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负债53万亿，是怎么算出来的？

                                                             作者：浏星雨

                                                             原载“天涯论坛”

吴越按：当前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是目前大家经常谈论的热门话题。但是多数人都不是经济学家，对于美国政府的“负债”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并不清楚。这篇文章，是从反面看问题，用“类比”的思维方式，回过头来看中国。这样看问题，是不是妥当，请大家思考。

提示：1，至2008年11月，美国政府国债余额为10.6万亿，其中4.3万亿为政府内债，其余的6.3万亿才是公债；
      2，6.3万亿公债中，只有2.7万亿为外国人持有，也就是说美国政府的外债为2.7万亿美元。
      3，至2008年6月，全美国（包括政府）的净外债为2.8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国民总收入为14万亿美元。
在2008年11月10日这天，新华网，人民日报网和中国经济网不约而同地刊登出一篇文章称：“资不抵债——从技术层面说，美国已经破产了”，至于美国为什么还没有被宣布破产，是因为“债权国不能让美国破产”。大概意思是说，如果眼看杨白劳死掉，黄世仁所放的贷就收不回来了，所以杨白劳必须活着的干活。
这篇文章说：“美国国会所能接受的名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1.2万亿美元，相对于美国13.8万亿美元的GDP而言，美国债务率为81.16%。尽管，这与日本、英国等国超过100%的债务率相比好像并不算过分。但是，这并非美国的真实债务。如果把美国政府对国民的社保欠账等所有隐性债务统统加在一起，那么，美国的实际债务总额高达53万亿美元。”（比如Medicare：政府用于老年人和残疾人士的医疗福利；Medicaid：政府用于贫穷人士医疗福利；和社会保障等福利项目）（笔者注：敢情世界上别的国家就没有因社保欠账引起的隐形债务了，参见《“美国破产论”可以休也》一文）。
我估计这篇文章的作者和新华网，人民日报网以及中国经济网的编辑们压根儿就不知道“Corporate-style Accounting Standards”是个什么样的标准。我想中国政府的预算和统计部门不会用这个标准了。因为用了这个标准，美国政府的负债是53万亿元，而中国政府的负债可能就是530万亿元了。530万亿是什么概念？如果把100元一张的钞票摞起来，530万亿可绕地球20周；2007年，全球的GDP是54.3万亿，这就是说，仅仅中国一个国家的债务，已经使全球的债务率接近100%。（笔者注：照猫画虎）
美国政府是一个民选的资产阶级政权，当然需要对选民们负责了，这个没有问题。那么中国政府是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人民政府，就更需要为中国人民负责了，也就是说中国政府的“Liability ”（责任）应该比美国政府更深，更广，更多。
众所周知，美国社会是一个高度自治的社会，美国政府是一个有限的政府，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小政府”。他的最高领导人管不了州长，州长管不了县长，县长管不了乡镇长，乡镇长管不了“村长”。所以说美国政府的责任是有限的。
而中国政府则是个无所不包的大政府，从上到下，从东南海边到高原天际，它的触角伸到每个角落。它的权力比美国政府大得多得多，因而它的责任也应该比美国政府大得多得多。甚至说中国政府的责任是无限的，这也不算过分。
那么，美国政府负责美国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福利，医疗福利和退休福利等等。现在的美国政府前瞻性地负责任地考虑到50年后，甚至75年的时候的美国人的福利。这没有疑问（参见《“美国破产论”可以休也》一文）。
那么，中国政府就更应该负责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生活福利，医疗福利和退休福利等等。现在的中国政府也需要前瞻性地考虑到50年后，甚至75年的时候的中国人的福利。这是应该的。
原国有和集体企业退休养老这一块，企业和事业的分开是政府定的，政府应该有责任吧。那么多年下来，原国有和集体企业的退休福利只有事业单位的二分之一。那么应该平等吧。过去一二十年里面，政府亏欠一个企业退休职工5万元人民币有吧。全国4000万企业退休人员，那么政府就此一项就拖欠了2万亿。这批人平均活20年，那么政府为了弥补未来的欠债就是8万亿（按1年1万的差额计算）。这样光光企业退休人员养老这一块，政府就欠债10万亿元人民币。还有原国有和集体企业1100万企业退休职工没有医疗保险，另外3000万有医疗保险的退休职工应报销的部分也只有一半能实际报销，这批人平均活20年，那么中国政府为这批人将欠债1-2万亿元。我不说政府负担全部的责任，部分应该有的吧。
原国有和集体企业下岗失业这一块。目前所累积的下岗长期未能再就业的，国企破产待安置的共有1310万人。他们在达到退休前5-30年间里，平均每人失业救济金10万元不过分吧。这样就是1.3万亿元人民币。这批人今后的养老和医疗平均每人1年1万应该有吧。那么20年下来，就是2.6万亿元人民币了。另外，全国还有3000万需要救济的困难职工及其家属，这样一年救济5千不过分吧。到了退休年龄后的20年，还需要养老和医疗。中国政府得为此负债6万亿元人民币了。我不说政府负担全部的责任，部分应该有的吧。
60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剪刀差强制剥夺农民，搞得城市象欧洲，农村像非洲。政府有责任把中国农村搞得象城市一半那么光景吧。这需要化多少钱？这政府欠下了9亿农民的多少债务？一人10万，就是90万亿元人民币呐。我不说政府负担全部的责任，部分应该有的吧。
我连续看了多期的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节目”，我第一次在节目里同时看到了“少量的”类欧洲人和“大量的”类非洲人。那些类“非洲人”还都是伟大祖国首都的农民，他们坐在那里是那么的与周围环境不协调。他们的脸上刻满了生活的艰辛。他们急促的语调，怨恨的语气让人感觉到了他们内心的抗争。我们的人民政府需要举借多少国债，才能弥补他们的损失啊。
中国大约有9亿农民没有医疗，9亿农民没有养老，农民也是共和国的公民。这些人也应该享受国民待遇吧。美国政府是把那些没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养老金的人大致包下来的。那么，中国政府为了给这些中国公民负责，在年后的几十年里面少则要负债200万亿吧。我不说政府负担全部的责任，部分应该有的吧。
过去的几十年里，2.5亿亩农民的土地被政府强行给征用了，按每平方米150元算，就值25万亿人民币。到农民手里的有1万亿吗？我看没有。那么光光这些土地，政府就拖欠了24万亿的债务，这些债务在今后的75年间，会累计到多少？至少100万亿吧。我不说政府负担全部的责任，部分应该有的吧。
中国的自然环境的破坏程度之重，大家有目共睹吧。中国人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对于中国人民福祉的重要性，没有争论吧。那么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大环境的治理责无旁贷吧。这些环保欠债应该有5万亿吧。今后未来的环境治理得要20万亿吧。我不说政府负担全部的责任，部分应该有的吧。
我粗略地估算了一下，中国政府的未来欠债至少在3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这还是建立在大多估算20-30年间的前提下，如果事事都像美国那些估算到75年，那么中国政府的未来欠债就将在千万亿元人民币以上了。中国政府还得起吗？中国政府会破产吗？

