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培云 南风窗


从反左到反右

回顾人类文明进程，“左”似乎一直是个坏东西。比如说，在中文里，“旁门左道”、“左迁”（降职），“左嗓子”，“左性子”等等，都表明人们对左有着某种程度的恶感。

又比如说，在汉高祖刘邦死后，吕后当权，培植了不少吕姓势力。吕后死了以后，太尉周勃夺取了吕氏的兵权，就在军中对众人说：“拥护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臂），拥护刘氏的左袒。”结果大家都“左袒”。从此，“左袒”便成了见风使舵、偏护一方的代名词。

同样，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西方社会将“左”视为一种反常行为。左似乎是不好的。法文中“sinistre(灾难)”一词即是来自拉丁文“sinister（左手）”。与此相反，人们无一例外地要用右手敬礼、宣誓；英文里的“right”更是“右”、“正确”、“合法”、“权利”、等意义的多位一体。左手是罪恶之手，而右手不仅灵活有力，而且也是高贵的。所以，在西方的教堂绘画中，刺杀者用的是左手，夏娃摘取禁果的手是左手，而耶稣的姿态表明了最后审判青睐右手——他的右手高举，表明自己的选民将进天堂，左手下垂，意味着罪人将被赶到地狱里去。如此一上一下，一右一左，将人类推入善恶的两极。

正是因为右手对左手的压迫，自十七世纪以来欧美一直有着“左手解放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结束“右手的统治”，同样意味着人类在政治观念上一个质的飞跃，意味着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左右共治”。如亚里士多德所预言：“右手的优势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使用右手。一旦我们习惯于使用两只手，我们就有了两只右手。”

然而，就在许多国家开始走向“左右逢源”的时候，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这里的“右”指的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当时的中国进入“左手的统治”？

社会与主义

显然，发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反右斗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左右之争”，而是发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上下之争”。不可否认，1949年的中国的国家解放并没有必然导致中国社会的解放。全能国家体制的过于强大，主要体现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都被政治组织所吞噬。政治作为“众人之事”，因此失去原有之义。

建国之初的中央集权与公有制道路，实际上暗含了国家对社会的两次“没收”或“充公”。其一是经济上的没收，比如“割资本主义尾巴”；其二是知识上的没收，这就是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当公有制异化为对民众精神与肉体双双充公的一种国家体制，而社会主义同样表现为“有主义无社会”，或者“主义压倒社会”。

毛泽东曾经说，“我们提倡百家争鸣……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当百家争鸣沦为“两家争鸣”，这种主义上的“两极分化”，本质上说是将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或者知识一分为二，使之裂变为两个截然对立的主义。主义代替知识的结果必然是主义君临一切，并且直接导致“知识被主义所奴役”，导致整个社会知识体系的崩溃与丧失，从而进入一种“无知无识的状态”。或者说，进入一种国家有行动力，而社会无判断力的危险之境。

有人说，反右派斗争就是依靠知识分子中间的左派力量，起来革那些除左派以外的知识分子的命，最后的结果是“没有一个胜利者”。应该说，从表面上看，反右斗争的发起的确像是“左派清算右派”，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如果只是一个社会内部的观点纷争，绝不可能在中国思想史与社会史上酿成这样一场反智的灾难。正是因为看到国家力量的介入，我们称“反右斗争”不是“左右之争”，而是“上下之争”，它突破了左右共谋社会福利与思想自由的底线，“反右斗争”的结果是主义对知识的流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对生机勃勃的社会的清算，是政府在继资本之后对知识的没收。其结果是，社会丧失了产生“资本家”与“知本家”的土壤，甚至连最日常的思维体操都开始销声匿迹。

幸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逐渐迎来了自己的解放。在经济改革的直接影响下，社会力量一点点复苏。不可否认，从国家体制中一点一滴地谋求社会解放，是中国近三十年来获得飞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左右之间虽然时有争论，但是，时至今日，无论是右派的“反左”，还是左派的“反右”，人们渐渐达成一个共同的底线，即知识必须为社会享有。思想者当为世所用，然而他不必“按需思考”。从这方面说，中国自九十年代以来出现的左右之争，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个表征，它表明中国社会渐渐具有了西方开放的市场政治中的舆情雏形。显而易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争论，对于公民社会的培育来说，是件有希望的好事情。

失衡的思想

极左与极右，都可能导致“堪萨斯暴乱”。“堪萨斯暴乱”源于影片《幸运数字》里的一句经典台词——“所谓‘堪萨斯暴乱’就是当所有人向右走时，你向左走。”

相同的逻辑，当所有人向左走时，向右走的你同样会被汹涌的人流踩踏。即使方向一致，卷入人群者同样可能因为身不由己而成为没有恶意的踩踏者，并且最终迷失自己的方向。极左与极右所导致的悲剧，就是无数人“同去同去”，他们无不朝着一个方向走，最后都在一个方向中失去了方向。个体的命运，在万众一心（方向）的洪流从此湮没无闻。

有人说，自启蒙运动以来，法国人向这个世界输出的多是包含着危险基因的思想，比如青年时代在法国被法国共产党的《人道报》培养出来的波尔布特，最终在柬埔寨制造了血流成河的人间地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论定《人道报》及其宣扬的共产主义应该对此负责。法国生产思想，但不只是生产一种思想。法国有法国大革命，也有雨果，有萨特，也有阿隆。事实上，法国并不缺乏极端的思想，重要的是，在这里各种观点可以充分表达，所以，法国的自由制度从来没有因为豢养“一个主义”而遭受灭顶之害。在2006年底的民意调查中，法国极右翼势力获得超过四分之一的支持率，但是，没有人相信，今天的法国人真的会将自己的政治命运交付给那个为纳粹跑龙套的勒庞。

显然，共产主义思潮流播到柬埔寨，并且导致“南橘北枳”、“西风东疯”的危局，完全是因为在柬埔寨本土并没有与之平衡的主义。从这方面说，每个人都能自由思想与表达，是避免一个主义践踏整个社会的唯一可靠手段。

