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失度

关于百度竞价排名的问题，记得几年前百度上市之前，和一个媒体记者一起采访李彦宏的时候就问过他这个问题，当时李彦宏的回答是：能够出比较高的价钱的公司，说明实力也比较强，所以即使从公正性的角度，以竞价来排名也有合理性，但是，李彦宏显然忽略了或者说故意回避了，真正原意甚至能够出的起高价钱的，不一定是有实力的企业，反而是弄虚作假的企业，因为作假的企业利润空间最大，就象如果管理不到位，最想上市的企业不是盈利好的企业而是不准备回报股民的企业一样，因为上市对这些企业来说就是白捡钱。

     通过搜索引擎做推广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营销方式，因为从用户角度，大部分用户使用搜索有两个目的，第一是找到自己需要的知识，第二是找到自己需要的产品信息。当需要一种平常并不常用的产品或服务的时候，可以肯定很多用户首先想到的就是搜索一下。去年过年的时候想找个清洁公司把家里的房间打扫一下，就是通过搜索找到几家，比较了价格之后选择了一个公司，上门来的大姐自己就是小老板，认为通过竞价确实对她的业务推广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从性质上说，百度的竞价排名和央视的广告招标、和媒体上的广告没什么不同，只是能进入央视广告招标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实力非常强大的，已经不屑于做一些偷鸡摸狗的勾当，而百度竞价广告的主体都是一些中小企业，这里面很容易混杂进来一些见不了光的做违法业务的企业，从央视曝光的百度的问题看，有问题的并不在于竞价排名，而是自身的内部管理导致在对企业业务性质的审查上出了问题，没有把好关。类比于央视的广告招标，至少应该有一个底线，只有在这个底线之上的企业才可以通过价格来竞争更大的推广力度的事情。

     百度给用户免费提供搜索服务，但做为一家公司，它需要赢利，那么用户的注意力就成为它获得收益的资本，所以在维持用户良好的使用体验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盈利模式，这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错的只是在度的把握上，一个度是不能让广告严重影响了用户的体验，另一个度是必须控制不能给虚假伪劣产品提供方便的通道。否则，即使没有央视的曝光，用户也会逐渐抛弃百度。

    在加强技术研究改善用户搜索体验上，百度也应该有危机感了，从本人的使用感受上，GOOGLE这几年在中文搜索上，已经极大的弥补了百度之间的差距，一些方面已经超过，本人也从百度的忠实用户变成了根据不同的搜索需要选择不同的搜索工具。比如我习惯于搜索一天之内和本人有关的内容，以前只有百度有这个功能，而现在GOOGLE提供的搜索结果明显要好于百度。百度在试图向其他领域突破的同时，更需要把自己的后方根据地维护好。

万明坚太匪气，刘飞太文气

     TCL手机在国产手机的第一波浪潮中曾经独领风骚，一度创造了一个快速崛起的神话，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国产手机品牌的第一波退潮过程中也跟着衰落，后来只是依靠兴盛时期收购的阿尔卡特品牌做海外订单勉强维持了下来。掌舵者也从狂人万明坚传到了另一个博士刘飞手中，应该说刘飞受命于危难之际，能够让TCL手机业务活了下来，并下有发展，也非常不易，毕竟面对的是国产手机的整体低迷以及一个曾经辉煌的业务轰然倒塌之后留下的烂摊子。

     手机行业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感觉是非常怪诞的一个行业，进入新世纪之后，它的进入门槛就越来越低，以至于现在几个人的山寨厂就可以生产，而它的持续生存门槛又是如此之高，以至于现在还没有一家中国企业能够在这个行业站稳脚跟，持续良性健康发展，注重营销的TCL不行，注重技术的夏新也不行，闷在国内发展的海信之类企业不行，早早开始国际化的波导也不行，相对资源比较丰富的联想也在刚开始正规化之后就铩羽而归。现在刚刚露头的天宇、金立尽管暂时看还比较活跃，但是能否很好的生存下来，似乎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勃勃生机。

     一般来说，行业门槛低同时时尚性变化比较快的行业，往往不容易形成个别企业垄断市场的状态，但这个行业却显示了超高的强者恒强的特征，除了诺基亚和三星，即使位列第三的摩托罗拉都被拖入亏损破产的地步。