看到这里，大多数读者显然不同意笔者的这种算法，这个其实是照猫画虎的算法。新华网上的那篇文章的作者，显然不会想到笔者也会用“Corporate-style Accounting Standards ”标准来给中国政府算一算账。当然，这篇文章的作者，也显然没有必要顾忌可能会有人找碴，因为很少有中国人会用笔者的思维去思考一下，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会顺着那个作者的笔锋，去同情，或嘲笑可怜的要破产的美国政府。

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先生有一段论述，应该值得我们深思：“中国媒体和许多评论者往往顺着美国人的思路、依美国的标准来认识和评论美国，将美国人的判断当作自己的判断。比如美国人说，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了。我们也跟着喊，替美国人操心。可是，几乎每个来到美国的中国人，都会为美国“蓝天白云，鸟语花香”的自然生态之好而惊讶不已。人们突然发现，原来，环境恶化主要是我们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惯常，美国人敏锐地发现问题，尖锐地提出问题，并且按他们的习惯，比较夸张地描述了问题。美国社会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按美国标准它才是问题，按中国标准它不是问题，或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美国人不但操心政府现在的财政，还操心将来的，将来的2030年，2050年，甚至75年后的财政问题。他们提出了问题：如果美国不在一些制度层面上改革，那么在2030年或2042年，美国人的养老金和医疗保险就难以为继了。（参见《“美国破产论”可以休也》一文）。
而我们中国呢？我们现在的养老基金账户上就几乎快没有钱了，现在的医疗账户上的钱充其量只能够报销57%的医疗费。而且，我们中国的养老基金只覆盖了全国不到20%的人口，我们的医疗帐户只覆盖了全国不到15%的人口。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按单人标准年收入不到10800美元的美国贫困人口有3600万人。在2008年，中国的年收入不到785元人民币的有1500万，年收入不到1067元人民币的有4000万。美国的贫困标准比中国的高67倍。美国的贫困标准是按照全体美国人平均年食品开销的三倍设定的，几十年前就如此，现在美国人已经将“在家上网”作为贫困人口的必需品了。
中国呢，在2008年，专家们还在争论贫困线要不要提高到1300元人民币一年的问题，因为这样一来全国贫困人口就是8000万了。中国扶贫，越扶越贫啊。贫困线的划分，关系到党和政府的伟大历史功绩的计算啊。如果按照“中国人平均年食品开销2748元的三倍”算，那么8246元人民币一年才是中国的贫困线，那么中国的贫困人口就不是8000万了，而是10个亿了。所以说，美国的贫困问题，按中国标准来说不是个问题。中国的贫困问题才是个大问题。
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我的岳母的父母是浙江温州人，都90多岁了，没有退休和养老金，也就是说年收入为零，但在2008年前没有领到过政府的困难补助。后来经过朋友的帮助，终于进入低保范围了，现在每月每人可以领到110元人民币的低保补助。在2007年，我在《谁在误导我们艳羡温州？》一文中，曾披露过2006年全温州市只有12.5万人领到过政府的低保金，月人均65元钱。而根据温州人自己发布的2006年统计公报，温州有600多万人的月人均收入不足630元人民币，月生活支出不足500元人民币，这些人是温州的绝大多数，占温州户籍人口的80%。 温州还有50%的人口月收入不足400元。温州还有24%的人口，也就是180万温州人的人均月收入不到300元。更有15万人月收入不到125元人民币。这还是在地处东南沿海的浙江温州呐，江西、安徽或者湖南、湖北的情况更好还是更糟？我按下不表。这要算责任，政府需要举借多大的债务啊。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美国有4800万人口没有医疗保险，但是这些人口享有政府公立医院的免费医疗（条件和方便程度自然不如私立医院）。中国有中国的问题，全国城镇职工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占48%，也就是说中国仅仅在城镇职工中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高达1.5亿。也就是，没有基本医疗保险的中国公民达12亿之多。就是在将近2亿的拥有医疗保险的人口中，其医疗保险也只能负担实际花费的57%。当然，你要说，现在的中国农民也有医疗保险了。那么和那些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相比，他们那个人均几十元钱的医疗保险是个医疗保险吗？如果中国政府也负担起这个责任，那么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又会增加多少？国债又会增加多少？（见附录：《中国保险报》：农村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多高？）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美国的孩子完全免费上学12年直至高中毕业，有高达数百万的儿童享受政府的免费午餐，甚至早餐。如果中国政府也负担起这个责任，那么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又会增加多少？国债又会增加多少？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美国65岁以上老人，就自动享有养老和医疗福利，甚至住房福利。中国的1.3亿老年人口中，享有养老和医疗保健的是少数，如果中国政府也负担起这个责任，那么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又会增加多少？国债又会增加多少？