如上所述，在英文中，“right”至少具有“权利”这一含义，应该说，一个公民无论是信奉左派还是右派，抑或中间派，这都是个体可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在此意义上，我们说，反右斗争所反对的正是公民自由思考的权利。或者说，反右(right)就是反权利(right)。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政府应该成为左右的调节者，而非上下调节者。政府不应与民争利，同样不可与民争思想。

对立与自由

人，这充满悖论的生物！在大地上生活与行走，见证了许多看似对立的关系。比如说早期的人类，站起立起来行走，头顶上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这里便有了“上下”这组关系。在具体的行走过程中，会有前进和后退，如果只知道向前走，不知道转弯，不知道退步，一个人即使体力再好，恐怕也不能到达自己的目的地。同样，说到转弯，便有向左转，还是向右转的问题，其所涉及的便是“左右”关系。

然而，如果我们稍有一点头脑，能够抱持一点美好的愿望，都不难发现，这里的上与下，前与后，左与右，并非水火不容。显然，对于一个人来说，无论他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蹲下抑或跃起，无论方向如何改变，怎样位移，所有“对立”都会回到“统一”的层面，统一到人的层面。或者说，在所有运动之中，坚守人的价值是最后的底线。

所以说，“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正因为有这些对立的元素，我们才不至于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可以拥有改造社会的自由。同样的道理，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近日，一场别出心裁的社会运动使巴黎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一个名叫奥古斯丁·勒格朗的年轻演员，为了让法国政府重视流浪汉问题，从去年12月16日起开始在巴黎圣马丹运河河畔发放帐篷，供无家可归者居住。帐篷运动很快得到了社会的响应，不少巴黎市民自愿在这些帐篷里过夜，呼吁政府为街头的流浪汉提供住所。

和法国许多热心公益事业的演艺界人士一样，勒格朗同时是慈善组织“堂吉诃德的孩子们”的发起者。笔者在网上看到人们这样评价这个组织：“如果说堂吉诃德挑战的是风车，那么堂吉诃德的孩子们挑战的则是这些帐篷，挑战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

显然，和堂吉诃德相比，这些孩子们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帐篷运动”的快速蔓延给德维尔潘政府不小压力，表示应该有所作为。2007年法国呼声最高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美女政治家”罗亚尔和“政坛齐达内”萨尔科齐也纷纷对流浪汉权益表示关注。

在冬日凛冽的寒风中支起几百顶暖色的帐篷，当说是近年来法国社会运动中的壮丽一景。显而易见，这种滴水穿石的成长同样体现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中。关于这一点，连日来人们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可抗辩居住权”的设立。一夜之间，许多法国人恍然大悟，穷人没有房子住，原来可以靠政府———因为人生而勤劳，没有贫穷的民众，只有贫穷的政治。

2007年新年伊始，法国人民运动联盟（UMP）籍议员乔治·费莱克提出一项旨在“确立对抗性住房权”的法案，试图将底层民众的居无定所纳入到法律柜架下解决。2003年以来，该议员团结了左右两派人士，组成了“议会流浪汉问题研究团”。在该法案中费莱克建议，“凡是符合法律条件的每一个个人，都有权通过本人所居住的市镇政府，从国家那里获得能满足其个人和家庭生活需要的住房。”

1月17日，法国政府部长会议顺利通过了“可抗辩居住权”法案，该法案规定，政府应满足低收入者、无家可归者等人士对由政府补贴的社会住房的需要。从2008年12月1日起，在住房申请无满意答复时，5类住房困难户可向主管部门要求解决住房问题，如得不到解决，可向行政法院提起诉讼。从2012年1月1日起，“可抗辩居住权”将向更多人开放，以实现人人有房住。

古猿落地而居已有数百万年，然而，在这广袤的土地上，人类至今未能妥善解决居住问题，这对于人类这一高智商的物种及其所发明的政府这个工具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耻辱。正因为此，像卢梭那样迎风流泪的政论家不得不时常怀想远古“猿猿住得起别树”的黄金时代。

法国将住房权设定为可抗辩性权利，这意味着无房者可以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住房权，既是锻炼“权小责大”的“最好的政府”，同样也为底层社会的自我救济提供更好的思路。

值得注意的是，实施一项收获民心的工程，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获得更多权力。正因为此，代表有房者利益的全法不动产东主联盟在对法国最高权力机构把“居者有其屋”作为目标表示高兴的同时，同样警告政府，东主联盟虽然不反对可抗辩原则，但是坚决反对附加措施，如征收空房或种种冻结措施（如房租、驱逐房客、回收住房等等），否则，出租房者将放弃出租或促使他们干脆出售房屋。

理解这一点十分重要。政府在具体施政过程中，应该尽一切可能谋求社会进步与繁荣的增量，而不是简单地通过将一方既有权利转移到另一方了事。无疑，这种“拆东墙补西墙”式的政绩主义会受到一个开放、多元的社会的抵制。任何国家，若要取得持久的繁荣，就必须摒弃“东边日出西边雨”式的移情与浪漫，以便让所有民众都能拥有权利，正如每个人都应该生活在阳光照耀之下。

□熊培云（北京学者）

读书三昧 读书三昧的博客


最坦率的表白 兼任六国宰相的苏秦衣锦还乡了。他的车辆箱笼，满载着诸侯各国送来的金银财宝，像国王一样富有。苏秦到家后，曾经瞧不起他的兄弟妻嫂对他低头不敢仰视，捧着饭案跪下请苏秦食用。苏秦笑着对嫂子说：“你为什么以前对我那么傲慢而现在却这样恭敬呢？” 嫂子斜行上前跪下，叩头表示歉意说：“现在二弟官高财多。”



最客观的比较 晋武帝司马炎和侍御史胡威闲谈，司马炎赞叹曾任荆州刺史的胡威的父亲胡质为政清正，问胡威说：“你与你父亲相比，谁更清正？” 胡威说：“我不如我父亲。” 司马炎又问：“你父亲哪些地方胜过你？” 胡威说：“我父亲生怕别人知道他清正，而我却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清正，这就是我远不及我父亲的关键所在。”