      质量不稳可能是国产手机难以持续的一个原因，因为手机可能是消费者使用频度最高并且质量感知最明显的一个产品，对于其他产品来说相对可以容忍的质量问题，在这个产品上都会被明显的感知到并影响到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当然也可以说不是我们无能，而是“敌人”太强大了，诺基亚和三星都是在中国市场深耕多年，不但拥有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源优势，对中国市场的掌控能力也非中国企业可比。某种程度上，手机行业就像一个巨大的轮盘，初生的企业位于轮盘的边缘，因此行业一旦发生波动，就很容易被甩出去，而诺基亚和三星则稳坐轮盘的中央，不但在行业波动中能够稳坐钓鱼船，而且还利用掌握的权柄，主动驱动轮盘的转动把企图爬上来的企业给抛开。

     所以对这个行业内的中国企业来说，一直做山大王固然也是一种活法，那就只能等着局势大变的时候再揭竿而起，但如果不甘心做山寨厂，那么在时机的把握、路径的选择以及策略的转换上就需要有极高的智慧和控制能力，从山寨到正规军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山寨厂可以根据行业变化随时消失，看到下一次机会了再拉队伍，而正规军却没有这个退路，一旦正规化，有路了要走，没有路了也无法退后，而大量的不可逆的投入可能在行业变化后从资产变成负担。

    对比于TCL手机的两代领军人物，万明坚有一种匪气，善于出奇，很快就搞得风生水起，但随着壮大而形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又限制了其进一步发展。而刘飞又过于文气，看一些访谈上刘飞的见解，当然不能说错，但是对于一个出于在野地位的品牌来说，单靠这种正规打法要夺天下却也不易。从TCL在国内试水的旗袍手机的运作来看，可能也稍微带动了一些销售，但总让人感觉似乎在隔靴挠痒，很难真正抓住消费者的心。现在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过分倚重海外市场订单的TCL手机受到冲击应该难免，近日传出TCL手机CEO刘飞辞职的消息，尽管还没有正式的官方消息，从形势上看也不是空穴来风，即使不换CEO，至少TCL手机的高层团队中也应该有新的力量，否则按现在的操作方式想有大的突破也难。

创新的海信与创意的TCL

现在国产液晶电视厂商中主要有七大家：TCL、海信、康佳、创维、长虹、厦华、海尔（排名部分先后），长虹我一直以“西毒”类比，偏好于剑走偏锋式的大赌，在平板电视上主要押宝等离子屏制造，如果成功，也许能走出一条独特的道路，但风险也比较大。厦华这个企业比较规矩，是中国企业中难得的技术派，押宝平板的时间也比较早，可惜偏好技术也无法超越日韩的优势，而营销上的短板使其难有大的作为。海尔实际上一直在试图构建他的E-HOME家庭战略，主打流媒体概念是这个战略的一部分，但这个布局太大，而海尔的技术储备和推动力似乎还不足够。剩下的四家厂商，从这一段时间的产品策略看，我们大致可以把TCL和创维归入创意派阵营，把海信和康佳归入创新派阵营。康佳一直推运动高清，这一概念在今年的奥运年可能会比较沾光，但从长期战略而言稍嫌单薄。创维主要是通过和应用结合，通过功能延伸增加产品附加值。

看海信与TCL，我们看到海信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宣布推出信芯，二是推出LED背光，三是最早进入液晶模组上游制造，从中可以看出，海信一直着力打造的，就是在平板电视产业的上游竞争力。而TCL的着力点有几个方面，一是强调其产品设计来自于著名的法国倜傥设计团队，二是推自然光技术应用，三是延伸液晶电视功能推全模式一体机和X9互动电视。所以我们概括海信的战略是对日韩领先厂商的一种追赶战略，而TCL的战略是和日韩厂商差异化竞争的价值增值战略。

海信的战略投入和其强调的技术驱动型的创新战略一脉相承，而TCL的战略投入也正如其“创意感动生活”的品牌定位一脉相承，所以两个企业可以说走的不同的道路，一个是创新派的代表，一个是创意派的代表。