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美国的残疾人士得到了美国政府很好的保障。中国的8300万残疾人口中，有多少人享有中国人平均的生活水准？如果，中国政府也像美国政府那样负担起这个责任，那么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又会增加多少？国债又会增加多少？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美国有个退伍军人事务部，服务于2700万退伍军人和3500万的家属子女。一年的财政预算是700亿美元，其中300亿用于医疗服务，400亿用于福利补贴。条件上乘的退伍军人医院遍布全国。中国的退伍军人有多少？有8000万吧，加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有2个亿吧。他们是中国现政权的主要功臣，中国政府应该负担起应有的责任吧，那么，中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又会增加多少？国债又会增加多少？
说起来挺可悲的，大家都是上过小学和中学的人，党和政府教育了大家多年，要你们关心祖国，不想却把大家培养成了“远视眼”。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赤字了，债务了，看得清清楚楚，却对自己的祖国的现状视而不见，以至于频频闹笑话出丑。可悲啊，党和政府白白培养了你们多年，白眼狼们啊。
美国政府为它的国民负责任了，所以美国政府有这些未来债务。显然，美国政府为国民担负了比人民政府多得多的责任，显然，美国政府的必要支出就要比中国政府大得多得多了。因而，美国政府的赤字，欠债多，就不用大惊小怪了。况且，相对于其财力来说，美国政府的赤字和国债并不多。美国现今全部净外债为2.8万亿美元，这跟每年13万亿美元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比，压根儿就不会是个问题。试想，一对年收入13万人民币的小白领，会因为欠了3万房贷款而破产吗？（参见《“美国破产论”可以休也》一文）。
如果中国政府也能为中国公民负责任，那么这高达百万亿的债务就是中国政府的了。当然，像前非洲某个独-裁国家那样，政府只顾自己吃人肉喝人血，那么当然就没有为人民所欠的债务了，道理非常简单。
某些人，很有意思，刚刚脱离农村才没有几年，就学着城里人的样子说话了，处处从“大局”考虑，事事替“政府”着想；张口“国家利益”，闭口“民族尊严”，俨然一副食肉者的姿态。
那些奚落和嘲笑美国人的问题的人，就像饿着肚子说麦当劳是垃圾食品乞丐。那些奚落和嘲笑美国人的问题的人，其实是自己光着屁股，却嘲笑别人的裤腿上有个洞。他们大概是秉承了阿Q精神胜利法，觉得风景这边独好，学朝鲜人那样歌唱：“全世界都羡慕我们！”
那些思考和评论美国的问题的人注意了：美国人的问题是美国的问题，不是中国的问题；按照美国标准它才是问题，按照中国的标准它压根儿就不是个问题。爱国人士们！以后别吃饱了没事儿干，瞎操美国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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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章作者的主战场：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194854.shtml
     请参考：
    1，《深入浅出地谈美元外汇》
    2，《美元和人民币的三个不同》
　3，《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的巨大秘密》
　4，《就《中国和日本外汇储备的巨大秘密》一文答读者问》
    5，《为什么说中国外汇储备的购汇资金必然来自印钞机器？》
    6，《为什么说中国的贸易顺差必然引起通货膨胀？》
　7，《你知道银行印刷人民币购买美元外汇的事情吗？》
    8，《虚胖的中国外汇储备》
    9，《巨量中国外汇储备的利和弊》
    10，《“混乱有章”的人民币发钞机制世界领先》
    11，《美国政府负债53万亿，中国会破产吗？》
    12，《“美国破产论”可以休也！》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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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医疗保险报销比例多高？
www.cnfol.com　
2008年01月17日 14:50　
中国保险报　
　　问：我母亲在成都德瑞心血管医院做了心脏上的手术，手术费用和医药费用、床位费总共费用是13850.5元(这是医院发票上打出来的总费用，也有详单)，当时我妈妈是参加了农村医疗保险的，可是根据当时的协议说明：如不是指定的医院则可以报20%，如果是超过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则可以增加10%，总共可以报30%，可是，当我拿这个详单去报时，却只给我报了300多元钱，这是怎么回事？
　　答：不论是医保，还是农保，都有共同的不报销项目——自费药，所以看似比例有些“高”，但实际报销很低。所以要看你的清单，以及其他检查项目，乃至床位等超支项目，很多都是不报销的，将这些一一扣除后，对可报销部分报销30％而已。一些地方的合作医疗封顶线很低，只有一两千元，难以保障农民生大病时的医疗需求。
笔者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的报告中曾说过：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人口为1．7亿，不到8亿农民的四分之一，而且保障能力非常有限，每个人只有30元钱。2003年，我国城乡居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比例为48．9％；农民应住院而没有住院的比例是75．4％；在西部地区农村，62％的患者因为经济困难应治疗而没有治疗，75．1％的患者还没有治愈就要求提前出院。