最善意的劝告 武则天曾下令禁止天下屠宰及捕捉鱼虾。左拾遗张德生了个男孩，偷偷杀羊请同事来家庆贺。杜肃在席间悄悄藏了一块羊肉向武则天告密。第二天临朝，武则天对张德说：“听说你生个男孩，我很为你高兴。”接着问：“请客的羊肉从哪里来的？” 张德忙叩头认罪。武则天说：“我的决策正确否还难以预料，然而，你请客也要选择一下对象。”



最独到的特长 公孙龙在越国时，曾对他的弟子们说：“没有特长的人，我一概不收他们做弟子。”一天，有个身穿粗布破衣的人来见公孙龙说：“我嗓门很高。” 公孙龙问他的弟子们：“你们有嗓门比他高的吗？” 弟子们说没有。公孙龙说：“那我就收他为弟子。”几天以后，公孙龙要渡河，那个嗓门高的弟子只喊一声，对岸的船就划过来了。



最远见的忧虑 智伯要攻打卫国，便先送给卫国国君骏马四百匹、白玉一块。卫君很高兴，群臣都来祝贺，惟有南文子面带愁容地说：“无功而受到赏赐，没有贡献而受到礼遇，很不正常。四百匹好马、一块白玉，这样的厚礼应该是弱国送给强国的，而现在正相反。我们应慎重对待这件事。” 智伯听说后，知道卫国有了预防，就打消了攻打卫国的念头。



最超前的决定 高缭在晏子手下做事从未出现过差错，晏子却要把他赶走。左右的人感到奇怪，劝晏子说：“高缭在你这办事三年了，你没给过他任何好处，现在又要赶他走，这合于情理吗？”晏子说：“我是一个无能的人，靠大家的帮助，大胆指出我的不足，我才能把事情办好，可是高缭给我办事三年，却从没说出我的过失，所以我要赶走他。”



最厉害的气话 唐大将郭子仪的儿子郭暖和妻子升平公主有一次吵架，郭暖骂升平公主说：“你倚仗你父亲当皇帝就觉得了不起吗？我父亲还不愿当皇帝呢！” 公主气得向唐代宗告状。代宗说：“你有所不知，你公爹确实不愿做皇帝。要不然，唐代天下就姓郭了。”郭子仪听说后，把郭暖捆起来让他向代宗认罪。代宗说：“这是小两口打架的气话。”一笑了之。



　　最幼稚的询问 唐懿宗时，陕西观察使崔荛沉溺于玩物歌酒，不理政事。老百姓到府衙诉说旱情，崔荛指着院子里的树不以为然地说：“此树尚且有叶，旱情从哪里来？”还把老百姓痛打了一顿。这一来把老百姓激怒了，他们联合起来把崔荛赶跑了。崔荛饥饿难忍到老百姓家讨水，老百姓便给他尿喝。



最别致的酒宴 苏章在汉顺帝时做翼州刺史。他的门生在清河任太守。有一次，苏章来到清河检查下属政绩，发现了这个太守的一些不法行为。苏章把清河太守请来，专门为他摆上酒宴。清河太守悬着的心才放下来，说：“我有两个青天！” 苏章说：“我今天请你喝酒，是咱们的私情；明天我作为刺史审查你的问题，那是公事。”第二天，查处了他这个门生。



最明智的推理 王禹偁为李继迁写了《李继迁制》，李继迁送五十匹马给王禹偁作为报酬，王禹偁没接受。到王禹偁出任滁州刺史时，福建人郑褒步行前来见他，王禹偁爱他儒雅，便买了一匹马送他。有人向宋太宗举报说王禹偁买马少付别人钱。太宗说：“他能够不接受李继迁五十匹马，难道会少付一匹马的钱吗？”



最无形的力量 李师古是唐中期的重臣，他虽然飞扬跋扈，但听说杜黄裳担任宰相也感到不安，不敢失于礼节，便派人送去价值百万的钱财，送礼的人不敢进门，就在门口等待机会。这时候有人乘轿出来，跟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婢女。送礼的人向前问：“轿子里是谁？” 婢女答：“ 宰相夫人。” 送礼的人把这个情况报告给李师古，李师古于是打消了送礼的念头。



最合算的狠心 范仲淹任宰相期间，察看各路官员花名册，见到不称职的，发现一个免一个，按照次序用笔勾去名字。枢密副使富弼对范仲淹说：“您这样大笔一勾，岂不是要使他那一家人悲伤痛苦的呀！” 范仲淹说：“他一家人哭，总比一路人家哭要好吧！”于是，将那些不称职的官员全部罢免。

谢轶群/文

沉寂6年之后，随着出面替一位成都女艺人打官司和《南方周末》、《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两篇重头访谈，王朔再次醒目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当年那个“躲避崇高”、辱弄一切、口无遮拦的“侃爷”，如今已虚岁五十。

“归来”的王朔并未改变其一贯的言说风格，他依然犀利、刻薄、目空一切。在访谈中，他直称张艺谋的《英雄》是取媚强权，《满城尽带黄金甲》是烂片；余秋雨成天扮演名士，也就一个蒙中学生的《百家讲坛》水平；张承志和王彬彬在生活中一样很庸俗；“80后”作家还处在打群架的阶段，没有立得住的作品等等。当然，可能是到了知天命之年，在嬉笑怒骂之中，他还是多了一份广博和沉厚的力度，在论及文化、人生、社会和体制问题时不断有甘苦之言和慧眼洞见。

做为20世纪后期红极一时的人物，王朔的意义是他不仅以其小说和影视作品在商业文化大潮初兴时起了“领军”的作用，而且在于他经常表现出的矛盾、摇摆的文化姿态，后者使他有了超出“大众文化明星”的更多内涵。

早有人指出，王朔有一种“知识分子情结”，或曰“精英情结”：王朔青少年时在文革中未受过系统教育，在学校也不是被老师喜欢的好学生，后来当兵，退伍后在国企供职。因为文化程度不高，从事文艺创作以来一直感受着知识分子的轻蔑和威压，时而委屈愤怒时而又自惭形秽。因为文化地位原本低下，一直在底层奋力挣扎，等到功成名就，不免有“出了一口鸟气”的痛快——我没读过书，不照样比你们强得多吗？于是其作品和言论中便常以挖苦嘲讽知识分子为乐事。在他的小说中，知识分子往往被塑造成可笑的小丑角色；而他一句“我坚信一句话：高贵者最愚蠢，低贱者最聪明”更深深刺痛了一些人，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便认为王朔的心态积淀了中国20世纪后半期几十年来的政治风云。

