纳税人为其做担保是史无前例的，它的5.4万亿债券几乎就是美国全市的全部或者美国40%的GDP。我们可以下这样一个定义：“两房”的国有化是美国政府代表全体纳税人为极端资本主义作出的极端保守行为。这样的选择又不得不为之。

美国大规模衍生金融产品的创新与发展只是过去二三十年事情，甚至共同基金这样稳健的东西在美国盛行也不过是1980年代的事情。华尔街的极端资本主义产品在向普罗大众销售的时候，经济问题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政治问题，而一旦像美国绝大多数家庭成为次级债冲击波的受害者时，华尔街的金融游戏就会成为社会悲剧，并且完全伤害了自1960年代以来西方世界积累的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经济的基本信心。这样的哲学苦果，才是美国社会最大的损失。

在一个发达的债券市场国度，“两房”是美国人汽车洋房梦想的守护神。那些文学描述与政客承诺的美国式生活，华丽的外表下基于从东往西万家灯火的人人有房住这样一个社会理想作为信心支撑的。当摩根斯坦利、花旗、雷曼、美林、瑞银、贝尔斯登这些华尔街轮盘赌的玩家被玩倒的时候，那句埃及的古老的记述重新起效：大地像陶轮一样翻转了过来。

全球化的辩证法就像阿迪达斯的广告词一样 Nothing is impossible (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在一个全球化市场中，怎么会有不可扳倒的玩家呢？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几乎不可一世，1989年就灰飞烟消；美国因为一场中国学术智囊都没有搞明白的次贷危机几乎将半个国家的财富断送。5.4万亿的债券，几乎美国一半的GDP，说它是半个国家的财富也不为过。

“两房”问题是一个全球化问题。在美元强盛的时候，全世界的央行与政府购买了大量两房债券作为像彼得·林奇一样有信心的投资者，把美国经济看成铁板一块，把“两房”看成为美国经济的两个重要支架。解决两房问题，保尔森不只面对的是美国成千上万的家庭，还有全世界种种投资机构对于美国和美元的信心。

中国的四大银行在最近披露他们的中报时，公布了持有的“两房”债券的，共有310亿，其中中国银行的持有额度高达172.86亿美元，建设银行则有32 亿美元，工商银行持有27亿美元。虽然他们在今年6月后一度减持美国的机构债券，但这样的反应已经很慢了。美国次贷危机是去年下半年爆发的，中国的投资机构在这件事情上的反应与互联网传播信息的同步性是严重不相称的。这是眼睁睁的教训。

不过，对于中国四大银行也好，还是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机构，“两房”国有化也可以看作美国政府为全世界的投资机构的背书。

1990年代初的拉美金融危、19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都是美国有效拉开与潜在追赶对手距离的战略时机。尤其是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直接打击了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亚洲经济小引擎的追赶战略，美国在金融领域看不到对手。也是在那一年，对冲基金就像这个时代的物种入侵或转基因技术一样，借助美国的自由经济哲学而成为合法的进攻者。

美国批判香港曾荫权领导的特区团队连夜狙击老虎基金的历史性一周。香港特区政府开进市场，在当时的政治与经济语境下，是对于自由市场与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划的极度伤害，尤其对于亚洲这些凭借嫁结路径发展自由市场与自由政治的国家和地区而言，这样的做法在意识形态上面临的危机更大。在随后的反思中，香港特区的中国儒家式实用与灵活方法论成为它成功的受益者。

这一次，政府开进次贷市场，“两房”国有化可以看成是美国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国家干预行动。它使得美国的自由市场意识的推销者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的困境，他们不但要与美国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一批名词打资交道，还得在意识形态的霸权建设上自相矛盾。英国《金融时报》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认为，除了国有化“两房”，美国政府别无选择。

但问题在于：是全球化这一庞大的经济新语境伤害了自由市场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伤害了全球化？这对于国有化“两房”的美国财政部和它代表的意识形态确实是一个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