湖南澧县初中生刺死老师

仅仅因老师两年前说的一句话

　                                               原载2008年11月20日《新闻晨报》

湖南澧县城关中学校门

曾庆岩生前的办公桌

家人为曾庆岩布置的灵位

湖南澧县一初中生刺死老师
起因仅是老师2年前一句告诫学生“躲着点”的话

昨日,湖南澧县最大的初级中学-城关中学近300名老师集体缺席,原因是,前天该校37岁的老师曾庆岩被学校已开除的一名初中生用匕首刺死。曾庆岩并没有教过该学生,该学生杀师的动机仅仅是因为曾庆岩2年前说了一句"冒犯"他的话。曾庆岩的死,引发了该校老师对自己生存状况的担忧。

这并非第一次学生向老师举起屠刀。

自今年10月以来,有全国影响的杀师事件就发生了三起: 10月4日,山西朔州一学生在课堂上突然拿刀捅向郝旭东老师10月21日,缙云县盘溪中学女教师潘伟仙在家访途中被学生掐死10月28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程春明在课堂上被冲进来的一名大四男生砍死。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老师,变成了被杀的对象?这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当前老师的生存状态和紧张的师生关系。

[案发经过]

上课前老师倒在血泊中

“曾老师,一路走好!”手机短信息的声音响个不停,可惜曾庆岩已经看不到这些话语。一切都停止在19日,一个普通的星期三。

前天清晨7点,曾庆岩送8岁的儿子上学后径直来到位于城关中学教学楼4楼的初三年级办公室。从抽屉里搬出一堆物理试卷,曾庆岩埋头批改试卷。一旁,几名同事正在议论杭州地铁坍塌事故,曾庆岩轻轻叹了口气,语气悲天悯人： "唉,今年真是多灾多难哪!"

7点30分左右,办公室的大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一名壮实高大的男青年直奔曾庆岩的办公桌而去。不等曾庆岩抬头,男青年一把将一个装垃圾的簸箕扣在曾庆岩头上,明晃晃的匕首同时刺在曾庆岩膝盖上。刺完,男青年转身往门外逃去。

鲜血从膝盖上渗了出来,曾庆岩忍着剧痛,大喊：“不要跑!”他紧追了出去。办公室的老师被眼前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目瞪口呆,许久才缓过神来,几名男老师也随即跟了出去。

嫌犯来到门外,门外还有一名男青年在等候,两人沿着楼梯往下逃窜。曾庆岩按着伤口,跑到二楼楼梯拐角处,眼看嫌犯就在前面。突然,嫌犯再次挥舞着匕首反身回刺。 “啊,”曾庆岩捂着胸口,瘫倒在地上。闻讯赶来的老师一拥而上,制服嫌犯,立即报警。曾庆岩被紧急送往澧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当日上午9点多,在隔壁县城津市(县级市)工作的妻子万新春赶到医院时,曾庆岩已经停止了呼吸。