然而王朔又不是文化上的小人得志之徒。他一边走大众文化市场路线大赚其钱，一边尽情挖苦调侃知识分子的卑琐和虚伪，同时又对精英文化表现出向往和敬畏，在内心深处把在其中有一个坐席做为荣光和梦想——他可以口沫横飞地把金庸说得一文不值，却在批鲁迅时把《我看鲁迅》一文写得结结巴巴，明显内心发虚、底气不足；而对《红楼梦》这样的万世经典，他从不敢有丝毫放肆，还不止一次宣称要写一本“当代《红楼梦》”。更有意思的是，王朔在其美国游记《相比之下，我显得粗鄙》一文写道：“……我手头还握有一个斯坦福大学的邀请，我结果没好意思去大学，我觉得我也不配。”从上下文语气看，这决不是他擅长的反讽，而是他的真心话。

一面对精英文化嘲笑鄙视，一面又尊崇有加，王朔的这种心态可以理解为他做为一个文化资本贫乏的人在追求文学的道路上受到“圈内高层”伤害之后的表现：他热爱文学，自负有过人的文学才华，却被文学圈看成“没知识”分子，即便成名后照样被精英们划到大众文化的范围加以小视，因此对知识文化又爱又恨、又鄙又畏。在历年谈及精英文化及其成员的言论中，王朔屡屡一副“我是你爸爸”的张狂，同时又把这种张狂放在“千万别把我当人”的前提下；一边一副“无畏”的架势，一边又声明这份无畏是因“无知”，这尽显一个来自文化底层、根基薄弱的文化名人的微妙心理。

这次“归来”，年近五旬的王朔似乎依然在这个问题上耿耿于怀，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众生平等这是一切价值观的前提”，“我没说我是精英人家是傻子，其实大家都是傻子，谁也不比谁明白什么”，“他们说的那种精英我一个没见着，大家都是普通人，你可能比别人多一点知识，这不够变成神或者人杰……”精英文化和知识分子，已是风光无限的王朔心里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越是做出轻蔑鄙夷或满不在乎的姿态，越是表明了这种情结的深固。而正是这种矛盾龃龉，和他时常表现出的批判精神一起，丰富了王朔的内涵，一个既无法用“精英作家”称之也不能以“大众文化明星”命名的王朔醒目地伫立在我们面前，我们对他该是不解、同情还是敬重？

傅国涌
1919年以后，蒋梦麟主持北大达17年之久，北大之所以能成为一所现代性的大学，与他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

这位出生在浙江余姚一个小村庄的教育家，从少年时代起所接受的大部分都是西式教育，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及上海、余姚的教会学校求学，进入浙江高等学堂时他已能够读英文原版的世界史。1903年，他19岁那年考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在急剧变动的大时代，在新与旧、中学与西学、维新与革命之间，他“尚未成熟的心灵”终于看清楚了——“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他考取官费留美资格，留美近十年，成为杜威的学生，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之初，蒋梦麟曾办过《新教育》月刊，提倡新的教育思想，强调教育要按照学生的要求设计，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仅仅六个月发行量就达到一万份。由于这个刊物与北大师生“知识上的密切关系”， 1919年初，他被聘为北大教育系教授。

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后，蔡元培离京南下。 7月23日，蒋梦麟受蔡先生托付代理北大校务，这时他不过三十出头。在北大学生欢迎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有关他办学思想的演说。他指出：国家民族的地位是由历代文化积聚起来的，不是朝夕所能成。“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的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这些观点成为蒋梦麟以后一直遵循的办学方针。

除了三度代行校长职权，蒋梦麟长期担任北大总务长，主持日常事务，是蔡元培治校的得力助手，他们共同把北大引上了现代大学的轨道。在他们主持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以及无畏地追求真理”成为北大的三项治校准则。同时，他还认为学生自治会应该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 他在1923年写的《北大之精神》一文中把北大精神概括为两点，一是大度包容，二是思想自由。

他代理校长期间，也就是“五四”以后的七年，面对连绵不断的军阀混战，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而且始终为经费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高度负责的精神，没有勇挑重担的态度，要在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的年头，要使北大能始终稳步发展是难以想象的。“为着本校的维持，我仍旧愿负这责任，虽生死以之可也。”就是他当年对全体教师说的话，他的道德威望、他的人格风范虽然无法与蔡元培相比，但他是一个有担当、能负责的人，一个做事的人。他曾感叹：那时当大学校长真伤透脑筋。政府只有偶然发点经费，往往一欠就是一两年。学生要求更多的行动自由，政府则要求维持秩序，严守纪律。出了事，不论在校内校外，校长都得负责。发生游行、示威时，大家马上找到校长，不是要他阻止这一边，就是要他帮助那一边。日夜奔忙的唯一报酬，就是他两鬓迅速增加的白发。这些感慨，无疑是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期间的切身体会。

作为职业教育家，他对无休止的罢课很不以为然。1920年5月4日，他曾和胡适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态度很明白。他们表示学生运动是变态的社会国家里，政府太腐败卑劣，又缺乏正式的纠正机关所致。但他们认为单靠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希望学生注重学问的生活、团体的生活、社会服务的生活。一句话，就是希望学生以学业为重。