当然平板电视产业还处于非常重要的规模驱动期，那个企业能够最终取胜，要看那一种模式的价值主张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那么就可以连带收获规模效益，从而从竞争中脱颖而出。

11月7号，TCL宣布以52寸液晶降价开始冬季攻势，海信也在第一时间跟进，而且针锋相对的把一款类似型号降到同样的价格，由于这个活动是在上游面板处于低迷期并大幅度跌价的背景下展开的，可以认为这个行动对中国平板产业来说具有相当的战略性意义，能否扭转在中国市场上的战局值得期待。

但对于海信和TCL两家企业来说，究竟谁能在这个战役之后成为国产品牌的领军企业，关键要看在平板电视的基本价格大幅度下调之后，谁的价值增值手段能够真正被市场接受，从而重新定义行业的竞争规则。

TCL否极泰来，联想履霜至冰

     TCL和联想做为中国国际化企业的代表，都是在2004年左右通过收购国外品牌开始国际化之旅。几年来，TCL受累于国际化，陷入巨额亏损，一度接近崩溃的边缘，联想则基本上保持住了收购业务的规模，尽管也有一些波折，基本上维持了一个稳定的局面。

     11月7号，对两个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一个新的转折点，TCL发动冬季攻势，在经过07、08年一年多的蓄势之后，启动了王者归来的复兴之旅。而之前的很长时间，平板市场价格战的主动权一直掌握在国外品牌企业的手里。TCL能够主动启动新一轮的价格战，和之前一段时间的蓄势有关系，行业发生的有利变化也帮了大忙。从蓄势的角度，TCl除了在规模上提升之外，还通过自然光技术的引入、开发全模式一体机，率先推出带摄像头的互动电视形成完整的产品系列，提升产品价值。行业的有利变化主要是液晶面板上下游之间供求关系的变化开始有利于下游制造商，基本符合我之前文章的预测。所以TCL这次主动发起价格战，对中国平板电视市场应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对TCL来说，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战，而是通过价格战整体改变行业的竞争规则和价值构成。

同样在11月7号，联想发布的第二财季报告，盈利大幅度下跌七成多，远低于分析师预期，同时也出乎董事长杨元庆的预料，并认为冬天才刚刚开始，走向国际化之后一直履险如夷的联想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困难的时期。

杨元庆把盈利下跌的原因主要归结为金融危机和战略执行不到位，这两个原因可能也非常重要，毕竟大环境不理想，企业都不好做，电脑制造业在经济大环境不景气之外，小环境也处于相对低迷的时期。但感觉跟联想在战略方向的判断上的失误有更大关系。联想把过多的精力用在了通过裁员和布局调整的运营效率提升上，但在产品方向上出现了和行业趋势相背离的情况。按中国军事科学院罗志华研究员的说法，一个军队的战斗力只有在自己的力场和战场在时间、地点、方向高度重合的时候，才能发挥最大效力。而联想可能在几方面出现了错位，比如联想高调通过和苹果的比较，主推定位高端的超薄本，但行业竞争的战场是能够上网的低价本，按军事战略的说法，这叫力场在此而战场在彼的错位。按现在的趋势看，纯粹的电脑销售市场在萎缩，可能会变成一个大的市场的子市场，联想随着市场萎缩而通过裁员来维持，那么就会出现战场大而力场小的不匹配。所以我觉得包括杨元庆和阿梅立奥在内的联想决策层应该有更宏观的视野，不能只是眼睛盯着电脑围绕着效率转圈子，即使出现亏损也不可怕，可怕的为了怕短期亏损而迟迟不敢有大的构想，最终被憋死在行业中。

M型社会：洞察转型中的商业机遇

   《时代周报》

    导言：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尚在形成的中国中产阶级影响甚深，少部分中产阶层适应变化，进入富裕阶层，更多的则被变化所抛弃，沉入中下阶层。这暗合了大前研一关于M型社会的洞见，对于企业来说，如何适应这一巨大变化，进行长周期战略决策，捕捉未来商机，确实是一个考验。大前研一凸显出深刻的现实启发意义，重读大前研一，或许能帮助我们找到走出困境的思考方法。