[师生关系]
两人其实没有瓜葛

昨天,湖南澧县县城殡仪馆一间简易帐篷里哀乐阵阵,城关中学不少老师和学生自发追悼曾庆岩。

31岁的万新春一遍遍抚摸着丈夫的遗像。这是一张曾庆岩的登记照,照片上曾庆岩皮肤白皙,仪表堂堂。万新春见到记者,强忍着悲痛,无奈泪水不停地从红肿的双眼里涌出。

丈夫遭遇不幸的消息传来,万新春几度昏厥。昨日一早,万新春便到当地派出所打探杀害丈夫凶手的消息。

警方透露,嫌犯名叫王强(化名),另一男青年名叫田华(化名),两人之前都是城关中学的学生,但和曾庆岩并无直接的师生关系。据万新春了解,嫌犯王强家在县城, 2006年考入城关中学,但初一时被该校开除。王强被开除的原因与打架斗殴,勒索同学有关。

身材高大的王强因为在体育专业有所特长,被开除后进入常德体校。前日晚18点,王强回到澧县,约了就读初一时的同学田华等一起吃饭。席间,王强等人喝了点酒。酒过三巡,话题转到了王强被开除的事情上。

酒席上,有人告诉王强：“你的名誉遭人诋毁。”两年前,曾庆岩担任初一班主任,当时学校周边环境比较恶劣,不时发生学生自行车遭抢的事情。在班会上,曾庆岩告诫学生: “出了校门,如果遇到王强,就躲着走,不要惹他。”

听罢,王强大怒,拍着桌子放言: “有这种事情,我明天要去搞定他(曾庆岩)。”当夜,王强和田华在网吧过了一夜。 19日一早,两人吃过早餐,翻墙进入城关中学,直奔初三年级办公室。接下来,命案发生了。

据了解,王强和田华被捕后,对罪行供认不讳,均称自己15岁。对此,万新春表示了异议,要求警方核实凶手年龄。 "7岁上小学,小学毕业13岁,初三学生应该有16岁。 "

[中学现状]
部分老师开始反思师生关系

城关中学是澧县县城最大的初级中学,学生多达3000人,教师近300人。然而,昨日城关中学的操场里冷冷清清,教室里没有老师,学生们被要求自习。许多家长都接到孩子的电话,称老师"罢课"了。

面对记者,城关中学的老师并不同意罢课的说法,但坦言该校教师集体缺席了昨日的课程。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师说,当地政府对曾庆岩之死还没有给出一个说法,老师们“没有心思上课”不约而同“在家休息。”

对于曾庆岩的逝去,其生前的一位好友,同时也是该校一名老师,一口气说出几个“可惜”。怎么会遭遇学生的毒手呢? 在他看来,曾庆岩人缘蛮好,不大会招致报复。

曾庆岩原本是澧县一所乡村中学的教师。 10年前,曾庆岩参加城关中学在全县范围内的教师选拔,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城关中学聘用。起初,曾庆岩担任初一年级的物理老师,由于教学能力突出,此后连续 9年担任初三毕业班物理授课老师,并担任班主任。事发时,曾庆岩是城关中学初三(23)班的班主任。

万新春告诉记者,丈夫非常热爱教学,连续多年都是该校的优秀教师。殡仪馆里,不时有老师和学生前来悼念曾庆岩。万新春动情地说,丈夫出生贫寒,懂得关爱学生,取得了大家的尊重。

曾庆岩遭遇不幸,而且凶手曾经是该校学生,该校老师们非常震惊,同时也陷入一种恐惧的气氛。 “原来学生对我们有这么大的仇恨。”英语教师赵老师感慨说,学生可以在校园里杀死老师,校园变得比喧闹的街头还可怕。

曾庆岩之死,也让部分老师开始反思师生关系。一名老师说：“如今师生关系不对等,甚至颠倒,以至于不少老师对于课堂秩序都不管不问。”负责任的老师对学生恨铁不成钢,结果吃力不讨好,反而容易遭受报复。 "

[专家] 警惕失衡的师生关系

湖南澧县学生杀老师事件并非独立的个案。仅在一个月前,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程春明便死于学生刀刃之下,联系到之前的山西,浙江学生杀死老师的命案,血淋淋的事实应该让我们警醒失衡的师生关系。

武汉大学教育专家王开敏分析说：“老师频频死于学生刀下,不仅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师生尊卑关系,同时也说明师生关系出现了紧张,甚至对立的情况。 "学生对老师下手已无所顾忌,这样下去非常危险! ”

王开敏进一步分析说：“归根结底,都是应试教育惹的祸。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教育主管部门要出政绩,要求学校,老师出成绩。面对竞争压力,老师必须提高教学质量,于是对学生提出严格的要求,对学生的行为严加管束。 ”以至于老师和学生不仅关系紧张,而且内心还存在着仇恨。"

采访中,当地一位教育人士分析说：“校园社会化倾向日益加剧,一些社会上的恶习,弊病浸染校园,部分学生迷恋暴力,但这方面的学校教育存在明显缺失。学校要的是分数,很少涉及仁、爱等道理。 ”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专家张西超认为,减少和预防此类事件发生, “治本”的方法是面向全体学生普及心理健康教育。通过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让青少年学会通过正当的渠道宣泄和化解负面情绪,帮助他们学会在团体中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与技巧,把可能发生的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同时,张西超也认为,类似事件也提醒相关部门以及整个社会,应该给老师更多的理解和关爱。也有专家表示,目前国内缺乏保护教师生命权的法律规定,为了更好保障教师安全,建议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加入“保护学生安全”条例的同时,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中也加入“保护教师安全”的条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下)