1926年，北京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北大有三位学生惨遭杀戮，蒋梦麟悲愤欲绝。3月24日，他在北大全体师生参加的追悼大会上沉痛地说：“在我代理校长任内，学生举行爱国运动，不幸有此次之大牺牲，李、黄、张三生之死，就其各人之家庭言，均损失一贤子孙，其家属接此种凶耗，不知如何痛心；就国家社会言，损失如许求专门知识之良好学生，此种学生之培植，由小学而大学，殊不易易，将来即少如许有用之材；就同学方面言，大家亦损失许多互相切磋琢磨之朋友。任就一方面言之，均损失不小。我任校长，使人家之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材，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 说到这里他“潸然泪下”。接着，他对政府的暴行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处此人权旁落，豺狼当道之时，民众与政府相搏，不啻与虎狼相斗，终必为虎狼所噬。古人谓苛政猛于虎，有慨乎其言矣！”话未说完，他“不禁放声大哭，台下致祭者亦有相对痛哭者，一时全场顿成惨淡悲哀景象。”

3月26日，他发出布告：“本校定本月30日开学，因此次同学惨死，开学后停课一星期，以志哀悼。”

这是一贯不赞成学生从事政治活动的校长，面对政府杀害自己学生时的态度，有了这些真实、生动的历史记录，我想其他的话都是多余的了。

1930年12月，蒋梦麟正式出任北大校长。他延聘大批留学生来校任教，并按照美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对旧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教授专任，推行学分制，要求毕业生撰写论文并授予学位，追求高等教育的正规化，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口号。在他领导下，30年代的北大，教学科研水平都有明显提高。

这一时期正是民族危亡之秋，作为校长他不仅要忙于校务，还要花很多时间、精力应付日本方面的骚扰。“九一八”事变后，日寇步步进逼，迅速向长城以内推进，占领河北北部，成立所谓的“自治政府”，并鼓吹推行华北“自治”。在这一紧急关头，北大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明誓死反对所谓的华北“自治运动”，他也是签名者之一，甚至差一点被劫持到大连去。宋哲元派人劝他离开北平，但他坚持留在北大负起自己的责任。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他“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卢沟桥事变后，北大南迁，与清华、南开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后迁往昆明，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组成常委会共同主持校务，历时9年，写下了民族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蒋梦麟回忆：“在动乱时期主持一个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幸靠同仁们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其中当然凝结着他的一份心血、智慧与汗水。

从1919年到1945年，蒋梦麟前后在北大工作了20多年，主持校政17年，在北大校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以他的渊博学识和精明干练，在那黑暗而动荡的乱世中国，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办学，使北大的教学与科研水平稳步上升，这一奇迹是与他的办学思想分不开的。他说在北大任职期间，蔡元培先生有关大学教育的主张和学术自由的原则，他始终谨记在心，遵照执行。晚年他在未完成的《新潮》一书中深情回忆：“著者大半光阴，在北京大学度过，在职之年，但知谨守蔡校长余绪，把学术自由的风气，维持不堕。”

傅国涌

一

列克星敦打响了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枪，惊醒了整个新大陆。1775年6月15日，在各州代表参与的第二届大陆会议上，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总司令的提名获全票通过。第二天，大会正式向他本人宣布了这一历史性的任命。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44岁的他诚恳地说：“虽然我深知此项任命给了我崇高的荣誉，但我仍深感不安，因为我的能力和军事经验恐怕难以胜任这一要职。鉴于议会的要求，我将承担这一重任，并愿竭尽所能为这一神圣的事业效劳。”（《华盛顿选集》，商务印书馆，1983年，46—47页）不过他拒绝了大陆会议批准给他个人每月500美元的薪饷，他表示“对金钱的考虑是不能促使我牺牲家庭的舒适与幸福来接受这一艰巨的任务的”。（同上，47页）5天后，他一接到大陆会议正式颁发的委任状就动身奔赴疆场。他深知生命无常，甚至想到了战死沙场的可能，所以在出发之前他给亲人留下了遗嘱。

在6月18日写给夫人的告别信中，他无比真挚地说：“亲爱的帕齐，请你相信，这一职位并不是我自己去谋求的。我曾竭尽全力摆脱，不仅是由于我不愿离开你和我们全家，而且由于我也自知，就我的能力而言，的确难以胜任。我在家中同你在一起度过的一月，那种真正的幸福要远远胜过我在异地他乡若干年后始能盼到的遥远的希望。”（同上，47页）在6月19日给朋友的信里，他再次谈到“自己既无能力又无经验，很难担当如此重大的职责”。他能够保证的只是三点：“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忠于职守；廉洁奉公。”（同上，49页）透过这些私人信件，我们可以看出他的谦逊决不是虚伪造作。

华盛顿所统率的部队衣衫褴褛、装备简陋，大部分都是临时招募的，缺乏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他的对手却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1776年圣诞夜的特伦堡一战，华盛顿出其不意、打了一个大胜仗，被誉为“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大陆会议做出一个重大决定：把军事指挥权全权授予华盛顿将军。面对这一巨大的荣誉和权力，他体会更多的是责任，在写给大陆会议的信中，他虔诚地说：“大陆会议把军事职责方面的最高的和几乎无限的权力授予我，我感到无上荣幸。但我决不认为，大陆会议如此信任我，我就可以不履行公民的义务。我时刻牢记一个道理：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一旦自由权利得以确立，就应把它们弃之一旁。”（同上，139页）

大陆会议一度还曾授予他为期60天的非常权力，包括任命准将以下的军官，征用一切军需品，运走或埋藏可能落入敌手并对敌人有用的物资等。华盛顿从来没有被权力冲昏头脑，他始终坚信“刀剑是维护我们自由的不得已的手段”，显示了他人格中最纯洁无私的一面。

二

在胜利即将来临的时刻，华盛顿回首征程，双眼模糊，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在长达6年的漫长岁月里，从未回过自己的家，即使过家门也不入。为了赢得这场战争，他不仅早生了满头白发，眼睛也几乎看不见了。为了赢得这场战争，无数的战友在他的身边倒下去了......