 作者：秦合舫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还在全球各地疯狂肆虐，威力所及，大至国家，小到个人、家庭，无不深受冲击。尽管现在还无法准确评估这场海啸会给中国经济、企业经营带来怎样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一直被我们奉行并屡试不爽的行为方式以及未来预期都到了一个需要深刻变革的转折点。

   在深层意义上，自然不能把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仅仅归结为华尔街的贪婪，它更是由于全球化以及新技术在经济领域所引起的革命性变化，和无法迅捷变化的社会结构之间的摩擦所致。纯粹从经济和效率角度出发的全球化产业再造，引导资本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而由国家、政治、文化、习俗、教育等慢变量推动的社会结构，却无法像资本那样迅速跟随变化，这种张力产生了不平衡，并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这样一种破坏性的方式来进行消弭。

   在这样的背景下，被《经济学人》评为全球五大管理学家的大前研一，就凸显出深刻的现实启发意义，重读大前研一，或许会帮助我们找到走出困境的思考方法。

M型社会的危机与商机

    作为亚洲少有的获得世界声誉的大师级战略专家，大前研一在互联网初兴之时，就在其所著《无边界的世界》中预言：由传统经济、全球化、信息经济、倍增的资本市场构成的四类经济形态相互影响，将支配未来世界的发展，在这种无边界的世界里，将会产生一些获得基因变异、类似于电影中“哥斯拉”怪物的新型公司，它们体态庞大却不臃肿，成长迅速且体质强健，它们将大量积压传统型公司的生存空间，沃尔玛、宜家以及微软、英特尔等，就是具有了这种变异基因而最终形成统治性力量的公司。

    大前研一可以说是日本管理学者中的另类，和大部分日本管理专家着眼于企业内部运营管理的细节不同，大前研一更多的是从全球坐标中，前瞻性地审视和发现趋势性的变化，并从中辨析企业的战略性机会。但和西方的趋势学家不同，大前研一的研究，视野宏阔，着力甚猛，从宏观的政治、经济、社会，到企业经营的具体经营模式，无不在他的观照之中。他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泡沫破裂之后的徘徊，和日本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的停滞不前痛心疾首，因此在他的书中不乏对日本政府、企业“怒其不争”的尖锐。

    在《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中，大前研一把研究的手术刀深入到日本社会内部，在他看来，由于经济形态的变化以及政府政策上的失误，传统的由中产阶级构成的橄榄型社会正在快速裂变为两头大中间小的“M型社会”，即一部分中产阶级能够适应变化，进入富裕阶层，而更多的中产阶级则被变化所抛弃，沉入中下阶层。这种社会结构上的变化不但给政府管理提出了新的议题，而且给企业经营带来了新的危机和商机，只有适应这种变化的公司才有机会在未来获得发展，传统的适应中产阶层而形成的业务模式和经营战略，必须适应这种社会结构新形态，在“奢侈化”或“大众化”中做出选择。

    大前研一提出“M型社会”的概念之后，获得了广泛反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套用“M型社会”的分析模式，认为自己的国家和地区也在“M”化，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则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已经形成“M型社会”，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则使这种趋势进一步扩大。

社会结构裂变孕育机遇

    在实施改革开放政策30年之后，中国是否也正在走向“M型社会”？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已经被大幅拉开。身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却又身兼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之一，就是显明的例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还有高达数亿的中国人处于从温饱向小康的过渡阶段。由于资本市场的动荡和房价的飞涨，一些评论认为刚刚兴起的中国中产阶层受到了抑制。

    从一个长周期看，由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由公司管理人员、高端服务人员、公务人员、专业技能人员构成的中产阶层还在不断壮大的过程中，这是由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和日本等发达经济体处于后富裕阶段所产生的问题具有根本性不同，由此带来的一些商品的需求在总量上还处于持续扩大过程中。

    但是经济总量增长并不能降低企业经营上的压力，相反，经济结构上的调整让不少企业走入经营困境，甚至难以为继。如从出口驱动向内需驱动转变，从事订单生产的出口型企业很少能实现成功转型；需求结构的多样化让习惯于粗放经营的企业找不到感觉，曾经的规模战、价格战、广告战、概念战等竞争利器在逐渐普及之后，也日渐锈蚀。