              吴 江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1期

   四

   　　其次，谈到发展民主。就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发展民主就是使集中真正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之上。而民主又重在实行真正的选举。在既有的领导格局下，民主可以重渐进，迈小步，以小步积大步，应避免足以造成政局动荡的“激进民主”或“过度民主”。在这方面，我们的关切点主要是以下四项：

   　　1．发展党内民主，这是第一位。由于党在国家中的特殊领导地位，发展党内民主是发展人民民主的关键一步，等于是一架民主的发动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七千多万人的大党，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在长期战争时期，党内生活难免受军事化影响，在成为执政党以后的和平时期，党内生活须经重大的改造，民主化提上日程。所谓党内民主，除了党内应有真正的选举，并依照党章和宪法保障党员的自由权利（所谓党内“思想统一”只是对党章和党的决议而言，并非消灭党员个人的思想自由，思想天生是自由的）以外，重要的是依法治党。依法治党有二：一是党的活动应限制在国家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二是党自身的政治生活应有法律性的规范，以约束党员的活动，如严格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制止“个人说了算”，防止有权势的领导人任意整人等。过去党内曾有“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规定”，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痛定思痛的产物，但只是原则性规定，而无具体执行的条例及细则，因此不足以称“法”。如拿任意整人来说，这是党内长期存在的一个恶习。这种现象在战争时期有些情况下难以完全避免，但和平时期必须制定法律严加制止。必须保障党员的申诉权利，必要时进行法庭式的公开审理。试想，如果党内没有法律制止权势者任意整人，冤案频发，“莫须有”罪名随意制造，致使党内外《乌盆记》唱个不停，则必使党无宁日，党心离散。试问上世纪70年代末如果不平反大量冤假借案，改革开放搞得起来吗?总之，惨痛的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制定党法，此其时矣!特别当此腐败横行、卖官买官等丑行在党内恶性发作之际，“清党”之举亦属情理中事。

   　　2．改善党际关系。中国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而是共产党主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共产党为执政党，各民主党派为参政党。因为依宪法共产党在国家中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多党合作以共产党为主导是理所当然的，但各党应是独立的，这是政治学常识，否则就无所谓“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在历史上，多党合作曾处于不稳定不规范的状态，至今多党合作仍被淹没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这个“汪洋大海”之中。为了改善党际关系，作为发展民主的重要一环，当务之急是将“政治协商”和“互相监督”两者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制定章程，条条分明，有实际操作性。有关国家人事安排，则可考虑开国初期的合作模式，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及专业人士经选举或协商担任政府领导实职。

   　　3．民主重在选举，无选举就无所谓民主。中国共产党当政，中国开始有选举制度。但无可讳言，除某些基层选举外，许多领域的选举，包括人民代表的选举，多以“内定选举”或“指名选举”，辅之以“协商选定”。近年来有些地方开始采取“差额选举”，效果明显，但举办者总不免战战兢兢。总之，中国要有真民主，必须有真选举。中国之大，国情之特殊，选举制只能逐步、逐区、逐级推开，既不能冒进，也不能畏首畏尾。世界上，以民主组成的国家一般采取代表选举制。我国民主有一大特点，即代表制选举和基层直选相结合。直选产生基层群众自治，包括农村居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都有法律和特定的组织法保证。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城乡居民自治，已基本实现制度化、规范化，直选的范围正在逐步扩大。据统计，目前中国农村已有61万多个村民委员会和8万多个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全国已有85％的村建立了民主选举的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从基层起步，这是中国民主发展的一个特征，可说是丰富了世界民主政治的内容和形式。

   　　4．在中国这个大国，中央直辖市、省、县以及各个民族自治区的地位十分重要，为保持国家统一，这些地区直属中央管辖。但中央与地方应适当分权。尤其对民族问题不可掉以轻心。应当懂得，由于现代化的推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提高，必将唤起其民族觉醒和民族自尊，因此会珍惜其民族自治权。为保障国家统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似应考虑设置较高层次的机构专事处理民族问题。各直辖市、省、县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则应由民主提名、民主选举产生。其主要领导人可考虑由自下而上提名和上级委派候选人相结合，而以差额选举产生之，然后报上级领导批准。为慎重起见，地方民主建设可仿效设置经济特区的办法设置政治特区作为试验区。

   　　本文到此结束。最后还想特别提到一点：本文强调“改造集中”，目的之一是为了消除过去“过度集中”的弊病，为此必须有适应我国国情的分权及权力制衡制度。这个问题这里未专门涉及，但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应有之题，应当专门加以研究。

   　　                                           （2008年7月）

                               （《炎黄春秋》责任编辑　杜　晋）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中)