1781年，胜利已成定局，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大陆军已成为新生的美国的中流砥柱，一支最有组织性和富有战斗力的力量，作为总司令的华盛顿战功赫赫，有着世界性的声望，更是美国众望所归的人物，在每一次军内外面临危机的关头，他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个人力量，顺利地化解危机。那是18世纪80年代初，震撼世界的法国大革命还没有发生，英国光荣革命之后长期推行的君主立宪制度给古老的英国带来了繁荣、稳定和自由。美国新大陆上涌动着一股要求君主制的思潮，在失去了世袭制纽带、由移民组成的新大陆上，谁能成为新的君主？手握重兵、打赢了独立战争、拥有巨大威望的华盛顿自然是首选的人物，“打江山、坐江山”何其顺理成章！

率先提出这一建议的就是华盛顿的部将、曾任米夫林堡守备司令的刘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他致信华盛顿，列举军队遭受的种种不公，并把这一切归咎于共和政体，他说：

“那种把我们从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引向胜利的才能，那些得到军队普遍尊重和崇敬的品格，定能引导和指导我们在和平的道路上前进。有的人把专制与君主政体混为一谈，觉得很难把它们分开。因此，我所建议的政体的首脑有一个显然较为温和的称号，但是一旦其他问题都得到解决，我认为很有理由采纳国王的称号。”（同上，239页）

在当时的美国，这并不是刘易斯·尼古拉上校一个人的看法，不少将士都有这样的思想。王袍加身呼之欲出，华盛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抉择。但他立即就作出了决定，写了一封措辞严厉、毫不含糊、不留任何余地的回信：

“我非常以外和吃惊地阅读了你要我深思的意见，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战争中发生的任何变故都没有像你说的军队中存在的那种想法使我更痛苦。我不得不怀着憎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想法，并给予严厉的斥责。”

“我想不出我有哪些举动会鼓励你写这样一封信，我认为这封信包含着可能降到我国头上的更大的危害。如果我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你不可能找到一个比我更讨厌你的计划的人了。......如果你还重视你的国家，关心你自己和子孙后代，或者尊重我的话，你应该从头脑里清除这些想法，并决不要让你或任何其他人传播类似性质的想法。”（同上，239—240页）

在那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华盛顿坚定拒绝了对他的王袍加身。他的态度对美国消除君主制的威胁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既然美国最有威望和实力的人物公开反对君主制，严词拒绝国王的头衔，谁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接受加冕呢？正是他的这一选择为美国成为民主制国家开辟了道路。

三

1783年9月3日，英、美和约签定，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之后，美国最终赢得了独立、自由和尊严。11月2日是星期天，在普林斯顿附近的洛基希尔，华盛顿向追随他征战多年的将士发表了饱含深情的告别演说，“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长时期的分手向他们亲切告别。”他说：“你们在部队中曾是不屈不挠和百战百胜的战士；在社会上，也将不愧为道德高尚和有用的公民。”“平民生活的俭朴、谨慎和勤劳的个人美德与战场上更为壮丽的奋勇、不屈和进取精神同样可贵。”最后他公开表达了自己即将退役、过平民生活的热切愿望，“分离的帘幕不久就要拉下，他将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同上，240、241页）

两天后，当华盛顿乘船离开纽约港时，岸边送别的人流如潮水一般，他眼含热泪，不停地挥动手中的帽子，与8年炮火硝烟中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依依惜别。

12月23日，在安纳波利斯，华盛顿向大陆会议辞去一切公职，亲手交回了大陆军总司令的委任状，正式解甲归田。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匆匆起程，沿着熟悉的波托马克河马不停蹄返回他日夜思念的故乡——弗农山庄。

“戏已经演完了。我不再肩负公职，有如释重负之感。我希望能在余生中为善良的人们做一点事情并专心修身养性。”对华盛顿来说，动荡的戎马生涯已经结束，新的生活开始了。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他决心在乡村田园度过他的后半生，他给远在法国的战友拉法耶特写信，充满了对乡居生活的赞美与自足：

“亲爱的侯爵，我终于成了波托马克河畔一个普通的百姓，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休闲纳凉，看不到军营的喧闹和公务的繁忙。我此时所享受的这种宁静幸福是那些贪婪地追逐功名的军人们，那些日夜图谋策划、不惜灭亡他国以谋私利的政客们，那些时时察言观色以博君王一笑的弄臣们所无法理解的。我企盼能独自漫步，心满意足地走完我的人生旅途，我将知足常乐。”（转引自刘文涛《革命之剑华盛顿》，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242页）

从将军到公民，在他而言再平常不过了，就像当初应召为国服务，义不容辞，这是义务，是责任，也是他作为军人的荣誉感，是他做人的基本原则。一旦胜利降临，戏剧落幕，他就坦然地告别这个舞台，没有一丝的犹豫和留恋。在进和退之间，在显赫的权势和淳朴的平民生活之间，他从来都能找到自己最准确的位置。他是战士、是公民，为国服务是天职，是上帝的召唤，是他对这片大地与生俱来的情怀。对于大陆会议和美国人民给予他的崇高荣誉他始终深怀感激。

四

过平静的乡居生活，是华盛顿在独立战争期间梦寐以求的心愿，在严酷的战争中他无时不在渴望着早日赢得自由，解甲归田，回到芒特弗农去经营自己的庄园。1784年4月4日，他在给拉法耶特夫人的回信中这样描述：

“而今，我已听不到武器的撞击声，看不见营房的繁忙景象。无官一身轻。我现在过着安逸的家庭生活，在自家葡萄架下和无花果树下乘凉。我住在一幢小别墅中，四周放置着农具和羊皮。我只求从容地沿着生命之河顺流而下，直至被葬入我祖先的沉寂的宅第。”（《华盛顿选集》，220页）

他向往田园生活的宁静，不愿炫耀自己的开国功勋，以免背上沽名钓誉的恶名，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一直认为赞美他个人而不写整个独立战争将使他陷入尴尬和不快。与不惜代价疯狂追逐世俗名利的人截然相反的是，他追求另一种境界，他更喜欢精神上的淡泊，所以在自家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的那些日子成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此时，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正是这样的境界使他断然拒绝了王袍加身的巨大诱惑，有史以来，他是第一个打赢了战争就回家的统帅。