    所以从大前研一的《M型社会》中能够得到的更大的收获和启示或许在于，企业战略家们应该明白，对于企业长期战略的构建，需透过光怪陆离的产业表层，从社会结构的变动中发现长期趋势中孕育的战略机会，这才是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点。

从价值实现到价值持续

     自动化、信息化、数字化技术的发展降低了传统加工制造环节的难度，这就是形成“微笑曲线”的原因，也使得基于“规模-价格”的竞争模式威力大减。与之相对，建立在基于消费群体效应的竞争壁垒变得更加有效。

    分析新经济条件下的赢家，可以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比如它们都有非常鲜明突出的价值内核，这个价值内核可能是基于核心技术，如微软，也可能是基于品牌，如耐克；同时还具有把价值传递到更大范围的方便高效的通道。鲜明独特的价值使其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依然散发出独特的光芒，方便高效的通道使其价值能够更多地转化为实际收益，并有实力进一步投入核心价值的维护，形成良性循环。

     如果说基于核心技术的价值创造来源于持续的技术投入，在建立品牌价值以及围绕品牌形成业务模式上，则更多的是建立在企业对社会结构的理解上。传统上，企业把品牌仅仅作为表征企业产品质量和特色的一种承诺，而真正的品牌价值，实际上发挥的是对目标消费群体的组织和引导，具体的产品只是传递品牌价值的一个道具。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建立在社会价值之上的品牌价值具有自我强化功能，从而形成先发优势和竞争壁垒。

     具有倍增效应的资本市场的作用则在于，可以让一些有价值但规模尚小的公司通过整合资源获得快速成长，因为资本定价不但要看公司的赢利，更要看公司的成长前景，对于高速发展的公司来说，通过资本市场的价值显化，实际上是把未来的能量注入到了公司现在的肌体上，这使得公司在小的时候就可以同样规模的公司进行更大的操作，产业和资本的互相强化，是公司高成长的增长动力。

     概括而言，企业要挣脱在低价值环节挣扎的困境，就需要有更深入的洞察力，在社会变革中发现具有可组织性的社会群体特征，对接或建立具有稀缺性和自强化特征的资源，形成业务模式，通过资本市场的助力获得领先的竞争优势，沿着价值发现到价值实现和价值维持的路径，找寻企业发展的商机。

 大前研一：
麻省理工学院博士。曾任麦肯锡日本分公司董事长，兼任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顾问。1996年起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现任创业者商学院校长、一新塾校长。2005年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选为“全球五位管理大师”之一，被称为“日本战略之父”。
著有《战略家的思想》、《无国界的世界》、《三位一体的力量：环球竞争将要到来的形态》、《超越国界》，《看不见的新大陆》等。
大前研一的观点尖锐而富有争议，近几年他潜心研究亚洲经济，著书100多部，其中关于中国的三部著作都在海外管理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成为全球研究亚洲经济最有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作者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领导力研究中心研究员）

产业链整合，看起来很美

由于所经营业务增长空间有限，或者受到上下游的挤压利润稀薄，打通上下游产业链，通过产业整合形成竞争优势成为一些企业所追捧的战略选择。通过对产业上下游的完全控制谋取稳定的收益，看起来很美，但实际做起来会遭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最值得反思的案例就是德隆帝国的坍塌，德隆在产业层面上也是做产业链整合，但是在整合还没有最终形成优势之前，对投入的越来越大的需求把德隆导向了违规金融操作的泥潭。其他走产业链整合战略导致公司经营陷入困境的也不在少数，不但没有建立起理想中的帝国，连原来起家的根据地都给丢失了。

所以产业链整合可能遭遇到的第一层风险就是，由于最后形成优势的周期比较长，在整个战略周期内难免会遭遇到资本市场的扩张和收缩，如果企业没有非常强的盈利业务的支撑，就可能在战略合围之前被金融动荡冲垮。