                                            吴 江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1期

   　　根据以上种种情况，所以最近有人向我们提醒：民主改革不能靠理想主义，也不能靠照抄照搬。这确是警策不易之论。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是当前中外都关注的问题。总的说，这种改革应有利于保障人民的主权和自由，以“法治”代替“人治”，应有利于民生的改善与国家的富强，尤其应有利于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统一稳定。依照中国国情，中国的民主改革首先要处理好集中或集权的问题。

   　　中国的社会长期是宗法等级社会，两千多年来都是一个中央集权大国。世界上有过几个大帝国，为时都不算太长。纪元前建立的罗马奴隶制大帝国和13世纪建立的奥斯曼封建制大帝国，为时都不过500年；18世纪沙皇建立的俄罗斯帝国连同后来的苏联，合起来也不过300年；还有一个1867年建立的奥匈帝国，其存在时间则只有半个世纪。惟独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已存在了两千多年之久，而且将继续存在下去。早在1959年，有一位欧洲女政治家华德（R.Word）曾预言：苏联必将因民族问题而瓦解，而中国则本质上是一个辽阔而统一的国家。这实属惊人预言。其所以如此，盖因各国集权的历史条件、途径有所不同。中国众多的民族部落同处于一个大陆版图内，中心为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原地区，其地土肥民稠，有较高的文化和生产力，率先进入农耕社会。先秦以来逐渐融合形成的汉族首先据中原，其他落后地区的民族纷纷向中原地区靠拢，彼此互相往来，杂居，冲撞，争夺，战争频繁，有时汉民族战胜入侵的少数民族，有时少数民族战胜汉族入主中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最后互相同化融合，以文化融合和生产力趋同为基础，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形成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统一的中华民族，中央集权制度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6世纪以前，中华民族无论在文化上、在生产力上，都处于世界先进地位。16世纪以后落后了，于是列强欺凌，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接踵而来，中华民族面临着被瓜分的危险。辛亥革命后仍是如此。但即使如此，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并未见削弱，这一点最遭外国列强之忌，外国列强因此倡“分块论”之说，认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因此欲征服之，必先分裂之。这种“分块论”由日本人首倡，他们公开论述中国只有分成“七块”或“十二块”即分成“七国”或“十二国”，才能够治理好（近期日本防卫大学和东京日本语大学的教授学者们就公开发表过此类谬论，台湾的李登辉是积极应和人物之一）。无疑，对于这种“分块论”凡我中华民族都必须高度警惕并坚决驳斥之。所以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看，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有赖于国家一定的集中或集权制，无集中就无以谈国家的统一。

   　　但是，什么样的集中，什么样的统一，才适合国家发展的需要，要视不同时代而定，要根据时代的转换而转换。过去封建时代，基础是宗法等级制，建立的是封建专制政体，此种政体以集权为主体，无民主可言。现在时代变了，民主占上风，民主社会需要建立民主政体，实现“主权在民”的理想，而民主政体的主体是民主。集中是必需的，必不可少的，但这个集中是民主本身的集中，是为民主、为实现“主权在民”服务的，同时也要实现社会平等，排除封建等级制（这种等级制和宗法性家族势力在我们的社会和政体中还到处存在着，有时还受到某些改革者的宽容和支持）。这个问题辛亥革命以来一直没有解决，中国共产党当政后也没有解决好。孙中山先生曾将民主政体的建立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共产党当政以后建立起来的民主政体称为“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种所谓“民主指导”实际上等于“训政”。训政者，即人民交出自己的主权由党和政府来指导你学会民主。这是将民主和集中的地位倒置：集中为主体，民主是集中指导的产物。这恰恰违背了民主政体的原旨。

   　　说到这里，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便呼之欲出了，我们可以用八个大字来概括：发展民主，改造集中。　

   三

   　　根据我国国情，要先说一下将专制的集中（或过分集中，或处于指导地位的集中）改造成民主本身的集中的问题。“专制”两字不免有些刺耳，换句话说“过度集中”，这相对于民主的集中而言，还是符合共产党当政后所实行的“集中制”的实际情况的。毛泽东其实也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不是说过“百年犹行秦政制”吗?两千多年后他还称颂秦始皇的专制集中制，并主张将“马克思和秦始皇结合起来”。但现在必须有所改变，因为过度集中或专制使国家落后，人民受难。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首先要使“集中”民主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们早已有了全国及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设置，而我国宪法庄严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这就是民主的集中。但这在相当程度上仅仅是形式上的。因为我们又规定，共产党是国家无可争议的领导力量。这样，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和党的领导在权力运用上形成矛盾，以至形成积重难返的“以党代政”，而党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少数人乃至个别人之手，因此甚至出现如“文革”时期个人专权，即个人拥有像帝王一样的无限权力这种历史倒退现象。这个问题使我们的政治体制严重扭曲。我们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分析，并探寻是否有哪怕是权宜的妥协的但至少可使政体有些民主气息的办法，或者将党的领导方式加以改变，以便使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不仅有其名而且有其实。