华盛顿的私人秘书托拜厄斯·利尔说：“在弗农山庄居住的那段日子可能是华盛顿先生一生中最快乐幸福和无忧无虑的时光了。”（同上，246页）这话也不完全正确，在那段日子里，他非常思念早已离开的少年朋友，并深深怀念已谢世的先人，他的父母、哥哥，心中涌动着难以言说的感情，他梦呓般地写下了：“我亲手栽下的树木迅速成长起来，似乎它们已知道我行将衰老，在我与世人告别之际，要用它们的浓荫为我遮阳蔽日。”（同上，243页）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通过代表向大陆会议提出动议，要求对华盛顿的贡献和牺牲给予补偿。他明确表示，绝不接受任何补偿。他家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议会将波托马克河与詹姆斯河的股份各赠送他一百五十股，他知道此举显示了国家对他的高度评价、爱护与关怀，他如果拒而不受，可能被看作对国家美意的不敬、蔑视，甚至“被误解为蓄意炫耀自己的无私与美德”，经再三斟酌，他最后将全部赠与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如果不是局势的变化，使他再度应召为国服务，这位曾拒绝王袍加身的伟人将在美丽的弗农山庄度过余年。1786年，也就是他回到家乡三年以后，新生的美国邦联面临着一场政治危机，8月1日，他在写给约翰·杰伊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短短数年，变化竟如此惊人。据闻，即使德高望重的人物也在无所顾忌地谈论君主政体。言论出自思想，再进一步即往往成为行动。这一步却是无法挽回和重大的一步！”“我虽已退出这个世界，但我坦率承认，我不能将自己置于漠不关心的旁观者的地位。”（同上，230页）

三年前，他拒绝了王袍加身，三年后，他虽身居乡间，却不容许他的祖国滑向君主制的泥潭，他不相信赢得了独立的美国人民无能自己管理自己，他不相信流血牺牲奋斗得来的建立于平等自由基础上的制度“不过是一种空想和无稽之谈”，作为美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坚决不希望发生这些“深以为忧的结果”，为了他参与选择和创立的这个制度，他再三犹豫之后，还是再次告别了心爱的家园，1787年5月9日早晨，他动身前去费城，参加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影响都极为深远的制宪会议，这一去又是8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徐友渔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冲破种种困难和阻力的过程中曲折前进的，每一步都伴随着思想上的对立和斗争。进入新世纪以来，“不争论”的闸门再也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对改革的质疑和批评越发公开，声音越来越大，有人说，上世纪80年代那种全民一致具有改革共识的局面现在没有了。从80年代到今天，思想分化越来越厉害，后来又与利益的分化交织在一起，在改革走到十字路口，“反思改革”成为各派社会思想的共同口号的今天，梳理改革以来社会思想的分化、流变，重建改革的共识，很有必要。
　　
　　“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

　　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左”的思想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主要干扰和危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这样，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以前因为“左”的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人们身在其中而没有自觉，那么在改革中，反“左”就是一种清醒的、自觉的努力，尽管这并没有保证防“左”反“左”一定能取得胜利。

　　很长一段时间，“左”派祭出的法宝都是追究“姓社姓资”，不论是自命为“砥柱中流”、“真理”的守护神，还是不断抛出“万言书”，他们都是以正统自居，以“和平演变”、“亡党亡国”危言耸听，他们视而不见、避而不谈的，是国家求强盛、人民求富裕的意愿，以及世界各国大发展、大竞争的百舸争流的局面。他们的有恃无恐源于“本本”和“天条”(偏偏不管“条条”中“发展生产力”这首要的一条)，他们像鸵鸟一样不愿面对实际，不愿面对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严峻。

　　老式的“左”的思想主要靠在体制内对上层产生影响而起作用，如果上层不予理睬(即“不争论”)，那它就无计可施，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腔调太陈旧，引不起人们的兴趣。不过，近年来它也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在社会不公、腐败严重、国有资产流失日益严重，广大群众在就医、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发出怨言时，这种思潮把重点转到了“为群众利益代言”方面，更有甚者，一旦“左”倾气温上升，它又提出“姓社姓资”的问题，帽子和棍子也随之而来。事实证明，“防‘左’反‘左’是长期任务”这话一点不假。
　　
　　老左新左都要败下阵来

　　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如果说老左是土生土长的，那么新左则是舶来品，它的思想资源出自当代西方左派，它的鼓吹者都是在西方学过洋理论的学者，它的受众以大学生为主。它把西方左派对自己社会的诊断和药方照搬到中国，断言中国已然是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因此中国的问题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比如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不是出自滥用权力，而是出于市场经济，出于跨国公司和国际资本；它认为中国要在现存的世界经济格局下求发展，要迎接和参与全球化就是屈服于霸权，甘当殖民地。

　　新左派以提倡“第二次思想解放”和“制度创新”为标榜，所谓“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要对化解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的第一次思想解放实行反拨；所谓“制度创新”，就是要抵制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另寻人类至今还没有的，具有“东方特色”或“中国特色”的新路。在这一点上，新左十分欣赏“大跃进”、“人民公社”，甚至“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痛苦和灾难的极“左”思想的产物视为开创新型文明的伟大尝试。

　　和老左一样，新左也抢占“社会公正”、“反贪反腐”的道德制高点，在这方面，他们做得很高明，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以至于造成了一种印象，似乎他们要的是大众民主，而他们的对立面只要个人自由和权利，他们是为工农群众代言，而其对立面只为经济精英和知识分子说话。一般人容易产生这样的误解，是因为在西方社会，以“新左派”等等为名称的思想派别与其他派别的区别大致上是如此，但人们往往忽视了，此左派非彼左派，正如此社会非彼社会。

　　在实际行动这个试金石面前，不论是老左还是新左都要败下阵来。他们的“站在群众一边”、“维护弱势群体利益”只是空喊的口号，在维权和维护司法公正等活动中，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身影，在揭露和批判行业垄断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舆论中，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声音。他们只是在观念和理论王国驰骋，对于扶助贫弱群众、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他们实际上是袖手旁观。
　　
　　有种思潮始终支持改革开放