第二，产业链整合战略需要在一个非常长的周期内来考察业务空间，一般来说，这个空间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产业资源，都应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每一个产业的需求结构里面，往往都会有一个或者机构相对变动比较小的细分空间，这个空间是比较理想的建立纵向一体化业务模式的地盘。而在变动非常强烈，而且变动的驱动因素来自于企业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的市场里面，所谓的产业链整合只能让企业自缚手脚，随着产业震荡而手忙脚乱。所以从应对市场变化的角度，一体化的产业链是否能够形成优势，需要根据具体的市场形态进行分析。

第三，一体化的产业链是以管理驱动代替市场驱动，从优势上说，可以产生一定的协同效应，但是由于在体系内部形成关联交易，外部的市场压力可能无法渗透到庞大的机体内部，从而形成惰性，降低整个体系的活力和效率。

从增强企业在整个产业的话语权和支配力的角度考虑，产业链整合只是其中的选择之一，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提高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而不一定是把投资分配到各个角落。

就是说，企业进行产业链整合，要有在更大的空间和更长的时间上的洞察力，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和路径，最忌讳的是只是根据一个时期内的产业竞争和利润分布状况就盲目的实施产业整合，并且把希望只是寄托在能够顺利完成之后的美妙前景里面，而忽略过程中的风险控制。

太子奶困境无须归罪于对赌

太子奶是国内较早开发乳酸菌牛奶饮料的厂商，早年从湖南株洲一家牛奶厂起步，依靠一些独特或者说非常规的手段曾获得比较快的成长，印象中在2003年曾被《中国企业家》评为成长型企业代表的“21成长之星”，其时蒙牛通过几年的高速成长已经成为了奶业中的鲶鱼，开始带动整个产业进入一个高速成长期（当然这种高成长也为今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埋下了祸根），而乳酸菌饮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边缘产品，只是少数企业做为主要业务，太子奶是其中之一。

其时和董事长李途纯及太子奶的一些管理者有过短暂的接触，也参观其在北京密云的工厂，给我的感觉是，李是一个志向比较高的企业家，这种志向表现在李自视非常高，不但给太子奶的未来规划了一个非常宏大的蓝图，而且李认为自己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上都拥有了领先的水平，包括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李途纯的介绍中包括他所写关于管理经营的理论著作。但是参观过太子奶工厂之后会感觉他所说言过其实，但可能更会让人吃惊的是，李对这种言过其实并不掩饰，甚至认为这是自己能够取得跳跃式成功的一种独门绝技，在管理上，其实我们称之为“炫耀性社会资本”，就是通过夸大自己所拥有的潜在资源，来吸引更多的资源投入，从而最终从虚到实，取得真正的成功。

现在我们都知道雷曼兄弟的破产源于过高的杠杆利用，其实不只在金融领域，在企业经营中也有很多杠杆可以利用。李途纯也是一个在管理上相对使用杠杆比率比较高的经营者，比如曾经曝光过的在企业规模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中央电视台拿标王，以及上面所说对“炫耀性社会资本”的利用，都可以认为太子奶是一个经营杠杆比较高的企业。这种经营策略在市场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可以获得更高速度的成长，但是一旦外部环境恶化，也更容易被击倒。

很不幸在太子奶发展的关键时刻，行业内遭遇到了三聚氰胺事件这种全行业危机，而资本市场上遭遇到了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这两个危机即使只遇到一个，都可能给处在半空中的太子奶以重大冲击，双向夹击其烈度自然更甚。

所以太子奶出问题，是自己的问题，无需归罪于对赌协议。对赌协议只是在投资双方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一种定价方案，特别是对于成长期企业的投资，对于投资者来说，对被投资方的经营状况还无法做到准确定价，但被投资方往往以未来成长的高预期要求比较高的定价，那么，既然你自己对自己的企业有信心，认为企业能够取得更高的成长，我们就来“赌”一下，如果未来发展证明你说的是对的，就可以按照你的要求给你高定价，否则就执行另外一个价格。梦牛在引进外部投资者的时候也接受了“对赌协议”，事实上证明蒙牛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所以站在投资方的角度，采用“对赌协议”可以防止被投资者的道德和能力风险。“对赌协议”可能称为陷阱的地方，是制订对赌的一方可以通过一定的措施影响到另一方实施自己的条款，比如对赌是以股价的高低为条件，但一方其实可以通过故意的打压或拉升影响股价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化，另一方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下对赌协议，这就构成了陷阱。