   　　首先应当指出，这对矛盾是由历史形成的，它产生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解放，并进行社会改造使民族和人民有捍卫自己主权的可能。这个历史功绩是不能抹杀的，中国共产党因此在人民中间获得了极大的信任和极高的声誉，其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是必然的，无可替代的。共产党成为全国人民的核心力量，也成为不怀好意的外国列强的眼中钉，他们为了削弱和支配中国，百般污蔑中国共产党，可以说，他们“亡我之心不死”。但是，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身的限度或局限性，党的领导也不例外。历史条件变了，特别是已建立了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在这种条件下，党的领导虽不可少，但其怎么领导，领导的思维与领导方式必须改变。主要的是，党不能凌驾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上形成以党代政，党的领导只能渗透于其中，以自己的正确主张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说服（而不是指令）人民代表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循此逻辑，可以选择的合理办法，就是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通过人民代表中的党员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置党组进行工作，依法行政，依理服人，依此实现领导，而不是直接取代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行政机构同样设置党组以进行工作，但是国家最高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则不设党组，而直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以保持两机构的独立性，使其不受任何外力影响而独立执行职责。

   　　这里要说明，在人民代表大会中设置党组以具体实行党的领导，并非是我个人的意见，这一主张是开国初期由一位革命前辈（同时也是一位老法学家）董必武所提出，可惜当时我们一切“学苏联”，走上了“以党代政”这条路，设置党组之议未被采纳。现在重提此议谨供当政者参考，我想也是可以的吧？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是立法机构。代表大会中设置的党组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保障我们的国家最终摆脱“人治”或“党治”，而实行“法治”，使之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而“法治”属于民主范畴。党本身的活动也必须限制在国家法律范围之内，任何党的组织和党的领导人都不能“无法无天”独行其是，他们的违法行为和平民一样都要受国家监督机构和司法机关的处理。在这方面党不能拥有任何特权。

   　　私意以为，采取上述办法，并不是取消党的领导，只是改变党的领导思维与领导方式，使党的领导居于第二线，突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这种党的领导思维与领导方式的转变，可能促使党政适当分开，也可能为增强党内民主提供条件，并有利于精简党的机构。

   　　人民代表大会是集中人民主权的机关，它的职责是代行人民主权，所以，人民代表大会本身是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人民代表及人民代表大会所产生的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是服务于人民的，称之为“公务员”，其性质与“服务员”、“公仆”相等。现在“官员”的名称流行，“公务员”即“官”，而“官”者，牧民之谓也，自视高居于人民之上。这种情况应当改变。虽然各国皆有“官员”称谓，但社会主义国家应当避免这种称谓，共产党人更不应以称“官”为荣。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上)

                             吴 江

                                 ——原载炎黄春秋杂志2008年第11期

   一

   　　中国今天似乎人人都在谈民主，谈政治体制改革，希望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但究竟什么是政治体制，看来并不是人人都弄懂了的。所谓政治体制，就是权力集中的一种形式，并由此组成政府。权力的集中有专制的集中与民主的集中之分。在世界上，从十七十八世纪起，民主政体代替专制政体而起，国家现代化开始了。我国的政治体制就是民主权力的集中，其形式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组成的政府。

   　　自从民主代替专制，又有民主与自由之争。欧洲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于民主是不是一个好东西，民主与个人自由孰重，是要民主还是要个人自由，一直争论不休，直至如今。其集中表现就是从批判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杰出代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开始。卢梭在国家问题上是一个民主主义者，他的民主理论是：每个人都是主权者，都应当获得应有的权利，包括自由和平等；但他同时认为，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生活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应当组织起来，即组成为国家，国家由普选产生，每个人把自己主权交给国家，构成共同意志，即“公意”或“总意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民主决定”），每个人都要服从“公意”。所以“公意说”是《社会契约论》的核心。但卢梭同时指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仍有他做人的自由权利”，因此他主张将国家的立法权和行政权分开，反对有行政权的人拥有无限权利。为了防止行政权盗窃人民的意志和自由权力，他提出必须由人民经常监督行政者，例如定期召开人民会议审查行政权是否执行适当，有没有权力私用或违反“公意”的行为，否则应予撤换。

这里要说，关于民主政治的这种理念并非自卢梭始，在卢梭前一位荷兰著名启蒙学者斯宾诺莎（17世纪人）就提出这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是最自然，与个人自由最相合的政体”。他的观点更为极端，认为人民应当将自己的天赋之权完全转让给国家，这样国家就有唯一绝对政治权，每个人必须服从，而且“国家统治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就是向专制政治妥协了。注意：卢梭等人没有从同时代人孟德斯鸠那里吸取他的分权制衡思想，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思想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才逐渐确立起来的。

   　　但也就是从18世纪开始，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了批判，认为民主与个人自由是相冲突的。这种批判的触发点，就是法国大革命追及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思想。因为法国大革命期间发生了雅各宾专政和“暴政”，革命党内部也互相残杀；而卢梭的思想则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指导思想（卢梭死于法国大革命前十多年）。这种批判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和平主义者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一书中就《社会契约论》所说的一段话，我且把它抄录在下面：

       “这本书在民主政治理论家中间重新造成讲形而上的抽象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