　　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新知识而应用于中国现实的产物。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批评“左”倾思想。当然，思想阵线有分化，思想也会随形势变化、发展。实事求是地说，大部分新左在80年代是为改革开放摇旗呐喊的，他们的立场、观点在90年代初期或中期发生了变化，认为原来的问题——旧的体制问题，即斯大林模式引起的问题——已经过时，中国面临的新问题是市场经济带来的资本主义性质的问题，以前的问题根源在内部，是高度垄断、不受制约、常常被滥用的权力，而新问题则出自外部，是国际资本。最根本的分歧是对待市场经济的态度，一方将其视为恶的总根源，一方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出路。后者当然正视伴随市场化改革出现的种种问题，但认为那不是市场本身引起的，而是市场不规范所致，是权力干涉、扭曲市场机制的结果。基于这种认识，法治成为同样重要的目标，而权力的监督、制衡，个人自由、权利、财产的保障等等，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这样的立场，较为合适的称呼应该是“宪政民主”。

　　这种立场是随时间而演化、深入形成的。在80年代，它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它既是与市场化改革、全球化潮流相伴随的思潮，也是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舆论界在接受、消化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各种轮抖τ糜谥泄质档牟铩?br>　　
　　呼唤“文革”倾向值得注意

　　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美化“文革”、怀念“文革”，甚至呼唤“文革”的思想倾向。由于社会不公和搞特权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由于人们对于反腐败不力越来越失望，不少人认为，只有用“文革”的“四大”为武器，只有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倾向值得注意，我们有必要把“文革”的真相告诉人们，让大家知道所谓的“大民主”、所谓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到底是怎么回事。

　　目前的社会不公正、腐败等等根源何在，是市场还是旧体制，解决的方向在哪里？听听具有实际经验、处在工作第一线的人的意见是有益的。《南方周末》2006年10月26日登了一篇湖南前纪委书记杨敏之的访谈，他在力陈反腐的艰辛后总结说:“我国目前严重存在的腐败现象是依附在旧的体制上的，如果说十年艰辛的话，苦就苦在旧体制的困扰。反腐败实质上就是和旧体制、旧机制的反复较量……总的来说，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存在的体制问题，还要靠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
　　
　　提倡真诚理性健康的民族主义

　　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从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凸显为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语。有人认为，它的出现首先是因为80年代末国内巨大事变和紧接着的苏联东欧巨变，使得意识形态有求助于民族主义的需要；还有人主张，中国当代的现代化应该启用以儒家主流文化为基础的民族主义作为社会凝聚力与整合的资源。在今天，当“大国崛起”成为一个重要话题时，民族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不可避免的。

　　从理论上说，在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程中，民族主义可以起到凝聚人心、奋发向上的正面作用。但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它的负面作用恐怕大于正面作用。特别是当我们考察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1999年出版的《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时，可以清楚地看到许多人怀抱的民族主义情感中狂热和非理性的一面，他们认为，韬光养晦绝非上策，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可以以对抗方式在国际上显示实力的时候。

　　我们需要和提倡的，是真诚的、理性的、健康的民族主义，而不是虚假的、狭隘的、狂野的民族主义。有的人刚朝美国大使馆扔石头，过几天又挤到那里排签证，有的人为9·11恐怖主义袭击叫好，开瓶饮酒放鞭炮，半年后却在同胞面前炫耀自己移民成功。我们要的是在理解和尊重别人基础上的大度与自信，在国际准则框架内力争国家利益。
　　
　　倡导“政治儒学”是异想天开

　　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在民族主义升温的同时出现了国学热。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用整整一版发表报道《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提出“国学的再次兴起……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两天以后又在头版登出《久违了，“国学”！》。《光明日报》、《文汇报》等也发表了类似的报道和文章。因为有人扣意识形态帽子，第一次国学热无疾而终。从2004年起，以读经运动和人民大学建立国学院为标志，国学热再度兴起，并引起争论。

　　当前的“复兴国学”思潮有两种内容和指向。一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大家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不止一代人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几乎一无所知，国学在教育中、在人们生活常识中所占的地位和它应有的地位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就此而言，建立国学院，编写和出版教材、读本，提倡少儿读经，都是必要而有益的举措，这方面活动再多一些，声势再浩大一些，都是正常的、应当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的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使中国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改革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的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有人说，2006年是反思改革年，中国的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至少在思想层面上，可以说局面确实如此。应该承认，改革在民众中的信誉度和支持度有大幅度下降，改革的共识已不复存在。现在，用支持还是反对改革来区分人们的立场和观点已经失去意义，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GDP每年增长的百分比，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等等数字令人欢欣鼓舞，但这还不足以重建改革的共识。

　　达成改革的共识不需要用行政力量推行或压制上述思想的某个流派，改革从来就是在思想交锋中前进和调整方向的。改革的本质是从一元发展为多元，思想文化的多元、对立、争鸣是正常的、有益的。

　　关键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确实，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但那应该是有利于全民而非部分人的改革；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但那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我们应该避免特殊利益集团支配或干预改革的决策，我们应该不断地自问，改革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改革到底是为谁的利益。

　　C&K华盛顿讯：昨日，大约超过200万的美国民众在白宫门口请愿，他们强烈要求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中国石油总公司全体员工加入美国国籍成为美国永久公民。在现场，记者看到，情绪激动的请愿者打出各式各样不同口号的横幅，横幅上的口号主要有以下几种：“中石油，您好！”、“中石油，您辛苦了！”、“中石油是国际主义战士”、“没有中石油就没有新生活”、“强烈要求批准中石油全体员工加入美国国籍”。此次请愿最引人注目的是布什的妻子劳拉也在请愿者的队伍里。由于请愿人数众多，白宫门前的草坪被踩踏得惨不忍睹、一片狼籍。据不完全统计，在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中至少有超过600人被请愿的民众踩伤，还有大约70名的警察由于伤势严重，可能有生命危险。

　　请愿的民众代表泰森.富流油情绪激动地向记者表示，中石油这些年受够了委屈，为了美国广大股民的利益，冒着中国老百姓倾盆大雨般的口水，在国内坚决实施高油价政策，使得中国国内的油价就像芝麻开花节节升高，尤其是在中国政府提出构建和谐社会以来，中石油为了美国股民的利益，更是是奋不顾身，油价势如破竹、一飞冲天。

　　请愿的组织者之一，美国著名的股票投资商甄河蟹热泪盈