盖茨退休与金融危机

     对于这次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的溯源上，我比较认同林毅夫的观点，即为了防止网络泡沫破灭带来的经济衰退，美国通过大幅度降息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所谓华尔街的贪婪都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被激发出来。过剩的流动性通过FDI以及风险投资、股权投资等各种方式向全球释放，刺激了过渡投资和消费，从而逐步拉高了具有相对稀缺性的大宗商品价格，而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制造业对商品价格的抑制作用在这时候也恰好进入拐点，从而引起通货膨胀，然后引起货币政策的紧缩，成本的提高导致整个金融链条首先在次贷这个承受力最低的环节被撕裂，然后导致整个金融系统信用的萎缩，从而引起金融体系从流动性过剩转向流动性冻结，从而引起金融海啸。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体系中，各个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一直是既合作又博弈，上面握手，下面使绊，既要融入全球化，又都想在全球化体系中确立一个比较好的位置。几大经济体之间就像地质之间的几大板块，地质的板块运动摩擦导致地震和海啸的发生。经济上也同样如此，正是不同板块之间的摩擦冲撞，才导致了金融海啸的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网络泡沫破裂又只是一个派生因素，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一体化的世界经济秩序其实是建立在几个分裂动荡的非一体化的板块之上，当地基发生了错位的时候，上面自然就会剧烈动荡。

那么盖茨的退休与金融危机有什么关系呢？盖茨实际上是美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新生代财富的代表，正是微软、英特尔为代表的硅谷经济的崛起，使得美国经济从70年代末的颓势中得以翻身，重新执世界经济之牛耳。尽管自网络经济破灭之后微软的雄风就已经不在，但盖茨今年在50岁的年龄上退休，仍然有非常强的象征意义，代表着自上个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信息经济革命已经走到了它的衰退期。而在信息经济的上升期，全球经济都被信息经济浪潮拉动着向前奔跑，美国作为领头羊跑在前头，自然无需通过制造板块摩擦来维持自己的地位，其他经济体也只有紧紧跟随才能不落伍。我们可以想象的情景是，美国这个火车头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但是其他跟随其后的板块由于惯性还在向前冲。美国在大方向失去之后又急病乱投医，以低利率刺激房地产和其他金融衍生品来吸纳其他板块冲击的惯性，结果就给顶出了一个脓包。所以逻辑上就是，盖茨从财富的顶峰走下来，意味着美国信息经济的低潮，信息经济的低潮使得美国经济失去大方向，没有大方向了就乱穿乱动，经过这几年的延迟，盖茨退休了，金融危机也发生了。

现在各国央行联手救市，说明各个国家意识到如果这个时候不联手的话，整个全球经济秩序一旦崩溃，大家都一块完蛋，所以暂时搁置矛盾，一致行动，就是说，目前来看，信用裂缝暂时在国家层面上给堵住了，然后以这个界面为支撑，愈合金融体系之间的信用。如果整个银行体系能够被成功挽救，就可以基本建立起金融危机和实体经济之间的防火墙，避免全球经济沉没，而金融系统内部那些派生的机构，能不能生存下来，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但这只是危机时刻的联手，尽管也有条件和争议，但联合应该是主调，但是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可能都要从现在开始考虑一旦危情解除该怎么办的问题，所以欧洲和俄罗斯都在喊要建立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就是为后危机打埋伏。但美国即使在这次危机中遭遇重创，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比如在基础科技上的领先优势，像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等方面，如果它能够在这些技术中启动一项或几项，就有可能重新在知识经济中执掌牛耳，即使信息技术也只是暂时遇到一个发展的瓶颈，可挖掘的深度也可能让其进入新的生命周期。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处理好危机时期的应对措施非常重要，避免金融危机给自身经济带来重大冲击，顺便也收获一些原来做不到的成果（如跟俄罗斯在能源上的合作），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在后危机时代找好战略定位。如何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依然是中国未来很长时期内最重要的战略选择，这可能是中国即使冒着贬值的风险也依然把宝压在美国身上的原因。上万亿美元的美国债券确实可以作为中国的一个“金融核武器”，但引而不发，会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